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一个紧急采访任务,仁寿县禾加区马鞍乡小学有百余名小学生午饭后出现不适反映,立马就从成都出发,但我没预想到这一次采访是两年记者生涯里对我冲击最大的一次。
出仁寿县城到学生们接受治疗的禾加区卫生院有30公里左右路程,可是我们的三菱越野车却走了整整一个小时,路况可想而知。本来我对仁寿的贫穷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晚上九点多,我门到达卫生院以后,看见有位学生家长居然是光着脚,走了十几里山路,刚刚到达这里来看他上三年级的儿子。总算令人欣慰的是,有反映的学生得到了及时治疗,恢复很快,疾控中心检验排除了食物中毒的可能,具体证据不在这里罗列。
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到了马鞍小学,采访学生复课情况。又是一路颠簸,到达时已经是中午,学校院子里头很多家长和孩子在一起,他们是来给孩子送饭的。有位大姐带来的是一钵冬瓜,一碗酸豇豆,给自己儿子和侄儿一共五个孩子吃。其他孩子的午餐大致也就是这样,还有的只有一碗干饭,二年级的娃娃能干掉紧紧满满的一大饭盒,还吃得嘴儿嘟嘟,一副满足的样子。在他们中间,我又发现了许多双大大小小的光脚,沾满了雨后山路上的黄泥。
我老家在乐山一个小乡镇上,对那里农民的生活还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在两年记者生涯中,最南到过叙永一个云贵川交界的苗族乡,最北到过广元,最西到过阿坝,最东到过达州,留给我的印象都是农村生活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善,但就在号称“成都后花园”的仁寿,居然还有比我到过的最偏僻的地方更加贫穷的地方。
回到成都就写了这么些字,我想我的心情不是怜悯同情,暂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形容。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更加能理解为什么每年仁寿的高考升学率相当高。
再提一句,和这些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的村小老师们,大多数没有正式编制,每个月也就二三百的工资。公平地说一句,昨天的集体不良事件发生后,仁寿县、乡的应急处理比较及时得当,风波已经逐渐平息,但我能感受到,学校方面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和我们的采访有很大关系,尽管我们已经一再解释我们追求理性客观的报道。或许老师们微薄的学期奖金该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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