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不良镜头！）触目惊心的黑镜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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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在德国及被占领土地上，纳粹建立了几十座集中营。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奥斯维辛死亡营，那里接连几个月每天用煤气要杀死12000名受难者。 　　 　　 美国军队在1945年4月11日占领了德国东部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现其中有21000名快要饿死的幸存者和几千具尸体。 　　 　　 据官方统计，德国纳粹崩溃前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屠杀犹太人、斯拉夫人、吉卜赛人等，其中仅犹太人就有600万人被杀害。德寇撤走时，他们尽可能地把这些集中营销毁掉。成堆的尸体骨灰，装满头发的仓库就是活生生的证据。美国著名战地女记者怀特拍摄的集中营堆积如山的尸体的脚，令人触目惊心。法西斯的罪行通过照片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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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夏特瑞城女奸被逐》（匈牙利）罗伯特·卡帕 1945年 　　 　　 法国夏特瑞城是一个小镇。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一个法国年轻姑娘与德国人同居，并生下一个孩子。 　　 　　 1945年，德国法西斯战败，法国光复。人们在欢庆胜利时，没有忘记雪耻亡国之辱。于是在赶走德国人之后，又把复仇之愤发泄到这个曾经丧失气节的姑娘身上：把她剃光了头，驱逐出城。广角镜头生动地展现人们因年龄、性格、身份、性别等不同而表现的情绪，这幅作品堪称“世像百态图”。 　　 　　 卡帕的拍摄意图并非只是谴责这个“女奸”，更重要的是控诉战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与疏离，控诉战争为人们带来的可悲命运。如果没有战争，这个宁静的小镇，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闹剧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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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博帕尔是印度中部Madhya Pradesh地区的首府，人群熙熙攘攘，忙碌非常。人们想把那些黑暗的日子抛到身后。但没有那么简单，余波依然存在。上万名幸存者仍在和逐渐失去健康的身体斗争，医院仍然挤满患者，联合碳化公司的废工厂仍然没人处置，当地的饮用水源也仍然被有毒废物污染。 　　一切发生在18年前——1984年12月2日深夜，40吨的剧毒气体从联合碳化公司的杀虫剂工厂泄漏到印度的博帕尔地区。 　　 　　　　没有任何警告。在人们从混乱中清醒过来之前，灾难已经袭击了大约40平方公里的土地，超过50万名当地居民被浓烟笼罩。人们咳嗽着从梦中醒来，呼吸困难，眼睛灼痛。许多人在奔跑中倒毙。其他人死在医院里。医生震惊于患者的数量，以及对这种剧毒气体的一无所知。灾难第三天，大约8，000人已经因直接接触毒气而死亡，另有500，000人因此受伤。截至今日，死亡约2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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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马里恩私刑现场 贝特尔·斯塔第欧〔美〕美国 印第安纳 1930年。 　　 　　 人们像过节一样热闹，带着欢快的心情看着两个黑人被吊死。 　　 　　 两名黑人被人们从位于印第安纳州马里恩的格兰德国家监狱中带了出来，绞死在了公共广场的一棵树上。他们被指控谋杀了 23岁的克罗德·底特尔并袭击了他的女友——19岁的玛丽·苞尔。照片上的两名谋杀者，左边是19岁的亚伯拉·史密斯，右边是18岁的托马斯·雪普，他们被挂起来一会儿便被绞死了。 　　 　　 第三名嫌疑犯，16岁的詹姆士·卡梅伦也被带到私自处死嫌犯的现场。他看到了他的两名朋友被谋杀，但自己却逃脱了他们的命运。卡梅伦后来成为位于密尔沃基的黑人毁灭纪念馆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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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恩·高米 法国 1974年 　　 　　 在这个被社会遗弃的角落里，其混乱的景象颇令人不快，但她们与常人并无本质差别。其沉睡、挣扎、沉思和敌视不仅真实，而且更典型，就像照片构图所暗示的那样，她们只不过是活在一个我们无法了解的世界里。 　　 　　 在1980年加入玛格南图片社之前，杰恩·高米是第一位获得允许拍摄法国监狱内生活的摄影师。在此之前，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严苛的法律程序使外人不可能知道监狱里的详情，更不用说拍摄照片，而且法国的疯人院也禁止报道。由于杰恩长期关注那些被社会抛弃或被忽略的角落并对此作了大量的摄影纪实报道，因此杰恩获得了广泛的好评。20世纪70年代初，当公众抱怨监狱和疯人院“阴暗、肮脏和恐怖”而需要透明度时，杰恩第一个被允许用照相机拍摄监狱和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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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杯赛上，喜爱利物浦队的英国球迷与支持都灵队的意大利球迷在比赛未开始时便开战了：石块、酒瓶如雨点般纷飞，谩骂声嘈杂，随后是近距离的棍棒、拳脚相加，体育场的看台乱成一片，场面甚是“壮观”。