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垃圾发电.

buyanfangqi · 发表于 2009-10-31 13:06

刘天昭:垃圾发电，我觉得好大一件事

垃圾焚烧发电这个事，说起来真是重大，可是似乎又很难把反对的力量聚集起来。来了禁另没写成，写点阅读摘要。简单说就是，可能产生的二恶英毒性很恐怖；国际上正在淘汰，我们正在兴起，政府主导推动的，强劲；我们的环保标准比国际上低太多，我们的实际污染情况又比标准严重太多；出现了环境维权，不都成功。

1、垃圾焚烧会产生二恶英，这个东西是一级致癌物，毒性大到恐怖，是砒霜的900倍。并且极难降解，在人体内的半衰期约为7到11年。　　

2、英、日、意等国的经验证明，垃圾焚烧厂严重威胁附近居民健康，更不要说工厂职工。英国研究表明，焚烧厂7.5公里范围内居民癌症发病率显著升高。
3、中国环保部规定，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境防护距离为300米。
4、现在的300米防护距离是怎么来的？专家赵章元说，“……最初我参加评审的时候,按照环保局的技术原则,是一千米,一千米以内不许有住户。后来有些地方上管理部门提意见,说这样就不好建了,能不能缩小点儿?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后来又缩到700米,不敢再减了。为什么呢?因为700米以内谁都没有把握。”

5、从法规上看，垃圾焚烧二恶英排放标准，中国是欧盟的10倍；从事实上看，2004年，中国实际同当量（焚烧同样多的垃圾）二恶英排放量是日本的47倍。
6、全中国只有两个实验室有能力检测排放物中二恶英的含量，技术上非常困难，所以政府承诺的环保达标之类的都是吹牛，根本没有监测能力，更不要说也没有监测动力。

7、国际上垃圾发电是个夕阳产业了。日本的垃圾焚烧炉从6000余座下降到1280座；美国的生活垃圾焚化炉从最高峰时的171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02座，并从1995年起再没有新建过一座垃圾焚烧厂；2007年，欧盟立法者以罕见的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
8、中国垃圾发电成了朝阳产业，正在大干快上，“十五”期间，国家已经在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建成垃圾焚烧发电厂近三十座，而按照国家“十一五” 规划要求，拟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还将有近60 座。各省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步伐也在加快，仅在福建一省，将在未来3 年中再建设20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发电无害化处理率将达到70% 的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9、2007年发改委于环保局发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鼓励焚烧处理技术。“到“十一五”末，东部地区设市城市的焚烧处理率不低于35%。”
10、垃圾发电有强劲的政策优惠：在税收方面，于2001年1月出台了对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实行"即征即退"的增值税政策；在融资方面，要求银行优先安排大型垃圾发电厂项目的建设贷款，国家给予2％的财政贴息；另外，在电力调度上保证垃圾发电厂满负荷发电，并给予优惠的售电价格；各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12、越来越多的垃圾需要处理，这也是政府方面大力推进垃圾焚烧发电的一个理由。事实上，垃圾焚烧的替代方案表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简单讲就是垃圾分类、垃圾回收转化。加拿大埃德蒙顿市，70%的家居垃圾进行了回收和用于生产堆肥。美国加洲垃圾回收转化率已经接近50%，旧金山市达到68%，并预计在2010年达到75%。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

13、至少我已经查到有北京六里屯、高安屯、阿苏卫、上海浦东御桥、浙江嘉兴这些地方，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的居民发起了维权活动。广州番禺，算不算呢。

相关链接：

1、志愿者做的一个PPT，大城市大规模兴建垃圾焚烧厂隐患巨大
2、南方周末，垃圾焚烧，是出路还是歧路
3、央视经济半小时，垃圾焚烧将产生一级致癌物

莽娃儿 · 发表于 2009-10-31 13:40

[em60]坚绝反对在南充建垃圾焚烧电厂！

孤独畅想 · 发表于 2009-10-31 13:33

坚决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buyanfangqi · 发表于 2009-11-1 20:04

如果不搞好垃圾分类就盲目购买大批焚烧炉，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实习记者马李灵珊

如果不搞好垃圾分类就盲目购买大批焚烧炉，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实习记者马李灵珊 66岁的赵章元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为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专家，多年来一直奔走在垃圾禁焚的第一线。人物周刊：政府何时开始全面推行垃圾焚烧的处理方法？赵章元：早在2005年前，国家制定“十一五”计划时，政府部门看到焚烧减量的优点，觉得是个好方法，决定要大力提倡。几年后，大家慢慢发现那些焚烧大国都出了问题，当地居民得癌症的几率大了很多，而且空气和土壤中的二恶英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含量都高了许多，焚烧发电在国外慢慢变成夕阳产业。所以开始有呼吁政府不要焚烧了，但推广计划早已定下来。人物周刊：有种观点是，现在的垃圾问题已经很严重，不焚烧的话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做垃圾分类也来不及了。赵章元：我10年前就听过这种说法。这一直是管理部门的搪塞话，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个原因。六里屯垃圾场当年选址就说“情况紧急”，一直急到今天，并没有看到哪个是真急。再过几年，这个问题会更严重，还会“急”。管理部门只是空喊，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才会导致这个局面。如果从现在起认真实行分类、回收的话，情况会慢慢好转。但如果还是这个管理和操作水平去焚烧，再过几年情况会更糟糕，更危险！人物周刊：也有一种说法，垃圾焚烧严格控制的话，不会产生二恶英。赵章元：是

66岁的赵章元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为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专家，多年来一直奔走在垃圾禁焚的第一线。

人物周刊：政府何时开始全面推行垃圾焚烧的处理方法？

赵章元：早在2005年前，国家制定“十一五”计划时，政府部门看到焚烧减量的优点，觉得是个好方法，决定要大力提倡。几年后，大家慢慢发现那些焚烧大国都出了问题，当地居民得癌症的几率大了很多，而且空气和土壤中的二恶英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含量都高了许多，焚烧发电在国外慢慢变成夕阳产业。所以开始有呼吁政府不要焚烧了，但推广计划早已定下来。

人物周刊：有种观点是，现在的垃圾问题已经很严重，不焚烧的话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做垃圾分类也来不及了。

