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垃圾焚烧之争，“主烧派”究竟为谁做主？

删了又帖 · 发表于 2009-12-5 12:58

番禺垃圾焚烧之争，“主烧派”究竟为谁做主？

2009-12-03 南方周末

　　■作为专业权威,他们忙碌的身影,出现在各种有关垃圾焚烧的场合

　　■因为坚定地支持垃圾焚烧,并发表各种令公众难以接受的言论,他们备受争议

　　■然而他们身上的多重身份以及这些身份背后可能的利益悬疑,却始终未被公开———

　　任何对于学术环境的费解以及对专家背后的利益指摘,似乎都阻挡不了垃圾焚烧产业的快马加鞭。主烧派专家们称,2008年-2015年将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黄金时期,但民众们已经心怀揣测,所谓黄金时期,对这些主烧派专家们的口袋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本报记者孟登科本报特约撰稿赵一海发自广州

　　明码标价的舆论阵地“两万块,再少也得一万八”

　　最近,正值各地垃圾焚烧争议此起彼伏的当口,被称为“主烧派”(支持垃圾焚烧专家的简称)代表人物的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下称“环境系”)教授聂永丰也正处于一场舆论漩涡之中,他被指“因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

　　聂永丰或许无暇顾及这样的质疑,“这两天要准备两个报告,周三还得去日本。”11月30日,他以“忙碌”为由,多次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更深入的采访。

　　按照主办方的计划,一个星期后的12月10日,他将会出现在中国固废高级论坛上(固废,固体废物的约定俗成的简称),作为被邀请的专家,他将做“焚烧飞灰处理技术的应用和未来发展”的主题发言。

　　这一论坛由“中国固废网”和清华大学环境系联合主办,今年已是第三届。但种种迹象显示,这很难称得上一次纯粹的学术讨论。“我们是免费邀请了政府官员、几大设计院的院长,还有像聂永丰、徐海云这样的专家,其他的一些企业、小的设计院和科研院校是要收费的。”负责此次论坛会务工作的彭泓女士说。

　　据介绍,与会单位或企业向主办方缴纳的会务费用是2000元,不包括食宿费用,“目前已有三百多家企业、单位确定参加”。

　　为期两天的会议日程中,固废领域的各方代表都将有发言的机会,但除了特邀的官员和专家外,发言者都必须缴纳一笔费用,“两万块,再少也不能低于一万八”。在彭泓看来,这样的收费在业内算是“性价比很高了”,“有一个专门针对国外企业的固废论坛,光会务费就一万八,更别说是发言了。”目前,申请发言的人数已达十几位,包括一些日本和欧洲的垃圾焚烧炉企业,“名单还在增加”。

　　主办方甚至称,还可以为大客户提供更为周到的“定制服务”———如果企业提出要求,将可以安排企业和专家、官员在更小范围内的交流,而“定制服务将按照企业的具体要求来协商收费”。

　　这所有的收费,都将汇入一个叫“北京金城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下。“我们就是一家私企,”彭泓介绍,“公司的创始人是清华大学的学者,有环保部门的政府背景。”

　　来自北京市工商局的企业信息显示,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傅涛”,其身份验证了彭泓的介绍———清华大学环境系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的副教授、副研究员,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同时还是中国水网总编,而中国固废网正是中国水网的“姊妹网”。

　　一位环保人士感慨,连他这样长期关注环保的都以为中国固废网是一家政府网站或者公益组织的网站,更别提普通公众的印象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错觉”。

　　这原本或许是中国当下各色名目的论坛的常规模式,但因为垃圾焚烧的争议声,它背负着巨大的质疑。

　　从主办方公布的专家名单

　　看,与会专家大多属于“主烧派”,除了聂永丰外,还包括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长徐文龙、总工程师徐海云等。“不用看,都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无非就是在鼓吹垃圾焚烧,很显然,这个网就是他们的舆论阵地。”赵章元说。这位被国内舆论称为反烧派领军人物的中科院退休教授并未在论坛主办方的邀请之列,“因为我是反对焚烧的,怎么可能请我去给企业发言呢?”

