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垃圾焚烧厂的社会成本

删了又帖 · 发表于 2009-11-16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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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垃圾焚烧厂的社会成本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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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广州番禺垃圾发电厂而起的官民博弈，已成为一个全国性公共政策事件。

11月5日，官方机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调查显示：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发电厂，其中半径2公里内的居民反对率更是达到100%。而如果垃圾发电厂通过环评，88 .4%的受访居民表示不信任该结果，要求召开听证会，10.1%的居民表示不太信任，要求全文公开环评报告。

而就在同一天，番禺当局的机关报《番禺日报》的头版头条却是《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报道称：番禺区人大代表70多人视察了垃圾发电厂选址现场，认为这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民心工程”。结论是“在‘番禺垃圾番禺处理，处理番禺的垃圾是为了番禺人民更好地生活'共识的基础上，要大力支持政府加快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厂这项民心工程的建设”。

恰好也在这天，有记者去了选址所在地番禺大石会江村。会江村83岁的老干部、有56年党龄的梁耀沛指着《番禺日报》的标题大声追问：“这是谁的人大？这是谁的民心？！”是历史的回声吗？这一追问，令人想起导致了柏林墙倒塌的莱比锡居民的声音：“Wir sind das Volk!（我们才是人民！）”。

一方是民意，另一方是“民心工程”，看来这一场博弈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从观察者的角度，审视这一个多月来的事件进程，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围绕着番禺垃圾发电厂纷沓而来的种种声音、思想和行为模式，早已超出了这一事件本身，“非所论于一地之命运，一事之成败也”，而在公共环保政策和官民博弈模式等方面呈现出普遍的制度性意义。这些制度性胎动若能善加呵护，能为广州乃至广东新公共政治文明提供几段优秀基因。

9月24日，广州的日报类媒体介入番禺垃圾发电厂报道，是这一事件走向全国的起点。那么，这个选址地的大石会江村，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选址的北面与会江相连，会江并非人烟稀少的农村，而是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城镇，一条大路将会江与西面的官坑村连在一起，北部已和大石镇连成一片。大石镇再往北就是有丽江花园、广州碧桂园、海龙湾、广州奥园等众多大型楼盘的南浦岛和洛溪新城。这些大型楼盘彼此之间并非孤零零的，而是被许多中小型楼盘及已城市化的村落填得满满的，构成了包括小区居民、村民和常住人口在内的连续城市化带。选址的东面紧挨着广州唯一5A级风景区香江野生动物世界，东南面毗邻南国奥园（该楼盘与选址最近只有2公里），西南面是即将落成的亚洲最大火车站“广州新客站”（距离3公里），这些区域构成了广州市规划的“广州新客站－汉溪长隆”城市次级中心区。选址的南面约4公里处是7600亩中国最大的楼盘祈福新村（有超过10万居民）。因此在选址周围居住的总人口在80至100万之间。

整个官民互动的过程颇值得玩味，充满了戏剧性和各种闪光点。

番禺区计划在会江村建设一个日处理垃圾超2000吨的处理厂，解决番禺区垃圾和广州市区一部分垃圾，主要理由是“垃圾围城”、“处理技术先进”和“焚烧无害无污染”。这一说辞，受到了媒体和居民的广泛质疑。为此，10月30日，番禺区政府请来了4位专家，向媒体论证。

不过，这些专家的身份迅速被媒体和网民起底。清华大学聂永丰，被发现拥有名为“一种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发明专利，被网友讥为“卖锅炉的”。此人能量很大，垃圾焚烧厂300米的安全距离国家标准就是此人和他的研究生搞出来和推进的。美国卡万塔中国区副总裁、首席技术专家舒成光在座谈会上称在家里吃烤肉排放的二恶英都要比垃圾发电厂排放的高，刻意混淆短暂排放和持久排放，被网友称为“烤肉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二恶英研究室主任郑明辉2007年在《人民日报》上称二恶英是“定时化学炸弹”，在座谈会上却将二恶英称为“可以控制的老虎”。最后一位专家许振成是环保部华南所副所长，华南所是主持本次环评的单位，环评单位的领导亲自来为该项目的科学性论证，让难免让居民生疑。