赵章元：我10年前就听过这种说法。这一直是管理部门的搪塞话，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个原因。六里屯垃圾场当年选址就说“情况紧急”，一直急到今天，并没有看到哪个是真急。再过几年，这个问题会更严重，还会“急”。管理部门只是空喊，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才会导致这个局面。如果从现在起认真实行分类、回收的话，情况会慢慢好转。但如果还是这个管理和操作水平去焚烧，再过几年情况会更糟糕，更危险！

人物周刊：也有一种说法，垃圾焚烧严格控制的话，不会产生二恶英。

如果不搞好垃圾分类就盲目购买大批焚烧炉，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实习记者马李灵珊 66岁的赵章元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研究室主任，为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专家，多年来一直奔走在垃圾禁焚的第一线。人物周刊：政府何时开始全面推行垃圾焚烧的处理方法？赵章元：早在2005年前，国家制定“十一五”计划时，政府部门看到焚烧减量的优点，觉得是个好方法，决定要大力提倡。几年后，大家慢慢发现那些焚烧大国都出了问题，当地居民得癌症的几率大了很多，而且空气和土壤中的二恶英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含量都高了许多，焚烧发电在国外慢慢变成夕阳产业。所以开始有呼吁政府不要焚烧了，但推广计划早已定下来。人物周刊：有种观点是，现在的垃圾问题已经很严重，不焚烧的话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做垃圾分类也来不及了。赵章元：我10年前就听过这种说法。这一直是管理部门的搪塞话，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个原因。六里屯垃圾场当年选址就说“情况紧急”，一直急到今天，并没有看到哪个是真急。再过几年，这个问题会更严重，还会“急”。管理部门只是空喊，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才会导致这个局面。如果从现在起认真实行分类、回收的话，情况会慢慢好转。但如果还是这个管理和操作水平去焚烧，再过几年情况会更糟糕，更危险！人物周刊：也有一种说法，垃圾焚烧严格控制的话，不会产生二恶英。赵章元：是

赵章元：是的，许多是来自广告宣传。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焚化炉生产商在本国已经没有市场，所以大举进攻中国，和既得利益者相勾结。就形成这个“广告语言”。

实际上，不可能“根本不产生二恶英”。理论上，在320-850度之间不会产生二恶英，但现实操作中根本无法做到。尤其我们现在是把所有垃圾放在一起焚烧，就更难控制温度了。日本已经操作了很多年，控制很严格，但是污染仍然存在，依然严重。何况我们国家在垃圾分类上空喊十多年也没有做到，以后就真的能做到么？

人物周刊：垃圾焚烧后，对居民和环境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类氯化物而来的。但塑料的体积有时占到了垃圾的一半。不过，只要我们做好了回收，可燃烧垃圾减少了，危害也会减少。如果不搞好垃圾分类就盲目购买大批焚烧炉，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人物周刊：垃圾分类一直没有执行下去，您觉得原因何在？赵章元：根本原因是政府负责人不重视，在这方面的投入少。只有等它变成一颗定时炸弹，才会受到重视。有些地方，环保志愿者去做垃圾分类，结果到处理终端又混到一起，很让人伤心。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唤起政府和民众真正的足够重视。人物周刊：国家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赵章元：有的，像“要推进垃圾分类”、“提倡资源化利用”、“达标排放”，这些话都有，就没有去认真做了。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政府不作为现象相当严重。

赵章元：从科学角度分析，垃圾焚烧实质上就是把固态变成了气态，表面上这个固体减量了，其实只是假象。1吨的垃圾焚烧后会转变成4000-7000立方米的气体到空中。这些气体有一部分在空中被降解了，但相当一部分，包括二恶英和几十种有害的气体，是无法降解的。这些气体吸附在颗粒物上，受地球引力影响又回到地面，在空气里，还有土壤里聚集。它会波及到全世界，没有边界的。当然离得近就更倒霉。

人物周刊：那是不是如果严格垃圾分类了之后，垃圾就算焚烧了，危害也会减少？

赵章元：对，应该说严格分类后，也没有多少可以烧的。很多东西比如纸张、塑料、餐厨有机物等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这些东西是不应该被烧的。垃圾减量后污染危害必然会减少。而且只要不烧塑料，二恶英的产生就少了。二恶英就是燃烧塑料类氯化物而来的。但塑料的体积有时占到了垃圾的一半。不过，只要我们做好了回收，可燃烧垃圾减少了，危害也会减少。如果不搞好垃圾分类就盲目购买大批焚烧炉，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人物周刊：垃圾分类一直没有执行下去，您觉得原因何在？

赵章元：根本原因是政府负责人不重视，在这方面的投入少。只有等它变成一颗定时炸弹，才会受到重视。有些地方，环保志愿者去做垃圾分类，结果到处理终端又混到一起，很让人伤心。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唤起政府和民众真正的足够重视。

人物周刊：国家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类氯化物而来的。但塑料的体积有时占到了垃圾的一半。不过，只要我们做好了回收，可燃烧垃圾减少了，危害也会减少。如果不搞好垃圾分类就盲目购买大批焚烧炉，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人物周刊：垃圾分类一直没有执行下去，您觉得原因何在？赵章元：根本原因是政府负责人不重视，在这方面的投入少。只有等它变成一颗定时炸弹，才会受到重视。有些地方，环保志愿者去做垃圾分类，结果到处理终端又混到一起，很让人伤心。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唤起政府和民众真正的足够重视。人物周刊：国家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赵章元：有的，像“要推进垃圾分类”、“提倡资源化利用”、“达标排放”，这些话都有，就没有去认真做了。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政府不作为现象相当严重。

赵章元：有的，像“要推进垃圾分类”、“提倡资源化利用”、“达标排放”，这些话都有，就没有去认真做了。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政府不作为现象相当严重。

buyanfangqi · 发表于 2009-11-1 20:05

在居民与垃圾焚化炉的对抗上，台湾已经有了前车之鉴

特约撰稿刘天昭本刊记者曾繁旭

政府推动

台湾大规模推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是在1980年代。从1984年的《都市垃圾方案》开始，“焚化”就一直是台湾政府制订的“中长程垃圾处理方式”，焚化炉的兴建计划开始在台湾各地推动。1987年，“环保署”成立，之后不久核定了21座焚化炉，总处理量21900公吨/日，预定在1996年前达到垃圾焚化率50%以上的目标。

作为一项重要环境政策，焚化炉多年来被台湾政府视为解决发展与环保冲突的一项“科技产业”，得到政府以多种方式培植和推动，包括为厂商提供优惠贷款、保证利润、奖励投资、甚至承担兴建费等。