　　研究院其实是“公司”

　　表面上打着“研究院”或学术机构的旗号,其实进行的是企业行为。

　　清华大学环境系被反烧阵营称为国内主张垃圾焚烧的大本营,在公开场合活跃着的主烧派专家们,都与该系或多或少有着某种关系。聂永丰教授被认为是“主烧派”中的权威,为北京制定三百米焚烧距离标准的北大教授刘阳生、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的总工徐海云都曾是聂永丰的学生。

　　聂永丰教授既有和曾经的学术头衔可谓众多———清华大学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及资源化研究所所长、国家环保总局所属一中心研究部主任、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府技术顾问(环境卫生)……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常被人忽略———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下称“国环研究院”)固体室主任,负责审核该院所承担工程项目的技术文件。

　　最近,这家研究院因为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的环评报告正麻烦缠身。北京市奥北社区志愿者车女士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出具环评报告的这家研究院其实并没有环评资质。

　　但该研究院的网页上,环保部所颁发的1022号资质却赫然在

　　目。据了解,1022号环评资质是环保部颁发给清华大学的,由环境系代为管理。“但环境系主任余刚则明确告诉我们,阿苏卫环评报告和环境系毫无关系,他本人对这个项目一无所知。”车女士说。

　　事实上,代表清华大学管理1022号环评资质的,是一个叫“环境影响评价室”(简称“环评室”)的机构,其主任是环境系的副主任汪诚文,“这个评价室并不是一个实体。”该室副主任杨卫国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

　　那么,出具这份环评报告的研究院与“环评室”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南方周末记者经调查得知,这家“研究院”并非科研机构,而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称是“北京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正是汪诚文,但是从该研究院的网页上,丝毫看不出任何的“公司”痕迹,俨然一个研究机构。

　　杨卫国向记者承认,国环研究院确实没有环评资质,资质属于环评室,“环评室和国环公司有人员方面的交叉”。

　　令人目眩的机构名称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南方周末记者得到的一份今年8月北京华源惠众公司(阿苏卫项目的业主)给国环研究院的内部文件,该文件显示,国环研究院“同意按照贵公司(即华源惠众)的方法,对外统一口径将环评单位改为清华大学和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从8月至今,阿苏卫附近的居民们一直在等待清华大学的答复,“三次与环评单位的沟通中,我们从来没见到过撰写环评报告的专家。”车女士说。

　　据调查,清华大学相关部门此前就有过前科。2001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曾对清华大学进行了“三个月整改、暂停使用环评

　　资质”的行政处罚,原因是在2000年一年内,该校就出具了两份“结论依据不足,工程分析不全面,质量较差,被专家评审会否决”的环评报告。

　　更为人诟病的是,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自2008年7月点火试运行至今,尚未通过环评验收,而出具环评报告的正是这家研究院。

　　一位环保人士坦言:“在固废领域,这种机构混乱的现象并不只有清华一家,很多机构表面上打着‘研究院’或学术机构的旗号,其实进行的是企业行为。”而对于非专业领域的公众来说,则常常被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派而迷惑。

　　谁是麻烦制造者?

　　最不满的不是支持意见,而是支持意见背后的利益悬疑。

　　专家们的身份还不限于此。2009年3月举行的“第七届固废高级沙龙”是一个经常被反焚烧人士提及的会议。此次会议依然是由清华大学环境系和中国固废网联合主办,出现的也依然是一些熟面孔,包括聂永丰、徐文龙、徐海云这样的主烧派专家,当然,少不了的还有数十家企业负责人。

　　此次会议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在于会间传递出了一些坚持垃圾焚烧的强硬言论,广为流传的论断包括:民众无知,是阻力；媒体的宣传报道是无序的、猎奇的；建议政府部门排除干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对民众采取强制和高压的法律约束和权威,宁可搬迁居民区,也不一定要搬迁垃圾处理场。

