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炮轰出租车垄断：针扎不进 。水泼不入！新华网炮轰出租车垄断：针扎不进 。水泼不入！

新华网北京1月7日电面对出租车司机“生存难”和乘客“打车难”的呼声，是该对行业垄断的根基动刀，还是该对专车执法“一刀切”？近期围绕“滴滴专车”等引发的风波和争议，触碰到出租车业改革的深层问题，重堵不重疏、治标不治本，靠垄断利益生存的出租车行业还能走多远？

“共享经济”是否“一刀切”

出租车本是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长久以来却成为部分垄断公司的“摇钱树”。

就在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沈阳市部分出租车为表达不满停运。同时，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类似事件，矛盾直指燃油附加费、“份子钱”、黑车等问题。而与此同时，全国范围不少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开始严查黑车、私车运营，并将板子打向了时下流行的“专车服务”。

北京市有关部门日前表示，集中执法力量加大对黑出租车的打击，并对“易到用车”“滴滴专车”等利用叫车软件非法运营的车辆从严查处。2014年12月25日，上海查扣了12辆“滴滴专车”，沈阳、南京等地先后表示，专车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属于非法运营行为。

对于这种界定，“滴滴打车”方认为，所谓黑车，是指未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办理任何相关手续，没有领取运营牌证而以有偿服务实施非法运营的车辆。但是“滴滴专车”是一个移动出行的信息平台，只和依法运营的汽车租赁公司和劳务公司合作，不和私家车合作，如发生意外由“滴滴基金”按照责任范围内赔付。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宝昌说，现行法规下，查处黑车无可厚非。但政府如果无视既得利益的暴利垄断，单方面遏制满足消费需求的创新模式，这种管理思路需要反思。

因为实施准入管制的出租车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多样化的专车模式风生水起。部分私家车挂靠租赁公司抢滩出租车运营市场，突破“街边招手”的传统模式，依托移动互联网提供便捷服务，并以相对的高价格拉开需求层次。

天津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在这种共享经济体系中，过去只能作为消费者的私家车主，可以将闲置车辆作为专车投入服务领域，体现了共享经济的互助性特点。

有业内人士认为，来势难挡的“专车服务”的确需要规范引导，但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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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机上下载的“百度地图”导航时，软件会提供“叫出租车”和“叫专车”的选择（1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是否维护垄断利益

一位北京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表示，自己并非对“滴滴”“快的”有意见，他们通过软件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生意。“我们最不满的就是长年被公司收取严重不合理的‘份子钱’。”

根据这位司机师傅介绍，自己和另一位司机一辆车双班倒，和公司协议一签就是6年。除去所交数万元押金，两人每月还要交给公司“份子钱”9600元，这样高的“份子钱”半年便可买回一辆 （北京市区出租车主流车型），而剩下5年半全是公司收走的暴利。但即便如此，车辆维修、保养等日常费用还得自己掏钱。“公司就组织开开会，别的什么都不管。”

一家大型汽车租赁公司副总裁对记者表示，出租车司机平时连个上厕所时间都没有，胃下垂、颈椎腰椎劳损、风湿关节炎已经成职业病，每天80%的工作时间都在给公司挣“份子钱”。

邱宝昌认为，出租车是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出租车公司的既得利益必须破除。

消费者打车难、出租车司机收入低，这样的“两头难”已是普遍现象。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出租汽车134万辆，企业8000余家，驾驶员260多万人。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规范与否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租汽车行业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有效解决，需要通过加强顶层制度建设，依法依规予以解决。

然而，在当前严格限制出租车牌照的背景下，一方面，出租车公司仍然能“躺着就把钱挣了”；另一方面，也难免出现垄断资源导致的寻租腐败。司机、市民两头不满意，甚至让牌照资源成了既得利益用来挟持政府部门的砝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机关服务中心主任汪国镇表示，目前出租车整体行业结构不合理，其经营方式已使整个行业在司机、乘客的多方指责下坐在“火山口”上，面临不得不改的境地。“司机压力太大，乘客难以享受到优质服务，必然催生新兴业态。”

期盼改革终结垄断

近段时间，“专车服务”市场发展井喷，引起社会极大关注。“滴滴打车”软件运营公司副总裁朱平豆称，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这部分需求明显增加。未来高品质、多层次、个性化高端商务出行需求会越来越旺盛，尤其是公车改革后，这股需求对市场产生的蝴蝶效应更大。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表示，从目前情况看，不仅高端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没能满足，基本需求也属于供不应求状态。对于互联网专车项目，应考虑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不应“一刀切”，只要明确相关运营资格即可。

罗兰贝格汽车业务合伙人张君毅也认为，“一刀切”执法并不明智。比如在租车市场，神州等公司革了老式租车的命，而他们也又遭到“滴滴”“快的”等平台的挑战。出租车市场也是如此，只有在不断挤压和对抗中，市场才会更有活力。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表示，移动互联网开启的城市交通变革新时代已来临，鲶鱼效应或可成为撬动传统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的杠杆，改变“份子钱”等不合理的旧模式，倒逼传统出租车行业改革。

北京德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家辉表示，垄断产生暴利是必然的结果，当前管理部门一方面应放开专营市场，对共享经济模式加强引导和规范；另一方面要坚决破除行政审批垄断造就的封闭和低效。（记者郭宇靖、彭卓、徐扬、张逸飞、齐中熙）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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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各国对出租车实施管制的常用办法是政府拍卖特许权。基本上是个体经营，没有什么出租汽车公司。一般来说，政府经营特许权有两个原则：一是将特许权卖给直接经营者，二是出卖特许权的收入归政府所有。世界各大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特许经营权一般都直接卖给出租车司机个人。

以美国纽约为例，在纽约，出租车行业由出租车轿车委员会统一管理，只有获得营运资质的汽车才能载客。获得营运资质的途径可以从现有拥有者手中购买，也可以等待城市每隔3至4年一次的拍卖。2011年，单个资质的价格已达到100万美元。目前市场上每个价格约70万美元左右。由于价格高昂，拥有者大部分是公司，很多出租汽车司机向其租赁。纽约打车费用为中等水平。

声讨出租车公司为何总没下文

事实上，近年来关于多个城市出租车公司暴利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多数一阵声讨过后又是“雨过天晴”，究其背后的原因，与相关部门懒政不无关系。最为直观的例子就是，此前曾有城市回应称“（截至2011年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出租车从业人员超过10万，管理困境难以想象”，因此以“管理不便”为由拒绝取消出租车公司。

另一方面的阻力则来自于出租车公司本身，每每面对外界的质疑，出租车公司经营者大多都会哭穷并强调“不是暴利行业”。例如，北京建国出租车公司总经理张君成就曾公开表示，“出租车公司盈利空间已经很小了，份子钱不能再降了。”此外，张君成还列举出租车公司每月支出主要包括油补、工资(岗位补贴)、统筹(五险一金)、税金、车辆折旧、办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