化厂的兴建多为本土大财团与国外焚化炉公司合作，庞大的利益都流向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焚化炉无法提供较多的当地工作机会。经由这些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焚化炉不只污染住在周边的居民，而是会透过食物、饮水进入每一个台湾人身体里”。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威胁，都有参与反对运动的诱因与动机。抗争的结果经过一次次的交流、串联行动，“团结”的效果逐渐展现，民间团体在与政策制订者互动时正当性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2年9月13日，台湾反焚化炉联盟在台东成立。 2002年10月28日，100多个民间团体联署要求“立法院”删除与冻结焚化炉预算共计33.064亿台币。“立法院”审预算期间，民间反焚化炉团体密集动作，以动员民众抗议、开记者会、鼓励公民机构参与公听会等方式持续对环保署施压，最后“环保署”同意邀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民间团体召开“全台废弃物处理高峰会”，检讨废弃物处理政策。高峰会会议上，“立法院”永续会提出4点诉求作为总结：立刻停止未完工焚化炉的兴建；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推动全国的资源回收及厨余处理；焚化炉的操作信息，必须完全公开给社会监督；加强地方及社区参与机制以监督焚化炉管理，且二恶英排放后果严重，对操作厂商的要求及管理，必须大幅加强。与政策诉求同步，台湾各地反对焚化炉的个案抗争也陆续取得进展。比如高雄市美浓地区的小型焚化炉，1999年9月开始运转，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2004年7月，日友公司（在美浓建设垃圾焚化炉的公司）开始拆解美浓焚化炉，据现场员工表示，焚化炉要运往大陆组装建厂。” （本文资料主要参考自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研究生林怡莹的《环境风险、环境运动与媒体》，特此致谢）

在推动焚化炉兴建计划时，台湾政府列出7大原因。在宣传口吻中，对于焚化炉到底产生哪些“二次公害”，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却从未说明。直到1992年台湾第一座焚化炉开始运作，台湾才制订出《废弃物焚化炉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但该标准竟没有规范二恶英。

民间反弹

在政府大力推动焚化炉建设的同时，关注焚化炉问题的环保团体与抵抗焚化炉进驻社区的草根组织开始反弹：环保团体运用科学、法律、媒体等机制揭穿“焚化炉神话”，社区组织则以草根政治实力抵挡焚化炉进驻家园。

化厂的兴建多为本土大财团与国外焚化炉公司合作，庞大的利益都流向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焚化炉无法提供较多的当地工作机会。经由这些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焚化炉不只污染住在周边的居民，而是会透过食物、饮水进入每一个台湾人身体里”。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威胁，都有参与反对运动的诱因与动机。抗争的结果经过一次次的交流、串联行动，“团结”的效果逐渐展现，民间团体在与政策制订者互动时正当性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2年9月13日，台湾反焚化炉联盟在台东成立。 2002年10月28日，100多个民间团体联署要求“立法院”删除与冻结焚化炉预算共计33.064亿台币。“立法院”审预算期间，民间反焚化炉团体密集动作，以动员民众抗议、开记者会、鼓励公民机构参与公听会等方式持续对环保署施压，最后“环保署”同意邀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民间团体召开“全台废弃物处理高峰会”，检讨废弃物处理政策。高峰会会议上，“立法院”永续会提出4点诉求作为总结：立刻停止未完工焚化炉的兴建；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推动全国的资源回收及厨余处理；焚化炉的操作信息，必须完全公开给社会监督；加强地方及社区参与机制以监督焚化炉管理，且二恶英排放后果严重，对操作厂商的要求及管理，必须大幅加强。与政策诉求同步，台湾各地反对焚化炉的个案抗争也陆续取得进展。比如高雄市美浓地区的小型焚化炉，1999年9月开始运转，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2004年7月，日友公司（在美浓建设垃圾焚化炉的公司）开始拆解美浓焚化炉，据现场员工表示，焚化炉要运往大陆组装建厂。” （本文资料主要参考自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研究生林怡莹的《环境风险、环境运动与媒体》，特此致谢）

1980年代末，焚烧废电缆产生二恶英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台湾绿色和平组织就两度发出焚化炉亦会产生世纪之毒——二恶英的警告。

之后，“新环境基金会”也召开记者会批判焚化炉不是万灵妙药，而是“剧毒炼制炉”，不但针对环保署推动焚化炉所声称的优点一一予以驳斥，并提出替代方案堆肥法，呼吁以堆肥取代焚化。

1995年，台湾首度有焚化炉二恶英排放的数据出现，证实环保团体所言不虚。一些长期关注焚化炉问题的环保团体，开始痛批台湾政府过去都在说谎。在那之前，“环保署”每次都以“二恶英去除率已达99.99%”的“标准答案”来搪塞。

1999年是台湾焚化炉污染最受瞩目的一年，许多关键性事件都在这一年发生。

6月9日，环品会提出台湾焚化炉排放超量二恶英的问题，迫使环保署在之后的“世纪之毒——二恶英在台湾”听证会中承诺，将自7月1日起全面监测运转中焚化炉周边空气的二恶英浓度。

12月5日，环品会公布“台北市的焚化炉致癌负担是美国加州标准的两千多倍”的研究数据，震惊台湾。这项研究是环品会委托中鼎工程公司与嘉南技术学院环工系教授分别对台湾当时运转中的5座焚化炉进行评估，再由台大职业医学与工业卫生研究所所长评析得出的结论。