许多媒体和居民还做了调研。如已经建成的广州李坑垃圾发电厂，号称采用欧洲先进技术，媒体和居民轮番去现场调查，发现那里一开炉周围几公里都散发臭气，地下水已被污染。而在垃圾发电厂一墙之隔的蔬菜正“茁壮成长”。另据附近居民反映，自垃圾发电厂开炉后，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发病率上升。这就让居民怀疑由同一投资主体投资的、采用了同样的先进技术的番禺垃圾发电厂的“无害无污染”。又如一位居民居然亲自做出了垃圾发电厂排放的污染烟道气扩散模型，查询者输入风速、距离等参数能立即查出自己居住地的污染情况。居民指出，1吨垃圾焚烧产生4000至7000立方米有机污染物的烟道气，每日焚烧2000吨垃圾产生800万至1400万立方米烟道气，如果没有安全的处理办法，能说这些气体是“无害无污染”的吗？

许多居民不仅仅是反对在既是“城市建成区”又是“城市规划区”的会江建垃圾发电厂，更反对垃圾焚烧这一技术本身。他们调查国外情况，发现日本70%的一般生活垃圾都是回收利用的，回收剩下的30%才焚烧和填埋，因此提出政府应迅速推进垃圾分类和回收，这样就没有必要新建垃圾发电厂了。而且如果在分类和回收的前提下还不得不建，那就把垃圾发电厂建在工业区，如美日等国类似的那样，以人为本，将对居民的伤害减到最小。更值得称道的是，许多居民行动起来，不仅宣传垃圾分类，还从自家开始对垃圾分类。

这一现象受到关注。11月6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建议，在当前市民激烈反对建垃圾发电厂的情况下，因势利导推进垃圾分类。这可谓是广州市民在环保公共政策上的理性觉醒，不知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能否广纳建言，开启理性、和谐公共政策的新时代。

在官民互动模式上，在一段时间内，官员试图说服居民，居民也试图说服官员，双方都在公开媒体上摆出了许多观点和证据。不论双方观点的对错、证据成立与否，这样的讨论本身就值得肯定。于官于民，都是一种进步。

当然，这和媒体的推动有关。媒体积极充当官民互动的媒介，不同的媒体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譬如，10月31日晚丽江花园的几名业主因征集签名被警察请去喝茶，《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新快报》也随后跟进；会江村民挂条幅和签名反对，《新快报》第一个报道，《南方都市报》立即跟进。这些行为，让某些主张强硬、罔顾民意的官员得以有更多思考的时间。媒体通过不断试探报道的边界，不断拓展了报道空间，维护了官民互动平等参与的游戏规则。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个具有普遍制度文明意义的进程在11月6日戛然而止！媒体在这一天要么消声，要么改口，广州电视台、《广州日报》先后报道番禺和广州当局将“依法推进垃圾焚烧项目”。11月7日，广州城管委向媒体发文，介绍李坑垃圾焚烧项目的国际先进性，网友则悲愤称“臭气是国际先进的”。这些迹象似乎表明区、市当局已经回归到了传统的政治路径，准备逆民意而强势推进该项目了。

这一项目对于权力和权力资本而言，确实是好项目，投资9个亿，每焚烧一吨垃圾，投资者有百元左右的财政补贴，但即使不考虑社会成本，垃圾焚烧项目本身在经济上也是无效率的，因为垃圾未分类、水分多、有机质含量低因此热值低。更主要的，我们要关注番禺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包括三方面：

一、土地和物业价值几百亿至几千亿元的消散。根据国外实证研究，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垃圾焚烧炉附近的物业相对于附近没有垃圾焚烧炉的物业平均价格要低10%。

二、垃圾焚烧排放的污染物对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这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直接医疗成本，每年增加的成本初步估计数量级在几百万至几千万元，另一部分是治疗期间和提早死亡减少的健康寿命本来会获得的工作收入，这会比直接医疗成本更高。

三、社会资本，也就是民意。让97.1%的人民失望，不应是一个现代政府的作为，无论如何，在民意的灰烬上矗起三根80米高的焚烧炉烟囱是不可取的。如果再伪造民意，那就错上加错了。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为了增加自己1块钱的利益不惜损害社会100元的利益，这样的事情都是有人干的。信哉斯言！

目前，广东省政府还是中立的、没有介入上述事件，从层级看，省政府能比区、市当局考虑更长远更全局的利益。从推动珠三角一体化规划和科威特炼油项目迁址上可以看出，省委书记汪洋有不同凡响的见识和魄力，他在重庆主政期间，在“重庆钉子户事件”处理上，更是卓有声名。所以这一博弈应该还没有休止。

我们更期待着，通过这一案例，官与民，都能在中国现代公共政策建立与完善中书写上可圈可点的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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