现场的警察虽然已经行动起来，但无奈“寡不敌众”，并未对这场骚乱起多大抑制作用。 　　 　　 这个体育场有6万观众席，姆凯伯也坐在其中。突然间，他注意到骚乱的人群里有一点晃动，而且越来越明显，短短几秒间，随着“咔嚓哗啦”一阵雷鸣般的巨响，一部分看台倒塌了。几百名斗殴者随之跌进碎石堆中，其中包括30多名在骚乱中被打死的球迷和200多名被打伤的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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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获奖作品 　　 　　 女神般的圣洁中有一块骇人的疤痕。玛图希卡在她的自拍照中展示的是癌症的残酷、女性坦然面对疾病的意志力。 　　 　　 当39岁的美国多媒体艺术家玛图希卡，在1991年被告知自己已患乳腺癌时，她就勇敢地决定要用她自己的艺术方式，来增加公众对这种在妇女中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的了解。同时她还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命运，让社会对妇女在这种疾病中所受的打击产生更深的理解。 　　 　　 在做完乳房摘除手术的一年后她为自己专门设计了一套展示自己残缺身体的礼服，穿上它自拍了这幅照片。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此之前，乳腺癌虽是最常见的疾病，但人们出于各种原因似乎总在回避谈论它。如今，一位妇女用如此坦然的态度公开了她本人因病造成的缺陷，使许多人第一次真正目睹乳腺癌对妇女身体和命运的打击。 　　 　　 她优雅袒露的形象令人吃惊，她的缺损令人揪心，而她坦然面对缺损所焕发的生命之美，更令人震动。在照片公布后，美国各地用于乳腺癌治疗研究的赞助和经费明显增多，许多割除乳房的妇女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理解。这张照片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关于癌症，女性以及身体之美的政治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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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至1949年春，布列松先后采访了中国的北平、南京、上海等城市，这张愁容满面的男孩子照片，是在南京市民买米的队伍中抓拍下来的，照片揭示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和苦难。布列松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摄影家。著名的美国杂志摄影家协会主席B·格林曾说：“看上去，布列松的摄影好象是漫不经心随手拈来。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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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削的腿脚和手臂竞能从狭窄的铁栅缝里伸出。怒吼的嘴巴隐约可见，这所“模范监狱”究竟“模范”到了什幺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布列松善于在日常生活的场景里发现隐藏着的问题和内在矛盾。他说：“摄影，意味着在若干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同时认识出现象的本质，又能快速地把有含意的形式，严密地组合起来。这是一种使自己的头脑、眼睛、心灵同时集中在同一个轴心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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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凯文卡特，赢得九四年普立兹新闻特写摄影奖的作品。那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这张震撼世人的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当人们纷纷打听小女孩的下落，遗憾的是，卡特也不知道。他以新闻专业者的角色，按下快门，然后，赶走兀鹰，看着小女孩离去。在他获颁这一生最高的荣誉，两个月之后，卡特自杀身亡。道德良心上的遣责，可能是卡特无奈结束生命的原因之一吧？在我们周遭，正有无数这样的图像在形成、在发生，你我是否也仅止于按下人生镜头的快门，然后，漠然地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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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966年 　　 　　 这张脸之所以被包裹起来与他的主人的行为不无联系。在宾西法尼亚立法机关对美国大学校园内使用麻醉剂情况的调查中，一些年轻的吸毒者想在调查中隐瞒自己的身份，于是出现了这骇人的一幕。年轻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大学生是2O世纪6O年代美国社会道德和行为的核心。他们对父母一辈所顺从的那些东西表示反感和反叛。这有很多形式，最有争议的恐怕是麻醉剂的普遍使用。大麻和迷幻药LSD则是使用最广泛的麻醉剂。到了越战的高峰时期吸毒更成为时尚。年轻人大都以颓废的生活态度表示对国家的不满和对父母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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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被塔利班处死的这名男子也许只是在为一部好莱坞影片付出代价。