　　此次会议围绕的主题本是“北京市的垃圾处理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建议”,公众本以为是专业的学界讨论,但会上一面倒的发言,反对者的声音依然阙如。仅仅5天之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就传出了北京市计划将大力建设焚烧炉的消息,而此前,在六里屯事件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有关部门都没有发过声。“足见他们影响决策的能量,”一位环保人士说,“也正因为这一点,垃圾焚烧企业才会成天围着这些专家转。”事实上,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聂永丰、徐文龙、徐海云等专家,还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成员,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则是垃圾焚烧的行业标准的主要的制定机构。2007年,北京市出台了300米的垃圾焚烧安全距离标准,被反烧派指责是专家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量身定做”的———焚烧厂选址距离最近的宿舍区约500米。当年的专家论证会上,赵章元强烈反对,他认为“总局文件原本是1000米,后来改到800、700,这个距离关系到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应用数学模型来模拟计算时一定要经过长期实践的观察检验”,为此,赵章元还和起草此次标准修改的聂永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300米的标准在那次论证会上并没有被通过,但几个月后还是出现在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文件上。

　　主烧派专家们不仅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有时还得帮政府做一些民众的宣传解释工作,这或许本无可厚非,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却越来越成为民众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出席2009年10月30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媒体会的四位专家身份一经公布,便激化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引发了11月24日的散步事件。其中的一位专家舒成光的身份后来被公开,他是美国卡万塔(中国区)副总裁,这家全球最大的垃圾发电企业,在美国本土的名声并不光鲜,两年前开始积极进军珠三角地区的垃圾发电市场。

　　公众最为不满的并不是专家们支持垃圾焚烧的意见,而是这所谓支持意见背后的利益悬疑。直到目前,这都是一个难以透明的暗箱子。

　　“至少他没有忠于科学”

　　一开始都对垃圾焚烧有着更为保守的看法,但在某个时间忽然就改变了学术立场。

　　这四位专家中当然还包括聂永丰教授。他也同样被激愤的民众查根究底了一回。结果发现,2000年,聂永丰等人申报了一项名为“一种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这一消息被披露后,他被公众指责为“锅炉专家”、“利益相关者”。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则对聂永丰的相关学术研究历程产生了兴趣。

　　毛达发现,在1995-1998年之间,聂永丰的多篇论文还只是论及垃圾填埋污染防治技术。1998年,他在《中国固体废物管理与减量化》一文中还认为:……焚烧因其投资大、运用费用昂贵、操作管理要求高,在我国的发展受到限制。

　　但经过1999年的沉寂,聂永丰的观点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在《我国城市垃圾焚烧技术发展方向探讨》一文中认为:焚烧技术作为一种可以同时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处理技术,已成为我国部分成熟垃圾处理的首选技术……必将成为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城市垃圾处理的一种主要技术……

　　这个被毛达称为聂教授学术研究分水岭的2000年,也恰恰就是他申请焚烧炉专利的那一年,这难免给公众留下了联想的空间。

　　略微梳理一下几位主烧派专家的学术研究过程,就会发现他们有着相同的学术路径:一开始都对垃圾焚烧有着更为保守的看法,但在某个时间忽然就改变了学术立场。

　　细心的网民们还发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里,收入的聂永丰教授的专利发明就达到了25项,绝大部分都与垃圾焚烧有关,其申请时间全都是在2000年以后,随着与日俱增的专利数量,更加坚定的还有聂永丰的主烧派立场。

　　相较于民众对于聂永丰利用学术牟利的道德指责,毛达的评价更为谨慎:“道德指责只是猜测,但至少可以说他没有忠于科学。”“所谓专业的科学领域内必然会有学术之争,但现在却是一面倒,这很不健康。”赵章元说。

　　研究水环境出身的赵章元就曾被指“不专业”,然而,正是这位“不专业”的退休教授却成了反对垃圾焚烧的领军人物,“对垃圾焚烧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学者还是不少的,但公开言论的却很少,”这让他感到很费解。