识和论断工具推广到环保团体和参与抗争的草根组织，促成社区之间的互相交流，使得反焚化炉行动可以在短短几年内，从各地的独立抗争加温为全台团体串联的景象，迫使政府不得不在整体政策规划上重新检讨焚化炉政策，并取消一些没必要兴建的计划。反对焚烧的论断在实际参与反焚化运动的过程中，台湾反对者不但逐步引入西方国家反对焚化炉的一套知识，更进一步发展出契合台湾社区脉络的知识，成为反焚化炉运动批判政府政策的有力武器。反对焚化炉的团体指出，焚化炉并不如鼓吹者所声称的那么干净，反而制造了更多污染。其次，焚化并非唯一的选择，却是最昂贵、最不环保的选择。这些批评性的论断包括了技术批判和必要性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焚化炉中的利益结构以及政府的发展主义与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技术批判方面，反对团体力求专业，反对者在理论与实证上都提出反证，指出这个“科技”背后存在着许多“成熟的技术仍不能解决的问题”。反对者指出，焚化炉实际上就是一座炼毒炉，它将原本无毒、肉眼看得见的垃圾转变成剧毒、看不见的气体和灰渣，释放到环境中的物质包括二恶英等致癌物质以及铅、镉、锡、锌等多种重金属。而且，焚化炉的污染防治设备上，不同的防污科技之间可能存在互相抵消的问题。比如，新式焚化炉多配有干式石灰洗烟塔加上织布滤网，因其对于二恶英的去除很有帮助，但却完全无法吸附水银，让大部分的水银从烟囱溜走。进一步，即使砸下重金配置高级的空气污染防治设备，仍无法解决灰渣这个难题。目前灰渣的处理方式大致分为掩埋和再利用两种。灰渣含有剧毒，必须埋在昂贵的、可随时监控、防止渗漏的掩埋场，但大部分时候都因为成本考量而将之埋在传统的掩埋场，造成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另一个出路是将灰渣制成路面基材、鱼礁、削波块、建筑用混凝土块，甚至瓷砖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用品。这让焚化污染更深入地渗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更重要的是，风险评估几乎都是以“在最完美的操作情况下”为前提，忽略人为疏失因素。很明显，不熟悉操作情况、疏忽、协调不佳等非意图因素难以杜绝，而一旦疏失其后果就非常严重。更为可怕的是，厂商基于成本考量有充分的动机来制造“疏失”：省去活性碳喷附、对象消耗或故障不予维修、未做好进厂管制、让焚烧后产生严重污染的废弃物进厂焚化……这些结构性的人为因素更是难以控制。必要性批判是另一重要方面。破解焚化炉干净、无污染的科技神话，必须证明焚化炉不是“一定要的”，更不是“目前最好或不得不然的选择”。反对焚化炉团体指出，焚化炉不经济，从规划到除役，需耗经费相当高昂，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焚化炉排挤了更好的垃圾处理方式，源头减量、资源回收与有机物堆肥才是对环境友善、省能省钱的选择。技术批判和必要性批判都揭穿了政府的谎言，在此基础上，反对焚化炉团体的批判直指“经济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极大化逻辑，以及官方保守、怕事、迷信的态度。同时，反对团体也指出，垃圾焚化处理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台湾焚

1999年7月16日，环保联盟台北分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前身）与看守台湾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看守台湾”）邀请美国反焚化炉专家Paul Connet 来台巡回演讲。

在Paul Connet博士到台湾各地演讲之际，看守台湾与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从西方国家引入整套的反焚化炉科学知识与论断，编成《打破焚化炉的神话——你所不知道的焚化炉》手册，成为日后各社区的“反焚化炉启蒙”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秘密武器”。这套知识和论断工具推广到环保团体和参与抗争的草根组织，促成社区之间的互相交流，使得反焚化炉行动可以在短短几年内，从各地的独立抗争加温为全台团体串联的景象，迫使政府不得不在整体政策规划上重新检讨焚化炉政策，并取消一些没必要兴建的计划。

反对焚烧的论断

化厂的兴建多为本土大财团与国外焚化炉公司合作，庞大的利益都流向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焚化炉无法提供较多的当地工作机会。经由这些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焚化炉不只污染住在周边的居民，而是会透过食物、饮水进入每一个台湾人身体里”。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威胁，都有参与反对运动的诱因与动机。抗争的结果经过一次次的交流、串联行动，“团结”的效果逐渐展现，民间团体在与政策制订者互动时正当性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2年9月13日，台湾反焚化炉联盟在台东成立。 2002年10月28日，100多个民间团体联署要求“立法院”删除与冻结焚化炉预算共计33.064亿台币。“立法院”审预算期间，民间反焚化炉团体密集动作，以动员民众抗议、开记者会、鼓励公民机构参与公听会等方式持续对环保署施压，最后“环保署”同意邀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民间团体召开“全台废弃物处理高峰会”，检讨废弃物处理政策。高峰会会议上，“立法院”永续会提出4点诉求作为总结：立刻停止未完工焚化炉的兴建；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推动全国的资源回收及厨余处理；焚化炉的操作信息，必须完全公开给社会监督；加强地方及社区参与机制以监督焚化炉管理，且二恶英排放后果严重，对操作厂商的要求及管理，必须大幅加强。与政策诉求同步，台湾各地反对焚化炉的个案抗争也陆续取得进展。比如高雄市美浓地区的小型焚化炉，1999年9月开始运转，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2004年7月，日友公司（在美浓建设垃圾焚化炉的公司）开始拆解美浓焚化炉，据现场员工表示，焚化炉要运往大陆组装建厂。” （本文资料主要参考自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研究生林怡莹的《环境风险、环境运动与媒体》，特此致谢）

在实际参与反焚化运动的过程中，台湾反对者不但逐步引入西方国家反对焚化炉的一套知识，更进一步发展出契合台湾社区脉络的知识，成为反焚化炉运动批判政府政策的有力武器。

反对焚化炉的团体指出，焚化炉并不如鼓吹者所声称的那么干净，反而制造了更多污染。其次，焚化并非唯一的选择，却是最昂贵、最不环保的选择。这些批评性的论断包括了技术批判和必要性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焚化炉中的利益结构以及政府的发展主义与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

