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王起久、邬丰太）

山城戏痴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四川省川剧学校部分首届学生

（王起久、邬丰太执笔）

重庆沙坪坝对面嘉陵江北岸的磐溪，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徐悲鸿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聚集之地。新中国初建不久的1953年秋，这块沉寂已久的文化热土又沸腾起来，响起了回荡溪涧坡谷的川剧锣鼓，川剧史上第一所政府公办、剧院管理的学校——西南川剧院试验学校（现四川省川剧学校前身）在此挂牌开学了。首届学生共一百多名，一部分从成都、重庆的中小学生中招收，另一部分由重庆又新科社的小科生和成都四川省川剧团学员班掺入，大的十四、五岁，小者仅是七龄幼童。学生进校不久，举行了一次领导、老师与同学的见面会（因师资尚未齐备，先开展教学活动，直到次年即1954年5月初，才在邹容路重庆剧场，与西南川剧院建院周年庆典同时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在茅草盖成的练功房里，川剧须生泰斗张德成校长、戏剧教育家匡文宇副校长、著名表演艺术家周裕祥和阳友鹤两位教务主任在简易的小舞台上坐成一排，主持人一一给同学们进行介绍。当介绍到周裕祥老师时，他一下起坐站立，来了个自报家门：“我叫周裕祥，有的同学认得我，大多数同学人认不得我，我更认不倒同学。同学多，老师少，同学认老师容易，老师认学生要困难些，这个问题咋个解决喃？”坐在下面的同学面面相觑，无以回应。“这样好不好？”周老师接着说，“从今天起，同学们不管在哪里碰见我，都请你们先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我，直到我一见面就能喊出你们的名字，而且喊得没有走展为止。”说到此，他大约想起了那几天学校广播喇叭里经常播放的吴晓雷和蒋俊甫两位名家的唱片《五台会兄》，又补充了一句：“就像《五台会兄》的杨五郎一样，出马门一亮相就自报家门：‘洒家——五郎杨延德！’”说着，这位胖胖的教务主任腆起肚皮，登了个夸张的花脸式口，逗得全体同学哄堂大笑。一番比划杨五郎自报家门精彩的即席表演，既活显了丑角名家的诙谐风趣，又表现出老师对学生的亲和慈爱。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无论是传授表演唱腔，还是教戏排练，周老师始终是言辞和蔼，循循善诱，不威而严，真使人感到如沐春风。作为教务主任，他为其他老师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首届学生在校期间，不管是专业老师抑或文化老师，与同学都处得十分和谐融洽，视学生如子女，学习、生活关照备至，关爱有加。

听原西南川剧院老院长朱丹南同志说过，1953年春西南川剧院成立时，周裕祥老师最先提出了设立川剧学校的建议。当建议被领导采纳并很快着手筹备、招生以后，他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担负川剧学校教务主任的委任，在完成剧院繁重的演出、导演任务的同时，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教学工作，奔忙于市区剧院和远郊磐溪之间，肩挑双重担子，却能两不相误。委任周老师作学校教务主任，除了他具有高超精湛的技艺而外，还因其兼有丰富的科班教学经验，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故在川剧学校教学中，他总是善于把科班训练的某些优点与培养新型艺术事业接班人的要求结合起来。回想当年受教情景，有几点给我们留下了铭心难忘的印象。

第一，周裕祥老师主张培养既有专业本领，又具文化修养的艺术人才。周老师自幼家贫失学，从艺以后很渴望有文化知识。在他的演艺生涯中，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乐于与文人墨士结识交往，问疑求教，汲取知识养料。他的艺术成就的得来，不能不说与勤于求取文化、历史知识有直接关系。所以，在他参与制定的学校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中，不是单纯强调学艺，而是要求艺、文并举，开设了语文、历史等课目，甚至还适当学一点数理知识。针对某些不太重视文化学习的学生，周老师常告诫说：“娃儿们，学校开的课你们都要好生学，不许看不起文化课。你看又新科班的师兄师姐们，他们想学都没得机会。”“不学习文化知识是演不好戏的，老师有亲身体会，小时候读不起书，现在还在努力补上。”学校也经常强调文化课的重要性，每学期的中考、期末考试，文化课与专业课都是并列进行，作为考评学习成绩的科目之一。

第二、周裕祥老师非常强调扎实的基础训练。基础训练包括腿、腰、顶、把子、毯子等基本功，身段、步法、指法等基本表演，唱腔方面的吊嗓发声、演唱讲口等。在旧科班里，基本功固然也是必修课，但由于生存所迫，科班生不得不边学边演，往往因演疏练，不等基本功练到一定程度，就匆匆上台演戏。川剧学校开始确定的学制是三年，期间的专业课程，都以包括各种基本功在内的基础训练为主。大约过了一年，根据学生的不同条件，划分为演员班和音乐班；演员班中又分为男女文功班和武功班，学习课目分别各有增减。音乐班学生本从演员班转行，对表演有一定了解；而演员班的学生则对音乐了解不多，因此学校为这部分人增加了学习打击乐和管弦乐知识的课程，并提倡大家学习一种乐器。

