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出回头,出了好兆头,难得出回糗,要糗就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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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出回头,出了好兆头,难得出回糗,要糗就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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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公开信
何政同志你好! 一是请容许我在你的名字称谓后面不冠以“副秘书长及主任”的称谓称呼你。二是请容许我以公开信的方式与你展开质询对话,这样以便有一个公众的裁判,“所谓的”诬陷诽谤之词不易使你蒙冤受屈,同时也规避不法小人假法律之手对我的陷害。三是这封公开信是写给对你最给力的领导的;是写给冤缘未解的信访民众的;是写给巴中385万父老乡亲的;是写给巴中、四川乃至全国纪检监察战线上的全体同仁的。这封信是暴露我对你官僚的愤恨、忽悠访民的厌恶、不履行公职的声讨、参与暗箱转让国有资产行为的揭露。同时也是我对你身兼二职而“不作为乱作为”的无奈发泄。2008年9月17日我的信访申请受理到2009年5月5日市人民政府受理我的信访复核复查申请,你始终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拖,让违法暗箱转让的国有资产拖成了“合法化”,让其被逼死的民营企业至今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说法!钱权蹂躏的困惑给我带来了人生的无尽惆怅,故期待你当众回答! 一、这桩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到底是否合法 2002年9月27日(巴府函[2002]23号),巴中市人民政府批准了后坝土地储备中心总体规划,也就是说位于规划区内的所有土地都必须进入土地储备中心挂牌拍卖。无独有偶,巴中市通达农牧产品开发公司所属的价值千万余元的28.5亩土地、成套的机械设备及地上建构物等国有资产未经挂牌拍卖就仅以320万的价格(含土地出让金在内)暗箱操作给巴中市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让合同是2002年11月25日就已付款签字生效。巴区国企18号《关于同意出售企业国有资产的批复》的时间却是2002年12月2日,出卖的底价却与通达公司暗箱操作的价格不谋而合,这难道也是巧合?现引述18号文件原文:“巴中市通达农牧产品开发公司,你们关于请求批准出售国有资产的请示收悉。根据区政府巴州府发[2002]36号文件中批复你司‘出售资产安置职工的改制方案’为加快企业改制,经研究同意你们对所属范围内的固定资产(含土地及附着物),不低于320万元的价格进行整体公开出售。”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文中引述的[2002]36号文件却是2002年5月14日巴州区人民政府印发的一份《关于企业改制目标责任分解的通知》,真正的批复是2003年1月8日(巴州府函【2003】2号)《〈巴中市通达农牧产品开发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2009年5月巴中是中级人民法院仅以通达公司领导集体受贿,主要领导索贿的犯罪事实分别判处公司经理及副经理十年和五年的有期徒刑,对土地的去留也仍然避而不谈。这样的暗箱操作程序是否合法? 二、明亮部长签批的依法拍卖为何石沉大海。 在我信访过程中,你也曾多次电话告知我,你的诉求赔偿方案领导已批,只等收回这块土地依法拍卖,2010年5月中旬,我再次来到市国土局局长办公室询问我举报这块土地的情况,侯局长告知,代分管国土的明亮部长对该块土地已明确批示了(侯局长还讲,我们报的两条方案,明部长的签批是同意我们的第二条方案)随后我来到市信访局,罗之琼局长告之,这次收回违法转让的土地一共有7宗,其中有你举报的这一宗,为了再次应证其真实性,我又来到张云清副局长办公室里询问这块土地的情况,张局长打开电脑,给我看了收回拍卖该土地的两点理由:一是超期未开发使用,二是该土地在转让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可这土地至今还被开发商囤积霸有,2011年元月4日,我到市人民政府张开荣副主任办公室询问这块土地去留的问题,张主任再次告诉我,明部长签批收回拍卖这块土地的事他也知道,至今为何没有收回拍卖他也不得而,幕后操控“权力黑手”到底是谁? 三、望直面以下陈述 在这桩国有资产的转让前,据知情人确切透露:当时市国土局储备中心出价840万并解决单位职工的“两保”都没有买成,事后该地块国土局不给过户,求情于当时分管国土的副市长都不敢签字,最后是你亲自找到熊光林同志签批。熊签批后,你和通达公司法人一道宴请国土局长杨廷雄,觥筹交错间你站起来向杨局长道歉陪不是,说越级犯上了,最后通达公司法人立即站起来说,何区长你坐下,要道歉也该由我来道。最后你暗示通达法人给杨红包5千元,该地块才得以顺利过户。怪不得民间街坊流传你在巴州区任分管工业的副区长不久就在成都购置洋房,说你在棉纺厂,齿轮厂,轻工机械厂,及电力公司的变压器厂等企业的改制转让过程中捞了不少好处!当然这些议论一是对你来说不足挂齿,依你之能,有无都很容易被你和谐和过滤。二是我本身也无证据证实。不过我亲口讲的是有出处的,敢拿身家性命担保其真实性。故还望何正同志扪心直白。 综上说实话,我不明白的是,你当时分管的国有企业改制出卖为何就不能给我民营企业一条生路?