在技术批判方面，反对团体力求专业，反对者在理论与实证上都提出反证，指出这个“科技”背后存在着许多“成熟的技术仍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居民与垃圾焚化炉的对抗上，台湾已经有了前车之鉴特约撰稿刘天昭本刊记者曾繁旭政府推动台湾大规模推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是在1980年代。从1984年的《都市垃圾方案》开始，“焚化”就一直是台湾政府制订的“中长程垃圾处理方式”，焚化炉的兴建计划开始在台湾各地推动。1987年，“环保署”成立，之后不久核定了21座焚化炉，总处理量21900公吨日，预定在1996年前达到垃圾焚化率50%以上的目标。作为一项重要环境政策，焚化炉多年来被台湾政府视为解决发展与环保冲突的一项“科技产业”，得到政府以多种方式培植和推动，包括为厂商提供优惠贷款、保证利润、奖励投资、甚至承担兴建费等。在推动焚化炉兴建计划时，台湾政府列出7大原因。在宣传口吻中，对于焚化炉到底产生哪些“二次公害”，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却从未说明。直到1992年台湾第一座焚化炉开始运作，台湾才制订出《废弃物焚化炉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但该标准竟没有规范二恶英。民间反弹在政府大力推动焚化炉建设的同时，关注焚化炉问题的环保团体与抵抗焚化炉进驻社区的草根组织开始反弹：环保团体运用科学、法律、媒体等机制揭穿“焚化炉神话”，社区组织则以草根政治实力抵挡焚化炉进驻家园。 1980年代末，焚烧废电缆产生二恶英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台湾绿色和平组织就两度发出焚化炉亦会产生世纪之毒——二恶英的警告。之后，“新环境基金会”也召开记者会批判焚化炉不是万灵妙药，而是“剧毒炼制炉”，不但针对环保署推动焚化炉所声称的优点一一予以驳斥，并提出替代方案堆肥法，呼吁以堆肥取代焚化。 1995年，台湾首度有焚化炉二恶英排放的数据出现，证实环保团体所言不虚。一些长期关注焚化炉问题的环保团体，开始痛批台湾政府过去都在说谎。在那之前，“环保署”每次都以“二恶英去除率已达99.99%”的“标准答案”来搪塞。 1999年是台湾焚化炉污染最受瞩目的一年，许多关键性事件都在这一年发生。 6月9日，环品会提出台湾焚化炉排放超量二恶英的问题，迫使环保署在之后的“世纪之毒——二恶英在台湾”听证会中承诺，将自7月1日起全面监测运转中焚化炉周边空气的二恶英浓度。 12月5日，环品会公布“台北市的焚化炉致癌负担是美国加州标准的两千多倍”的研究数据，震惊台湾。这项研究是环品会委托中鼎工程公司与嘉南技术学院环工系教授分别对台湾当时运转中的5座焚化炉进行评估，再由台大职业医学与工业卫生研究所所长评析得出的结论。 1999年7月16日，环保联盟台北分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前身）与看守台湾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看守台湾”）邀请美国反焚化炉专家Paul Connet 来台巡回演讲。在Paul Connet博士到台湾各地演讲之际，看守台湾与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从西方国家引入整套的反焚化炉科学知识与论断，编成《打破焚化炉的神话——你所不知道的焚化炉》手册，成为日后各社区的“反焚化炉启蒙”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秘密武器”。这套知

反对者指出，焚化炉实际上就是一座炼毒炉，它将原本无毒、肉眼看得见的垃圾转变成剧毒、看不见的气体和灰渣，释放到环境中的物质包括二恶英等致癌物质以及铅、镉、锡、锌等多种重金属。

而且，焚化炉的污染防治设备上，不同的防污科技之间可能存在互相抵消的问题。比如，新式焚化炉多配有干式石灰洗烟塔加上织布滤网，因其对于二恶英的去除很有帮助，但却完全无法吸附水银，让大部分的水银从烟囱溜走。

进一步，即使砸下重金配置高级的空气污染防治设备，仍无法解决灰渣这个难题。目前灰渣的处理方式大致分为掩埋和再利用两种。灰渣含有剧毒，必须埋在昂贵的、可随时监控、防止渗漏的掩埋场，但大部分时候都因为成本考量而将之埋在传统的掩埋场，造成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另一个出路是将灰渣制成路面基材、鱼礁、削波块、建筑用混凝土块，甚至瓷砖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用品。这让焚化污染更深入地渗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更重要的是，风险评估几乎都是以“在最完美的操作情况下”为前提，忽略人为疏失因素。很明显，不熟悉操作情况、疏忽、协调不佳等非意图因素难以杜绝，而一旦疏失其后果就非常严重。更为可怕的是，厂商基于成本考量有充分的动机来制造“疏失”：省去活性碳喷附、对象消耗或故障不予维修、未做好进厂管制、让焚烧后产生严重污染的废弃物进厂焚化……这些结构性的人为因素更是难以控制。

必要性批判是另一重要方面。破解焚化炉干净、无污染的科技神话，必须证明焚化炉不是“一定要的”，更不是“目前最好或不得不然的选择”。

反对焚化炉团体指出，焚化炉不经济，从规划到除役，需耗经费相当高昂，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焚化炉排挤了更好的垃圾处理方式，源头减量、资源回收与有机物堆肥才是对环境友善、省能省钱的选择。

在居民与垃圾焚化炉的对抗上，台湾已经有了前车之鉴特约撰稿刘天昭本刊记者曾繁旭政府推动台湾大规模推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是在1980年代。从1984年的《都市垃圾方案》开始，“焚化”就一直是台湾政府制订的“中长程垃圾处理方式”，焚化炉的兴建计划开始在台湾各地推动。1987年，“环保署”成立，之后不久核定了21座焚化炉，总处理量21900公吨日，预定在1996年前达到垃圾焚化率50%以上的目标。作为一项重要环境政策，焚化炉多年来被台湾政府视为解决发展与环保冲突的一项“科技产业”，得到政府以多种方式培植和推动，包括为厂商提供优惠贷款、保证利润、奖励投资、甚至承担兴建费等。在推动焚化炉兴建计划时，台湾政府列出7大原因。在宣传口吻中，对于焚化炉到底产生哪些“二次公害”，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却从未说明。直到1992年台湾第一座焚化炉开始运作，台湾才制订出《废弃物焚化炉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但该标准竟没有规范二恶英。民间反弹在政府大力推动焚化炉建设的同时，关注焚化炉问题的环保团体与抵抗焚化炉进驻社区的草根组织开始反弹：环保团体运用科学、法律、媒体等机制揭穿“焚化炉神话”，社区组织则以草根政治实力抵挡焚化炉进驻家园。 1980年代末，焚烧废电缆产生二恶英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台湾绿色和平组织就两度发出焚化炉亦会产生世纪之毒——二恶英的警告。之后，“新环境基金会”也召开记者会批判焚化炉不是万灵妙药，而是“剧毒炼制炉”，不但针对环保署推动焚化炉所声称的优点一一予以驳斥，并提出替代方案堆肥法，呼吁以堆肥取代焚化。 1995年，台湾首度有焚化炉二恶英排放的数据出现，证实环保团体所言不虚。一些长期关注焚化炉问题的环保团体，开始痛批台湾政府过去都在说谎。在那之前，“环保署”每次都以“二恶英去除率已达99.99%”的“标准答案”来搪塞。 1999年是台湾焚化炉污染最受瞩目的一年，许多关键性事件都在这一年发生。 6月9日，环品会提出台湾焚化炉排放超量二恶英的问题，迫使环保署在之后的“世纪之毒——二恶英在台湾”听证会中承诺，将自7月1日起全面监测运转中焚化炉周边空气的二恶英浓度。 12月5日，环品会公布“台北市的焚化炉致癌负担是美国加州标准的两千多倍”的研究数据，震惊台湾。这项研究是环品会委托中鼎工程公司与嘉南技术学院环工系教授分别对台湾当时运转中的5座焚化炉进行评估，再由台大职业医学与工业卫生研究所所长评析得出的结论。 1999年7月16日，环保联盟台北分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前身）与看守台湾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看守台湾”）邀请美国反焚化炉专家Paul Connet 来台巡回演讲。在Paul Connet博士到台湾各地演讲之际，看守台湾与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从西方国家引入整套的反焚化炉科学知识与论断，编成《打破焚化炉的神话——你所不知道的焚化炉》手册，成为日后各社区的“反焚化炉启蒙”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秘密武器”。这套知