基本表演训练的各个科目，每上第一堂课，我们记得都是由周裕祥老师亲自示范，身教言传，接着再让担任学习辅导员的又新科班的师兄师姐们反复规范。对身法训练，周老师尤其注重，他把男女文身法比作“金方”，将武身法喻为“银方”，他说：这是一个演员的“常功”，是基础中的基础。同学们练习文身法、快步、慢步及其他舞台步法时，他要求不但动作要准确规范，而且还须掌握不同步法的速度、节奏和韵律，达到得心应手，流畅自如，在舞台表演时，举手投足，身姿体态才会富于戏曲特有的形式美感。“推衫子”、“跑马”、“登式口”等身段训练，周老师具体要求学生掌握五个要领：一、姿势规范，舞台步位准确；二、手、眼、身、发、步彼此关照，密切配合；三、身段动作之间衔接要流畅；四、静态定像、亮相必须具有雕塑造型感；五、注意不同式口的神态，表现不同角色的精神气质。

唱腔与表演一样，同为专业教学中的重要科目。周裕祥老师不但表演精湛，唱腔亦佳，不只弹戏、胡琴、高腔几种声腔的唱功戏均开口擅长，而且昆腔戏也顾曲兼善。他深谙昆曲板眼规范，曲调舒缓，润腔细腻，学生从学唱昆曲入门，可以为掌握其他声腔形式打下牢实的基础。这种作法，早在他掌教又新科班时就已运用，到了川剧学校后，便更加有序地实行。他先从教唱《红梅阁·游湖》的单支曲牌［梁州序］“破土”，继以《苏秦封相》的长段昆腔套曲“垫基”，后用排练昆曲折戏《回回指路》“收工”，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曲到戏，使学生们对昆曲的唱腔规律、特色、韵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基本了解。果如周老师所望，同学们先学了昆曲之后，再去学唱高腔、胡琴、弹戏诸种声腔，在行腔落板，用气吐字方面，收到了举一反三的效果。

第三、周裕祥老师十分重视基础训练的规范化和系统性。中规中矩，是为规范化；组合有序，是为系统性。过去科班的身段表演训练，往往是以演带训，或以演代训，科生们在舞台上手、眼、身、发、步表演，随意性很大，既无必须的规矩“约束”，又缺乏美感，更说不上有计划有步骤学习掌握表演的基本技能。周老师深知科班教学的长短，曾试图在又新科班解决某些问题。以指法为例，他初步汇列了“天、地、日、月、夜”等一、二十个指法，将设计的动、静姿势固定下来，让学生依样画瓢。到了川剧学校，他又与教务主任阳友鹤老师及邓蕖如、梅春林、张崇德、龚明光、许述燊各行当老师通力合作，将指法从舞台表演中剥离出来，加以提炼、归纳，由少到多，陆续组合设计为男、女角“百字指法”，由韩光寿老师编撰了文字说明。这套“百字指法”，包含了舞台表演中指事状物、表情示意的各种内容，既有规范，又很系统，成为当时表演基础教学极为实用的教材。

受此启发，川剧学校的专业老师们陆续编出了实用性强的音乐、唱腔教材和“表演程式套子”。其中有“袍带程式套子”、“水袖程式套子”、“朝笏程式套子”、“口条程式套子”、“云帚程式套子”，还有由川剧名家曾荣华设计的“开扇子程式套子”，袁玉堃设计的“闭扇程式套子”。用于教学中，不但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影响深远。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献礼，川剧学校这一批专业表演训练教材在京展出时，立即引起全国戏曲界及戏曲教育界的高度关注。国庆后不久，中国戏曲学校的领导专程来川剧学校取经，他们把这些教材和教学经验带了回去，之后，编出了较为完整的京剧教学的“程式套子”，其组织和设计方法，应该说是受到了由周裕祥老师开创，川剧学校续接的“程式套子”教材的启发和影响。

我们这些川剧学校的首届学生，在校期间经受了严格、系统的专业基础训练，得到了周裕祥老师等前辈名家直接教诲，学有所成，耕有所获。1956年参加四川省青少年会演即惊动了川剧界，尤以基本功扎实过硬广受赞誉。毕业以后，在继承和发扬川剧艺术的道路上，大家努力进取，为戏剧事业贡献力量。今天，当周裕祥老师百岁诞辰之际，我们这批川剧学校的首届学子均已年逾花甲，想起老师当年的身教言教，声声盈耳，历历在目；思念之情，萦胸荡怀。周老师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育人的赫赫功绩，同他的表、导演艺术同辉，是川剧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值得后辈去深入研究并继承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