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在社会不公中彻底破产

清风yl · 发表于 2011-2-20 10:42

假如中国发展模式的国民收入分配是公正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按照这个假设：假如农民的人均收入能与经济同步增长，那么2007年他们的年生活消费支出将是目前的2.7倍，达到人均8,705元，接近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水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订部门头痛不已的“国内需求不足”问题，其实是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制度以及经济社会政策的综合产物。既然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保持不公正的状态，最后就必然制造出多数国民贫困、消费能力低下的社会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又反过来遏制经济的正常增长，迫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公共工程和房地产泡沫来维持畸形的增长格局。

于是“国内需求不足”与畸形增长方式互为因果，构成了中国经济走不出的“闭环”。

也许有人会说，50年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3.27%，不管怎么样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发展，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民众的消费水平50年当中零增长的。那么，中国农村居民50年来的这种消费水平增长到底慢到什么程度呢？要判断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究竟如何，就必须作横向比较。若把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富裕群体的消费水平对比，可能得出的结论会见仁见智。一个比较简单而有说服力的办法，便是将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作国际比较。

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关于全球生活贫困线的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衡量，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日消费支出尚处在全球范围的贫困线标准以下。也就是说，总体上平均而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到2007年仍然属于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贫困人口；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同时也表明，相当大规模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远低于全球的生活贫困线，属于赤贫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贫困人口多在非洲等地的经济停滞或战乱国家，唯独中国的数亿农村贫困人口与“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并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并非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而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

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为证，说明这个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很少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受惠。但农民并非唯一未受惠的群体，在城市中还有大量城市贫民（包括1亿多农民工、数千万下岗职工等）同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两个群体（扣除农村居民当中的高收入家庭）的总人数即达8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成。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显示，中国持久的高增长不是带来社会的相对均富，相反却造就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贫困社会；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仅占人口极少数、但家庭财富规模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上阶层平均水平的权贵阶层。

中国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特色”，那就是在短短的20多年里，从计划经济下个人收入相对平均的状态下，权贵们在几乎没有任何祖产的情况下，突然暴富起来，其富裕的速度令西方那些数代传承、逐渐积累财产的富人们瞠目。制造极度的贫富差距乃是中国发展模式中与高增长并肩的第二大特征。

40多年前，在中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高潮年代，中国官方曾经搜集了日本等国左翼留苏学生的文章或言论，编成了一本文集，题名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然而，那时的苏联，远比今日的中国要“干净”得多。如今，倘若有外国的左派编类似的一本书，搜集中国的社会不公、伦理败坏、道德沦丧、色情泛滥诸多政治社会弊端，冠之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大概比当年中共编的那本更有说服力。

中国大陆60年后看以往的发展，这种反常的结果可以让人直观地想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从制度到政策，恐怕都应当作深刻的反思。否则如此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是灾难。换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出了大问题，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发展，自从邓小平发布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从来就没有在政策上、概念上真正厘清过，更从未允许过公开自由的讨论。

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社会公正不是一面偶尔拿来点缀“盛世风光”的彩旗，也不是一个用空话充填的宣传口号，它是一个关系到国运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衡量发展模式优劣的标准，它甚至还制约着发展的路径与成败。所以，发展不能背离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正常的发展模式里必须实现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为谁发展、让谁获益，这体现了普世的人类价值观念，与科学其实没什么关系。

谈到社会不公，学者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那是社会学家才关心的话题；或许还有人认为，只要不影响经济增长，社会不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其实，社会不公并不只对社会观念、公众舆论、社会结构变动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同样可能改变经济的走向。

那么，长期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对经济构成的威，是明显存在的；能否看得清，取决于人们的观察角度。也许，从企业的层面看，把员工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把经理的报酬尽可能最大化，符合微观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从市场研究的角度看，无非是少关心低档商品的需求，多注意高档商品的开发营销罢了。但从宏观经济的层面看，长期的社会不公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畸形化，它不可能不影响消费、投资的结构，进而改变国民经济的体质。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教训：权贵们的财富再多，他们的日常消费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何况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到国外消费——或让子女在国外消费（留学、移民定居等），或者是向国外转移个人财产。政府的能力再强，也无法强制贫困的多数人口为“国家”多消费，从而创造出政府需要的足够“内需”；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就只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但这又造成外汇储备过大，其风险与机会成本过高；若出口停滞、国内消费疲软，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但房地产的过度炒作势必营造出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若盲目拉动经济，则通货膨胀会压缩绝大多数
国民的消费能力，令“内需”进一步萎缩。

这种现象与1960年代从拉美经济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依赖理论”有某种相似性。左派的“依赖理论”曾经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风行一时，它指出了拉美经济对美国过度依赖的特征。后来东亚模式的出现从实证方面质疑了这一理论。如今，中国模式似乎给“依赖理论”的复活提供了最好的经验素材。

对“中国模式”可以有各种归纳，但总的来说是：国家的发展长期背离社会公正，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最终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而言，难题还在于，一旦这样的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定局，是不可能像小国那样，用外贸来加以调节的。在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里，常年有几亿劳动力只拼命生产却基本上很少消费。

托经济全球化之福，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大量出口，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大量放贷（表现为外汇储备急剧上升，成为世界第一），让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帮助中国解决难题。可惜的是，中国的决策当局未能看明白，除非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变成像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关系（统一货币、取消关税、自由移民），否则，经济全球化也不能充当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永久“救生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资金流被迫调整，中国恐怕不能再指望继续用出口和放债来应付“国内结构失衡”了。

追根寻源，2008年到2009年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其实是一个始作俑者。奇怪的是，中国的一些学者居然以为中国这种过度出口加过度放贷的经济结构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丝毫看不到其中孕育的严重危机。一种剥夺本国多数居民、却让外国居民受益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不衰。这种经济成长模式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借贷；换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钱，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越穷，中国的经济才能持续高增长。问题是，如果西方人不愿意再多借债，中国怎么办。至少从2009年夏美国的情形来看，美国消费者已经开始扭转借贷消费的不良习惯；欧洲和日本的消费者本来就不喜欢借债消费。于是，西方国家居民转向节俭，本来是有助于国际经济平衡的好事，但对中国来说却成了坏消息。于是，中国只能够进一步压榨本国劳动者、不断降低制造成本，从而吸引西方消费者。近来，中国富豪不断从美国购买茅台酒、从韩国购买中华烟回到中国消费，广东人为了省钱，纷纷跑到香港购买日常消费品，就是明证。

但事实上，中国的外资、私营企业已很难再降低成本了，而中国也并非世界上唯一可以发展制造业的国度，发达国家市场的订单已经开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可见，依赖过度出口来抵消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内需不足，只能是权宜之计，绝难长久。

“中国模式”内生的这个难题，从2009年开始将中国经济引进了左右失据、进退两难的窄胡同。不久前，有国内学者坦承：与出口直接相关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到了“买不行、卖不行、不买不卖也不行”的地步；套用这句话，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调节，也进入了经济增长“快不行、慢不行、不快不慢也不行”的状态。

当然，主政者即便明白这一趋势，也未必愿意承认这一点。

对付社会不公问题，比对付宏观经济问题，难度或许要大百倍。几乎可以说，一旦社会不公成为定局，就很难找出速效的解决办法。既然社会不公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诸多政策的综合性产品，那么，仅用几项小小的政策措施，或由政府从预算内“恩赐”一点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方面的“好处”，就想根本上改变发展的社会不公性质，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实，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根本问题：必须改变制度，坚决地快捷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