技术批判和必要性批判都揭穿了政府的谎言，在此基础上，反对焚化炉团体的批判直指“经济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极大化逻辑，以及官方保守、怕事、迷信的态度。同时，反对团体也指出，垃圾焚化处理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台湾焚化厂的兴建多为本土大财团与国外焚化炉公司合作，庞大的利益都流向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焚化炉无法提供较多的当地工作机会。

经由这些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焚化炉不只污染住在周边的居民，而是会透过食物、饮水进入每一个台湾人身体里”。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威胁，都有参与反对运动的诱因与动机。

抗争的结果

化厂的兴建多为本土大财团与国外焚化炉公司合作，庞大的利益都流向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焚化炉无法提供较多的当地工作机会。经由这些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焚化炉不只污染住在周边的居民，而是会透过食物、饮水进入每一个台湾人身体里”。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威胁，都有参与反对运动的诱因与动机。抗争的结果经过一次次的交流、串联行动，“团结”的效果逐渐展现，民间团体在与政策制订者互动时正当性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2年9月13日，台湾反焚化炉联盟在台东成立。 2002年10月28日，100多个民间团体联署要求“立法院”删除与冻结焚化炉预算共计33.064亿台币。“立法院”审预算期间，民间反焚化炉团体密集动作，以动员民众抗议、开记者会、鼓励公民机构参与公听会等方式持续对环保署施压，最后“环保署”同意邀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民间团体召开“全台废弃物处理高峰会”，检讨废弃物处理政策。高峰会会议上，“立法院”永续会提出4点诉求作为总结：立刻停止未完工焚化炉的兴建；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推动全国的资源回收及厨余处理；焚化炉的操作信息，必须完全公开给社会监督；加强地方及社区参与机制以监督焚化炉管理，且二恶英排放后果严重，对操作厂商的要求及管理，必须大幅加强。与政策诉求同步，台湾各地反对焚化炉的个案抗争也陆续取得进展。比如高雄市美浓地区的小型焚化炉，1999年9月开始运转，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2004年7月，日友公司（在美浓建设垃圾焚化炉的公司）开始拆解美浓焚化炉，据现场员工表示，焚化炉要运往大陆组装建厂。” （本文资料主要参考自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研究生林怡莹的《环境风险、环境运动与媒体》，特此致谢）

经过一次次的交流、串联行动，“团结”的效果逐渐展现，民间团体在与政策制订者互动时正当性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2年9月13日，台湾反焚化炉联盟在台东成立。

2002年10月28日，100多个民间团体联署要求“立法院”删除与冻结焚化炉预算共计33.064亿台币。“立法院”审预算期间，民间反焚化炉团体密集动作，以动员民众抗议、开记者会、鼓励公民机构参与公听会等方式持续对环保署施压，最后“环保署”同意邀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民间团体召开“全台废弃物处理高峰会”，检讨废弃物处理政策。

高峰会会议上，“立法院”永续会提出4点诉求作为总结：立刻停止未完工焚化炉的兴建；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推动全国的资源回收及厨余处理；焚化炉的操作信息，必须完全公开给社会监督；加强地方及社区参与机制以监督焚化炉管理，且二恶英排放后果严重，对操作厂商的要求及管理，必须大幅加强。

与政策诉求同步，台湾各地反对焚化炉的个案抗争也陆续取得进展。比如高雄市美浓地区的小型焚化炉，1999年9月开始运转，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2004年7月，日友公司（在美浓建设垃圾焚化炉的公司）开始拆解美浓焚化炉，据现场员工表示，焚化炉要运往大陆组装建厂。”

（本文资料主要参考自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研究生林怡莹的《环境风险、环境运动与媒体》，特此致谢）

buyanfangqi · 发表于 2009-11-1 20:06

高温和所谓的高科技还是不可避免二恶英

关于高温就可以避免二恶英的评论，我又认真学习了一下：

1、赵章元教授说：“二恶英是一种难降解的致癌物，它主要是垃圾燃烧排放物降温时经过850℃~200℃度之间时生成的；降温速度越快，生成的就越少。建垃圾焚烧厂是有风险的，即便是采取了最先进技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国内外多年实践表明，防止被焚烧的气体在急剧降温过程中产生二恶英的技术以及吸附消纳二恶英的技术，虽然在理论上是清楚的，但在实践中的效果至今尚不能令人满意，而失败的教训却很多。如果希望利用这个热量来发电，就更不可能很快地降温。”

2、全国政协委员周晋峰在其提案中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由于有机物多(果皮及剩饭菜等)，含水量较大而热值较低，在焚烧过程中难以达到理想高温，并且含大量塑料袋及餐盒等塑料制品，在焚烧时更易产生二恶英。”（周晋峰：1980-1984 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84-1986 北京大学第一名免试直读博士生(化学系)；1986-1987 国家教育部公派，北京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化学系第一名免试联合培养博士，获北京大学、美国普渡大学联合授予博士学位；1986年获联合国确认极有前途青年科学家称号；）

buyanfangqi · 发表于 2009-11-1 20:11

南都社评 :番禺垃圾发电厂环评要民主公开

广州在番禺新建垃圾焚烧厂的动议引起周边市民不安。因应规划地小区业主的反对意见，市环保局和建设委近日先后表态，承诺项目未通过环评绝不会开工运营。承建公司重申使用先进设备控制焚烧中产生的污染问题。番禺区政府答应召开新闻会，联同环评单位和专家作进一步回应。业主代表已把意见书送达环卫局和华南环科所，并将向其他部门及市领导递交联署签名。

