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的启示

抓住那个瘦子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暨2011年大学校长全球峰会上，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曾发表讲话，阐释了西方人对大学精神的理解。阅读相关报道时言，我想起了前几年在英国大学游学的日子，感想颇多。
借助媒体披露出的讲话稿，我知道汉密尔顿在不长的演讲中反复强调联合的重要性：“牛津采取联盟式而非等级制的治理方式。38个学院都实行自治，4个主要学部——人文、医学、数学、物理学和生命科学——在创立时就有很大的自治权。这种分权模式鼓励自由、开放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论，这是有活力的大学的标志。此外，构成牛津的各个组织单位于是高度竞争性的，这是集权治理体制中难以培育的特征。”（《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6日）这番话生动地诠释了牛津大学乃至西方大学的灵魂——自治、联合、竞争。
到过牛津大学的人都知道，它没有统一的校园，只有分立的学院。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建筑、风格、传统，享受高度的自治权。自治的学院和学院形成松散的联合关系，但又彼此竞争。于是，富有张力的大学结构、大学生活、大学氛围诞生了。在我游学英国的2005年，牛津大学的不少学院都在搞院庆，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展示其渊源和成就。站在那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学院前，望着悬挂在学院大门前的名人肖像，我想起这个古朴的校园里曾诞生了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由得暗暗追问：牛津大学为什么这么牛？
事实上，汉密尔顿的讲话已经部分地阐释了牛津大学成功的秘密。牛津大学之所以牛，在于它所创造的大学精神。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它最初只拥有各个由牧师建立的学院。后来，各个学院联合起来，形成了延续近千年的学术共同体。至于每个学院，则又始终是学生和教师的联合体。联合而非建构出等级制体系，乃是牛津大学之为大学的关键所在。在勘察西方大学的起源时，著名学者米诺格（Kenneth R. Minogue）发现它们是“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像巨浪般席卷整个欧洲的联合本能的产物”。在最初的大学建立后的数个世纪中，欧洲的教师和学生们将“联合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大学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联合的同义语。落实到细节层面，牛津大学的联合精神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它超越了等级制的藩篱，“依赖才能而非血统遴选其成员”，“学生来自封建社会的各个等级”。；其二，大学在其最初时期就建立了一个完全“国际化”的社会，人可以在其中自由地流动，不在行动和著述上留下明显的国家和地域的标记。；其三，上述联合的目的是实现自治的理念、守护自由、获得真理、发展知识。
由于将师生关系定位为联合关系，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几乎从不以独断的语气讲话，不进行单向度的知识灌输。他们介绍自己的学术成果时必须进行自驳，揭示其局限，允许学生质疑（典型的牛津课程包括讲授和论辩两部分）。在这种联平等对话的过程中，学生显然更容易培育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创造力。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之所以牛，是因为他们成长于与大师比肩并立的大学氛围中。
纵观西方大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尽管大学的具体形态已经出现了分化，但继承以联合为灵魂的大学精神却被代代传承。与结构简单的中世纪学院相比，现代大学是远为复杂的联合体，其文化生态更为具有自由、丰富、多元。譬如，后起的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学府之一，除了规模方面的原因之外，还由于它发展了以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为核心的大学精神。与牛津大学一样，其各学院相对独立，教授和学生则拥有自治的权利。自治意味着不依赖他人，意味着平等，意味着联合。据说，哈佛的教室都无论大小，都使学生只会平视或俯视讲台，而绝不会让学生仰视教师。在这种强调自由、平等、联合的文化氛围中，自治的大学人会走上自我超越之路，站立为大写的个体。
与历史悠久的西方大学相比，仅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国大学无疑是后来者。由于没有形成以联合为核心的大学精神，中国的高等院校普遍出现了包括官本位、中心化、学术腐败、创新能力孱弱在内的诸多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强烈希望本土大学迅速走上自我超越之路。我们的大学人要超越当下体系的局限，就应该借牛津大学等西方名校的经验，领会西方同行对大学精神曾经给出和正在给出的诠释，创造出有丰富、多元、自治的师生联合体。

抓住那个瘦子

西方和我们果然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