从他的表情上看他对这样的命运已无话可说，恐惧更多体现在左下角的那个男子和围观者的目光中。 　　 　　 到1996年，阿富汗不同武装团体之间的战争已夺去了4．5万阿富汗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为平民。 　　 　　 随着1994年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政府的解体，阿富汗被利益不同的各派系所分割。 　　 　　 1994年，一个陌生团体——塔利班突然出现了，它作为一个主要的竞争者夺取权力。塔利班团体主要由从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的伊斯兰学校中征募的年轻学生组成。虽然塔利班没有经验，但是通过打击在过去15年里使阿富汗颓废的腐败与非法活动，塔利班一度获得了阿富汗人的热情支持。但在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阿富汗政府强行制定各种规定：电视、酒精和非宗教的音乐都被禁止。男人都被强制留胡子和参加清真寺，而妇女禁止在户外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女孩在10岁之前不允许受教育。 　　 　　 2001年9月，大富翁本·拉登制造了劫持美国飞机并撞击纽约的摩天大楼的事件之后，塔利班立刻将这个恐怖分子头目隐藏在境内。这一举动最终导致了塔利班政权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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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照片拍摄的是一个孕妇正在给自已注射毒品的情景。克拉克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气氛来刻画这位孕妇的专心致志，因而使这一场景以及吸毒本身更显示出一种异样的震撼。 　　 　　 1971年，美国摄影家拉里·克拉克的摄影集《图尔沙》出版。这是一本反映了60年代美国中部地区青少年的吸毒生活的纪实摄影画册，据说其影像冲击力不亚于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 　　 　　 作为青少年吸毒集团一员的克拉克以其犀利、饱满、有力且富于动感的影像，真切地传达出他与他的朋友们的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的痛苦与郁闷。 　　 　　 由于克拉克的自身参与，因此他在集团中的存在就不是被视为一种外来因素。也因此，他得以不受阻挠地深人、忠实地记录这群越轨者的最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活实态。 　　 　　 克拉克的这种忠于个人感受，排除既定价值观对观察与记录的干扰的纪实方法在此以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并成为80年代以后盛行的“隐私纪实”风格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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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里尔 美 爱尔兰 1990年 　　 　　 英国大兵的枪管被一个北爱尔兰妇女用手指捏住，面对这样的“暴徒”，年轻的士兵傻了眼。更难堪的是，一个小孩见此良机大摇大摆地在他们身后写下：滚回英国去。 　　 　　 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由来以久。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唤醒了爱尔兰人的复国热情，经过长期的斗争，他们于1920年争取到了《爱尔兰政府法案》，把爱尔兰岛分为两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都享有有限的内务自制权，这为将来的宗派之争埋下了隐患。1949年4月18日，26个郡宣布独立，英国承认了爱尔兰共和国的身份。其余6郡仍归英国管辖，即北爱尔兰。 　　 　　 每年六七月间都是北爱尔兰的宗教冲突多发期，因为占北爱尔兰人口大多数的新教徒在这一时期都举行传统的游行活动——“奥伦治大游行”，该活动是为了纪念新教国王威廉三世（又称奥伦治·威廉）于1660年打败天主教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博因战役。但由于游行要经过天主教聚居区，因此引起天主教徒的强烈不满，并屡屡引发冲突，导致局势紧张。 　　 　　 1968年8月，“北爱尔兰民权协会”举行了一次要求公民权利的和平游行，在游行中部分警察与新教徒发生激烈冲突，随后整个秋季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力席卷了北爱尔兰，一个血腥的动乱时期开始了。 　　 　　 英国坚持北爱尔兰的归属应取决于当地人民的意愿，因为占北爱人口三分之二的新教徒愿意继续留在英国。而天主教徒主张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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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4日傍晚时分，一颗罪恶的子弹从一个阴暗的角落射出，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一家旅馆的阳台上，倒下了一位怀着美好的梦想来到这里的黑人——美国著名黑人领袖、全国民权运动的象征、非暴力运动主张者马丁·路德·金博士。这位美国黑人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久，马丁·路德·金的追悼会举行。由于他的崇高声望及他对美国黑人的巨大贡献，无数的黑人、政府要员及联台国官员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在追悼会的前排，马丁·路德·金的妻子科雷塔·斯科特·金静静地坐在那里，红肿的双眼、忧伤的面庞，令人睹之泪下。