无论对项目执行部门还是数十万居民，眼下这个局面都不是他们想要的。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厂虽属行政事务，却也深刻影响市民生活。公用市政项目遇上反对声音，这在广州不是第一次，政府不必谈虎色变。理应尊重公众对环境的安全需求，进而在合作的框架内寻找妥善的解决之道。既然现在的焦点是垃圾焚烧厂的环境评估，那就围绕这一要务在程序上加以必要的完善。

垃圾焚烧发电是高科技范畴，环评义不容辞要具有科学性。值得警惕的是，技术上的可行性并不天然地等于项目的可行性。承建商宽慰大众说所用设备都是高精尖，其实这并不够。番禺垃圾焚烧厂不是在荒野中运作，它的周围密布小区，环评的科学指标必然要包括人及环境所受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可承受的底线。如果片面地强调技术的科学性，又可能得出不科学的结论。

用科学的环评报告平息争议，一个民主的环评过程不可或缺。除了政府部门的专家，也应该将项目的直接利害方吸纳进听证过程，如地产商和周边业主。避免将番禺垃圾焚烧厂的环评合同承包给利益相关方，否则会伤害环评的独立性。其实可以考虑延聘中立第三方机构参与论证项目的合理性。在确保民主环评的前提下，做到民主决策，将政策的风险评估做足，取信于公众。

尽管广州市重大决策听证程序规定草案尚在征求意见，但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完全可以作为检验该草案的标本，亟须郑重启动听证会制度，赋予项目环评一个现实依托。这个听证会当有广泛的代表性，释疑解惑，提供对话和互动。听证不仅要伴随环评全程，还应当能将民意注入决策，这是环评乃至于项目取得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在允诺环评之后，听证机制当及时跟进跟上。

实现科学的、民主的环境风险评估，彻底的信息公开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决策中最难克服的部分。例如，要公开具体的环境数据，不仅仅是垃圾焚烧厂与小区大门的距离；参与环评的专家名单也当公开，毕竟这不是秘密行动；规划的公众参与部分也当诚实地公开。番禺垃圾焚烧厂的核心数据迄今只在部门内掌握，这不利于形成公开的环评局面，饱受诟病在所难免。

环评的根本原则是，不能只呈现有利于承包商和部门单位的，而应好坏互现、利害兼备。广州已有李坑垃圾焚烧厂的经验，如果对高科技的运用有自信，可以理直气壮地列举数据，用事实驳倒反对意见，根本用不着躲闪。事态发展到目前的地步，有关部门除了给出暂时的诺言，当有实质进展。全城关注下，不可能强行让公众接受简单的结论，敷衍是不明智的，暗度陈仓更是下下策。

公众并非拒绝高科技，而是担心高科技的本土化；公众不讳言利益，而是忧惧利益遭挟持。是否放行垃圾焚烧发电厂，民意与决策初衷已然相逢，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若要释放其中的对立情绪，唯一途径只能是说服，而说服所凭借的理据只能建立在科学、民主和公开的环评基础上。时至今日，民智民力皆有长进，就连政府也承认：压服不等于行政，愚弄不等于胜利。

123nc · 发表于 2009-11-2 23:09

我们不懂，引进这个垃圾的垃圾也不懂！

老天有眼444 · 发表于 2009-11-2 22:53

QUOTE:

以下是引用孤独畅想在2009-10-31 13:33:00的发言：

坚决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莽娃儿 · 发表于 2009-11-2 22:33

走垃圾分类、可持续发展道路。

花无香 · 发表于 2009-11-2 22:49

我也不懂,但我认为凡事都要结合国情和当地的状况,不可照搬.

buyanfangqi · 发表于 2009-11-2 22:20

在日本和美国，垃圾分类的管理和理念，早已非常成熟和深入人心

本刊记者王大骐实习记者马李灵珊

日本人的垃圾分类理念

纽约人平均每天出产垃圾5磅（约4.5斤），这个数字是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居民每天丢弃垃圾的两倍。翻开纽约市电话电讯公司的黄页号簿，你会看到纽约市有关垃圾回收的立法以及具体操作办法，还有一行大字：“居住在曼哈顿岛上的所有居民有义务参加纽约市的垃圾回收计划，这是纽约市法律的要求。”此外还有一副年历，将一年中所有可回收垃圾的回收日用粗体字标出。接着又刊出一副绘制精确的曼哈顿岛地图，仔细标明曼哈顿岛上每一个地区的固体垃圾回收日。另外，黄页上还告诉居民，什么样的垃圾是可回收的，什么垃圾是不可回收的，要求居民将可回收的物品放进蓝色塑料袋或者环卫系统统一设立的有“回收”字样的蓝色塑料桶里。到了可回收垃圾日，市环卫系统就会派专人开车来收集。反之，如果在生活垃圾中发现可回收垃圾，只要环卫部门深究，丢弃者很有可能被罚款，因为回收垃圾是纽约市法律所要求的。

如果有机会到日本朋友家中做客，会发现在用餐后，女主人会细心地把用过的餐巾纸、空牛奶纸盒、喝完的饮料瓶和食物包装塑料纸分门别类各自处理，牛奶盒全部剪开、洗净晾干后压好，饮料瓶和瓶盖也要分开放置，至于餐巾纸和塑料袋，也都各自有单独的垃圾袋放置。主人家的厨房里，沿着墙边放了7个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垃圾袋。食物残渣也有政府规定尺寸大小的透明、可燃、不产生有害气体的垃圾袋放置。而烹饪残油会被注入专门的凝固剂，凝固成块后丢弃在垃圾袋中。

在日本，每户家庭的墙上都贴有两张时刻表，一张是电车时刻表，另一张就是垃圾回收时间表。每周7天，回收垃圾的种类每天各不相同。生活垃圾先分为可燃、不可燃、大型垃圾、其他类垃圾和电子类垃圾等类型。大类下再分小类，如可燃垃圾就再分类为厨房垃圾、纸张类、木材类等等。而纸张类又分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仅仅是为了处理一顿招待我们的4人晚餐的垃圾，女主人就花了10分钟的时间。