　　但现实的情形似乎令反烧派悲观,任何对于学术环境的费解以及对专家意见背后的利益指摘似乎都阻挡不了垃圾焚烧产业的快马加鞭。聂永丰说,2008年—2015年将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黄金时期,但民众们已经心怀揣测,所谓黄金时期,对这些主烧派专家们的口袋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删了又帖 · 发表于 2009-12-5 13:11

番禺垃圾焚烧之争，吕志毅为何不和网民争夺"事实"解释权？

2009-12-04 金羊网

让人奇怪的是，在番禺垃圾焚烧项目中陷身于“垃圾焚烧利益勾连门”的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为何不和网民争夺对“事实”的解释权？

可以确定，针对坊间和网上关于吕志毅和利益集团有密切联系的说法，吕志毅和政府相关部门都没有免除对此进行“澄清”（否证或证实）的义务。道理很简单，吕志毅不是普通公民，这不属于公民个人隐私的范畴。公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必须以撇清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来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吕志毅或（和）政府部门在处理“垃圾焚烧利益勾连门”这个事件上显然存在着一系列的反应失当或反应迟钝：

第一，针对网民关于吕志毅和垃圾焚烧利益集团有“密切联系”的说法，无法简单地界定为无中生有而斥之“胡说八道”，因为网民给出了被指为和吕志毅有密切关系的“吕志平”和“吕延斌”在利益集团任何职的“证据”。而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以后再说”，在情境上将被人们解读为一种躲闪意义上的默认。而把“澄清”的时间推到“以后”，等于给网民的怀疑提供了进一步扩大化、深化的时间和空间。

第二，尽管可以动用公关或其他资源就某一个事件进行巧妙的处理，但如果有人为的痕迹显露出来，就将呈现为一种证据，它可以验证网民的怀疑为真。在“吕志平”进入公众视野，但未确认身份之际，广日集团旗下某企业官方网站上的一则《通知》突然被删改，“吕志平”在“组委会成员”的名单里神秘地消失。如此凑巧，达成的恰是欲盖弥彰之效。它在逻辑上和情境上都会被解读为：有“吕志平”这个人，而且这个人和吕志毅有某种关系。

政府官员、利益集团和公众毫无疑问构成了一种在公共领域的另类互动。尽管有回旋余地和巨大的博弈空间，但吕志毅或（和）某些人无疑在无数双眼睛的关注之下，一举一动都是在向公众传递“垃圾焚烧利益勾连门”是真是假的信息。这个时候，类似于广日集团某些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模糊应对或进行搪塞，并且广日集团也没有主动站出来说明“吕志平”是何方神圣，不仅使“掩盖”的信息传达十分明显，而且会引发它在垃圾焚烧项目上是否和某些官员有“特殊关系”的猜测。这样的“危机处理”实在有些拙劣。

第三，“垃圾焚烧利益勾连门”事涉政府官员，与垃圾焚烧项目的合法性牵连在一起，面对公众的怀疑，政府相关部门却并没有主动回应公众，这是说不过去的。公众对“黑幕”的怀疑，实际上向政府相关部门伸张了一种“查清并告知公众”的权利，对这一权利不可能视而不见。媒体基于职能当然可以一步一步地把真相挖出来，但政府也不可能推卸它在这一事件中的道德义务。

据报道，广州市政府新闻处姚处长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时，表示“真存在利益关系，应该由纪委来介入”。

目前，媒体和网民认为可以确定的是，广日集团确实有“吕志平”这个人，并且担任要职；但他和吕志毅到底是什么关系并没有得到确定，而且，垃圾焚烧项目背后有没有利益交易也没有弄清。这一切，确实有必要请纪委等部门来查实并告知公众。比之垃圾焚烧的环评及民意“合法性论证”，项目本身是否牵涉利益“黑幕”，相关官员是否牵涉其中更具前提性。

让我们重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去年11月的一段讲话:“必须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回应社会关切，努力抢占先机、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牢牢占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

该出手时就得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