【文章略长，但值得大家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往下看】
这是一笔庞大的遗产，多达33种297件文物，足够修一个博物馆。他们曾经的主人是徐继畬，名著《瀛寰志略》的作者，清朝总理衙门大臣，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
徐继畬的遗嘱是：宁卖房卖地，不卖书籍字画。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个遗嘱被打破。为了解决徐继畬七世孙徐进伟的城市户口，住在山西省五台县的徐家向太原的三晋文化研究会捐赠了家传的绝大部分文物。山西省高级法院的民事卷宗的《徐惠云捐献的有关徐继畬的资料清单》对此有详细列举。
26年过去了，当年解决户口的愿望成为泡影，徐家捐赠出的绝大部分文物移交给了山西省博物馆(如今改名为山西博物院，以下均称为山西省博物馆)。还有近30件文物却在此前下落不明，至今无从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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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1989年，徐继畬第六代孙女徐惠云作了决定，要将这笔庞大的遗产捐赠给太原的三晋文化研究会。它们的回报是，三晋文化研究会帮助解决徐继畬七世孙徐进伟等人的城市户口。徐进伟家住五台县东冶镇东街村。
三晋文化研究会是1988年刚刚批准成立的社团法人，时任研究会副会长刘贯文分管学术部工作，此时还担任山西省社科院院长。
山西省高级法院的民事卷宗显示，捐赠后，徐继畬文物到了三晋文化研究会，被学术部保管。但实际上，学术部部长刘贯文成为徐继畬文物的实际占有者，文物中的文献资料直接放在刘贯文家里，包括徐继畬甲寅批注明代毛氏汲古阁版《后汉书》。该书后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徐批底本明毛氏汲古阁版《后汉书》为珍本，与《瀛环志略》为徐继畬著作中的双璧。徐继畬生前一直将其带在身边。民国四年，阎锡山出版《松龛先生全集》时，徐家拒不提供此书，阎只好惋惜地说：“先生以绝异之才，承尊人广轩先生家学，平生最笃嗜两汉书，尝有评释，未及访得。”
刘贯文家中还存放了徐继畬手稿《五台新志》。该书后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銮驾、执事木牌、木屏风等，也放在刘贯文办公室，其中包括徐继畬辛酉编《举隅集》残版30块。1999年10月五台博物馆出具证明，将徐继畬《举隅集》部分木刻印书版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很多很多文物，也是如此。
1999年11月11日下午，在刘贯文在家中向办案法官张纯承认，徐继畬文物很多的确在他手里，不过是做研究之用，“我手中保管的东西，是为三晋文化研究会保管。”
此外，接受法官调查时，徐继畬文物的一部分由山西省社科院干部崔正森保管。崔正森此前是三晋文化研究会学术部的人，但此时学术部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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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
文物捐赠后，户口却始终没有解决。如今已50岁的徐进伟依然是农民。
徐家于2000年将三晋文化研究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捐赠行为无效，想索回家里捐赠的文物。徐继畬文物捐赠案历经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太原市中级法院、山西省高级法院审判。太原市中级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山西省高级法院维持原判。这样，徐进伟处于一种既没有得到城市户口，又失去徐继畬文物的状态。
但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关于本次捐赠的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部分文物已经遗失，包括《乾隆四十二年诰封徐继畬曾祖父母圣旨》。
2001年2月21日，三晋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雷忠勤在山西省高院庭审时做了《徐继畬文物资料存放的现状》说明。该说明称，“还有25件资料，由于某种特定的暂时性原因，至今仍在继续整理中。我本人就参与了这一清理活动。”但该说明没有指出清理活动到底是什么，而是较模糊地提到，“把这一清理工作进行到底，包括必要时采用其他一切合法的手段和形式进行清理。”
2001年5月16日，山西省高院书面通知三晋文化研究会，要求限期将徐继畬的28件文物资料全部移交给山西省博物馆，否则将依法承担法律后果。
2001年5月31日，三晋文化研究会给时任山西省政法委书记杜玉林的报告中称，“其余文物资料，由于历时已久，其间学术部也有过人员变动，刘贯文早已退休，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不佳，记忆衰退，虽经查找小组努力查找，至今未能如数找到原件。”
刘贯文于2007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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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
当年山西省高院在作出判决时，给了山西省公安厅一份司法建议书，建议山西省公安厅对丢失的28件文物立案处理。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立即展开案前调查。警方发现，文物在三晋文化研究会存放时，未制作清单，也未安排专人负责保管。
1990年，三晋文化研究会与山西省博物馆共同举办了一次徐继畬生平文物展。在展览前，三晋文化研究会学术部的研究员尹协理将参展文物真品交给博物馆工作人员，山西省博物馆将部分徐继畬文物进行了临摹、复制。警方发现，三晋文化研究会和山西省博物馆均提供不出文物交接手续。山西省博物馆是否将参展真品归还了三晋文化研究会？面对警方问询，尹协理和山西省博物馆保管部、陈列部的工作人员均以“事情过去时间太长，细节想不起来”，不能说明。
此外，三晋文化研究会从未向山西省博物馆索要过参展文物真品，也从未向任何部门和单位提出过文物遗失问题。
警方也调查了刘贯文，但刘贯文彼时做心脏手术没有康复，不能讲话，最终没有取到材料。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也没有找到文物被盗窃、抢劫线索。
山西省公安厅认为，主要原因是三晋文化研究会文物管理上混乱，责任不清，制度不严所致，“徐继畬文物没有明确保管人、责任人。文物外借没有严格的审批制度，也没有严格交接手续。”
山西省公安厅最终认为立案依据不足，不予立案。三晋文化研究会相关负责人答复南都记者，遗失的28件文物仍然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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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讨
山西省高级法院2001年的判决书提到，上诉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提到上诉人徐进伟“可另择途径求得司法救济”。
山西省高级法院也向山西省文物局发送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山西省文物局依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给予徐进伟等四人合理、适当的经济补偿。在徐继畬后人徐进伟看来，这是一个没有执行的烂尾判决，纠纷至今没有解决。
2001年，在审案过程中，山西省高级法院委托山西省文物局对徐继畬文物进行了估价，对于三晋文化研究会移交给山西省博物馆的部分，最终估价为7.908万元。
徐继畬后人徐进伟认为这个估价畸轻，根本不能反映这批文物资料的实际价值。他托人对徐继畬文物进行了估价，达7.75亿元。徐进伟如今要求得到4000万元补偿。
对此，山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张慧国告诉南都记者，“是三晋文化研究会给我们文物的，正式给补偿，也只能给到三晋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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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7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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