日本人在对待垃圾回收与分类上，再次体现了他们追求极致细节完美的民族性格。假若规定本地区周一回收电子垃圾，当天你就绝对不能扔其他种类垃圾。而且，垃圾公司上门回收时间也非常准时，不会为等待你而多停留哪怕一分钟。流畅的工作流程，保证了高效的垃圾分类处理过程。

日本人多地少，国土面积狭小，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他们不能如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填埋垃圾的方式来处理垃圾。在日本，采用最多的方式就是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仅在东京，就有20余座焚烧发电厂，日本垃圾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

但垃圾焚烧的后果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空气中测得的二恶英水平，竟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空气与土壤中的二恶英含量均严重超标。因此，日本人又改变思路，将垃圾处理的重点由终端——怎样消灭垃圾转移至起点——怎样减少制造垃圾。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以个人与家庭为单位，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实行垃圾分类。

2008年，东京的垃圾年产量相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而这也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同时，由于实行了严密的分类措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所燃烧的垃圾已经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学制品，燃烧的垃圾均为食物残渣等无法再循环利用、又不会造成大幅度环境损害的产品。这大大降低了焚烧所造成的有毒气体排放量。而不可燃垃圾经过压缩无毒化处理后，可作为填海造田的原料。东京新兴的综合休闲娱乐区台场，就有一部分是用垃圾在东京湾里填出来的。

纽约人平均每天出产垃圾5磅（约4.5斤），这个数字是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居民每天丢弃垃圾的两倍。翻开纽约市电话电讯公司的黄页号簿，你会看到纽约市有关垃圾回收的立法以及具体操作办法，还有一行大字：“居住在曼哈顿岛上的所有居民有义务参加纽约市的垃圾回收计划，这是纽约市法律的要求。”此外还有一副年历，将一年中所有可回收垃圾的回收日用粗体字标出。接着又刊出一副绘制精确的曼哈顿岛地图，仔细标明曼哈顿岛上每一个地区的固体垃圾回收日。另外，黄页上还告诉居民，什么样的垃圾是可回收的，什么垃圾是不可回收的，要求居民将可回收的物品放进蓝色塑料袋或者环卫系统统一设立的有“回收”字样的蓝色塑料桶里。到了可回收垃圾日，市环卫系统就会派专人开车来收集。反之，如果在生活垃圾中发现可回收垃圾，只要环卫部门深究，丢弃者很有可能被罚款，因为回收垃圾是纽约市法律所要求的。

纽约市的垃圾管理

在纽约，垃圾处理被称为“垃圾管理”。只要在大街上走一趟，就可以看到马路的两旁，堆放着一些黑色或深褐色的垃圾集装箱，上面写着：垃圾管理公司。

垃圾管理公司是一家全美闻名的垃圾收集和运输公司。90年代，成功地收购了上百家小型垃圾运输公司和化学垃圾处理公司。它的股票已经上市，且业绩不俗。

圾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但垃圾焚烧的后果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空气中测得的二恶英水平，竟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空气与土壤中的二恶英含量均严重超标。因此，日本人又改变思路，将垃圾处理的重点由终端——怎样消灭垃圾转移至起点——怎样减少制造垃圾。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以个人与家庭为单位，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实行垃圾分类。 2008年，东京的垃圾年产量相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而这也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同时，由于实行了严密的分类措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所燃烧的垃圾已经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学制品，燃烧的垃圾均为食物残渣等无法再循环利用、又不会造成大幅度环境损害的产品。这大大降低了焚烧所造成的有毒气体排放量。而不可燃垃圾经过压缩无毒化处理后，可作为填海造田的原料。东京新兴的综合休闲娱乐区台场，就有一部分是用垃圾在东京湾里填出来的。纽约市的垃圾管理在纽约，垃圾处理被称为“垃圾管理”。只要在大街上走一趟，就可以看到马路的两旁，堆放着一些黑色或深褐色的垃圾集装箱，上面写着：垃圾管理公司。垃圾管理公司是一家全美闻名的垃圾收集和运输公司。90年代，成功地收购了上百家小型垃圾运输公司和化学垃圾处理公司。它的股票已经上市，且业绩不俗。把纽约称为“垃圾城”一点都不过分，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会一样，城市垃圾问题是纽约市市政管理者面临的头疼问题。纽约每年制造垃圾2400万吨，一半来自居民的生活垃圾。每一个

把纽约称为“垃圾城”一点都不过分，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会一样，城市垃圾问题是纽约市市政管理者面临的头疼问题。纽约每年制造垃圾2400万吨，一半来自居民的生活垃圾。每一个纽约人平均每天出产垃圾5磅（约4.5斤），这个数字是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居民每天丢弃垃圾的两倍。

翻开纽约市电话电讯公司的黄页号簿，你会看到纽约市有关垃圾回收的立法以及具体操作办法，还有一行大字：“居住在曼哈顿岛上的所有居民有义务参加纽约市的垃圾回收计划，这是纽约市法律的要求。”此外还有一副年历，将一年中所有可回收垃圾的回收日用粗体字标出。接着又刊出一副绘制精确的曼哈顿岛地图，仔细标明曼哈顿岛上每一个地区的固体垃圾回收日。另外，黄页上还告诉居民，什么样的垃圾是可回收的，什么垃圾是不可回收的，要求居民将可回收的物品放进蓝色塑料袋或者环卫系统统一设立的有“回收”字样的蓝色塑料桶里。到了可回收垃圾日，市环卫系统就会派专人开车来收集。

反之，如果在生活垃圾中发现可回收垃圾，只要环卫部门深究，丢弃者很有可能被罚款，因为回收垃圾是纽约市法律所要求的。

南充市民的良知 · 发表于 2009-11-3 09:18

坚决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坚决支持修建垃圾分拣回收厂！！！！

南充市民的良知 · 发表于 2009-11-3 09:18

政府在南充这个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引进垃圾焚烧项目表面上看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弊大于利。透过现象看本质：垃圾焚烧烧什么？南充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小轻工经济为辅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里的垃圾中农作废物、水果蔬菜的茎、皮，还有各种塑料制包装物等等占了绝对大多数，这种类型的垃圾能用来焚烧吗？总之这类垃圾的可燃性非常低。如果要使其燃烧，又要加上多少燃油呢？又要产生多少的有毒气体？这样的方式能算得上又经济又环保吗？我不明白，我相信广大的市民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