他们的小女儿贝尔尼斯伏在妈妈怀里，两只大眼睛里露出莫名的恐惧，似乎在向人们问着：“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场的众人神情肃穆，全场气氛紧张，人们对金的遇害感到震惊。每个人的耳边似乎都还回荡着金那浑厚的声音：“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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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斯.法拉[美] 美国 俄亥俄 1990年 　　 　　 1990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戴维.科尔比因艾滋病而死。这是他与他的家人在一起。家人如此悲伤，让人禁不住为之动容。这张照片表明了60年代嬉皮士革命带来的后遗症。生命中的灾难和深深的悲痛——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这种病——人类的痛苦已经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 　　 　　 看看这个得了艾滋病快要死去的年轻男子的表情，他是无辜的人类步入永恒的来世时所受痛苦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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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足球裁判之一，光头科利纳对着比他高半个头的守门员大吼大叫，后者在这张凶相毕露的脸前面有点面目不清了。科利纳的执法一向以精准严厉著称，他的警告对绝大多数球员都具有威慑力。 　　 　　 这张照片是《纽约时报》记者克劳迪奥·帕伯在采访一场足球比赛时拍摄的，裁判员彼瑞鲁·科利纳已经警告过守门员，不要在扑球时做没有运动员风度的事情。又一次，当守门员拖延时间时，他看见科利纳走向守门员，这次他不是警告，而是对着守门员猛烈地大吼大叫起来。 　　 　　 当时，克劳迪奥·帕伯已经传送出4张表现球员在运动中的照片，当他回去重编他的胶片时，在胶卷中最后的一叠里他发现了这张照片。克劳迪奥·帕伯决定把它传送出去，因为它有别于其它的足球照片。 　　 　　 这里体现的不是运动的动感，而是人性中比较常见的东西：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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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罗杰[英]德国贝尔森 1945年 　　 　　 尸体的恶臭和恐怖以及它昭示的内涵，出现在一幅非常奇怪的平静画面中：一个小孩正经过尸骨遍地的集中营地，强烈的阳光把他的脸和道路照得惨白刺眼，背景中的树林却显得出奇的宁静。 　　 　　 乔治.罗杰从一个船员转变为自由摄影师的时期，正好是社会与政治的大环境把摄影培育成为一种集历史性、文献性及信息性的主要纪录媒介的时期。 　　 　　 30年代涌起的法西斯浪潮与军国主义，从罗马到柏林到东京，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上演悲剧的巨大舞台。这个广阔的“工作室”为摄影师们提供着源源不尽的题材：埃塞俄比亚冲突、日本的侵华战争、西班牙内战……战争使摄影师们忙得马不停蹄，正如它让外科医生们片刻不得休息一样。这并不是因为战争场面比泰晤士河畔悠闲散步的人们更上相，而是因为战争创造一种对于影像的可怖需求。传媒对于这类照片有强烈的胃口，而报道者之间则形成了某种模糊但富于创造性的竞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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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迅猛的美国到处设有沾沾自喜的广告牌。作品中的巨幅宣传画就是美国政府自鸣得意的宣扬；衣冠楚楚的四口之家，正神采飞扬地乘着豪华轿车出游，右边潇洒的手写体写道：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比得上美国的生活方式。宣传画上端写的是：“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幅画的下面，却是排着长队等着领救济粮的贫民。美国发达的经济并没有造福全体人民，而是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作品生动有力地告诉人们：富裕，是美国的生活方式；贫穷，也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形象鲜明的画面使人们深刻地认识了美国的全貌。正如人们所说：你要是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美国去，因为那里是天堂；你要是恨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美国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对比，是认识理解事物的最好方法；对比，是使作品具备有效说服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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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摄影师会向我们提供我们自身可能发生的某一变形象征。安特尼·科罗威尔这样做了。在他的这幅作品里，一个令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肥胖巨人躺在一张圆形大床上。 　　 　　 意大利男子科列力奥已经有很多年不能离开这张床了。他干脆让人将自己的房子打开一面窗，向游人展览自己的身体以养活自己。他大约重300公斤——因为站不起来，他目前没有准确的体重数字。 　　 　　 当人们在窗户外面定睛观看这一大堆肥肉时，这真让他们禁不住惊叫起来，他们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