想起你在发展民营企业大会上的讲话,“谁搞死民营企业,我虽不能摘他的“帽子”,但我可以叫他的“帽子”变色,和巴中一次一次又一次在外召开的招商会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真无法明白你在台上的言和台下的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还有2009年蒋省长来巴视察,我准备那天下午带上信访材料去拦蒋省长,你中午就发来短信叫我2点30分把材料带到到你912办公室来解决。我当时很感动,特别是你对我说,这件事确实我有错,本应该在我任副区长的时候给你解决好却拖到了现在,不过现在也不要紧,就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来处理,首先保证你能把企业再搞起来,只要鉴定结论一出来,哪个敢不给你拿钱。你现在就不要去东找西闹了。我当时服了,你的这番话让我感动了好久。结果你的诺言依旧变成了谎言。鉴定结论出来后你却仍是一拖三推。 至今我更不明白的 一是你为何要这样拖我?你居然置《国家信访条例》之规定于不顾,背弃市委政府的三问原则,身背“不作为乱作为”的骂名,酿成今天这壶谁都难以下咽的苦酒。试问谁来承担这种不作为,乱作为两年多给我新增的信访成本。 二是既然是协调意见,你为何始终不让我和对方见面?为何总是你说给多少就多少(依据何在?给我就像向你要钱一样的感觉),你这明显在以权压我。 三是面对法定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怎么也是你想说多少就是多少?既然这样当初何须花钱去鉴定?(2万5千元啊的鉴定费啊)!你这又明显是在以权压法,是典型的行政乱作为,我不会答应,党和人民政府也决不容许你这样做。希望你能公开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
大家算一下,一个县长配一个秘书,一个司机,一台车,一年下来要花纳税人多少钱啊。巴中想发展都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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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人吃了撑着,乱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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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4个贫困县区配44名正副县长 超编50%以上
2011年05月04日08:40中国新闻网我要评论(308) 字号:T|T 继4月初湖南常德石门县被曝有超配领导之嫌(县委常委16名、正副县长12名)后,四川省巴中市辖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区、平昌县四区县在微博上被曝“超配县长”,网友曝料称,四县区均系国家级农业贫困县,经济总量数额不大,但是却共有44位正副县长。其中通江县10个(1正9副),南江县11个(1正10副),巴州区11个(1正9副1助理),平昌县12个(1正11副)。 县政府领导超编50%以上 记者登陆上述4县区官方网站发现,微博曝料基本属实,但是平昌县情况有误。该县县长配备情况是1正9副,共计10名。平昌县、南江县官方网站均介绍当地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据了解,通常情况下,县级政府领导职数配备一般要求为5-7名。上述4县区为贫困县,经济总量不大,无论是按5名还是7名职数配备,当地县政府领导干部均超配50%以上。 在湖南、四川出现的这种领导干部职数超配的情况均非偶例。近年来,领导干部(尤其是在县一级)超配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过去有网帖曝料,辽宁铁岭市曾被曝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湖南衡南县政府曾被曝,该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为19人,包括1名正县级干部,1名常务副县长,6名副县长,3名副县级干部,7名副调研员,1名县长助理。 超配致财政负担不可小视 有网友戏谑:“‘食肉动物’太多了,养不了。”此语虽然难听、刺耳,但也的确是指出了领导干部职数超配带来的财政负担不可小视。 全国有近三千个县级行政区,若每个县政府都超额配备3名县领导,就将多出近9000名“县官”,若党委系统也同样超额配备领导,则将多出18000名县领导。若每名县领导的工资、用车、办公等经费,一年以10万计,起码要多消耗18亿的财政收入。在县一级,领导干部超额配备的情况不仅在县一级领导层中有,而且在一些县直班子里也是存在的,有的甚至是十分严重。如,河南省郸城县公安局曾经被曝领导配置严重超编,县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竟有16人。群众笑称配置“比公安部的还多”,堪称“最豪华阵容”。 以精干高效为改革方向 县级领导班子超配的成因复杂。根据目前,各地官方对此的回应,主要有挂职、交流、转业安置等多种原因。但是,无论如何,目前的这种体制状况迫切地要求改革。 “领导干部应该是人民公仆,就像在餐厅吃饭,如果餐厅较小,只能容纳10人,可能只需要1个服务员;而若餐厅较大,有100人进餐,可能需要10名服务员。领导干部的职数配备也应该进行科学的动态调整,适应当地总体情况。”省委编办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
从2011年5月4日腾讯新闻头版找到巴中的字眼了吗?你找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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