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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与政泉纠葛始末:真相与谎言并举 牵涉众多高官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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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 11: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方正与政泉纠葛始末:真相与谎言并举 牵涉众多高官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2015-01-12 08:11:16


双方的相互揭发令人眼花缭乱,真相与谎言并举,牵涉众多高官,拉扯巨额利益。这场公开缠斗远超商业纠纷范畴,是政商交错的意志力、道德底线、法律规范与潜在资源的生死较量

文|本刊记者 王晓璐 陆玲

新年一纸公告,彻底改变了两个人混战多时的乱局。

1月5日晚,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公司三名董事: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CEO李友、总裁余丽已于4日应相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

1月4日,被一同带走的,还有李友的弟弟,方正集团副总裁李国军。

据《财经》记者了解,1月4日上午,受中央纪委知会,北京大学校党委以开会名义,召集魏新、李友等人参会,上述四人到场后,随即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协助调查。

随即,北京大学迅速任命了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桂田等三人作为方正集团新的领导层。至此,方正集团实际掌舵者李友和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政泉控股”)所谓“掌舵人”郭文贵之间公开进行多时的相互揭发,暂时以李友率先被要求协助调查而渐趋明朗。

迄今政泉控股私下否认此事与己有关,外界亦无法向相关部门确认魏新、李友等人因何事项被带走协助调查,但方正与政泉之间持续两个多月的公开较量,无疑是魏新、李友等人被带走的催化剂。

从2014年11月初,政泉控股公开举报替李友等人代持,方正集团高管涉嫌内幕交易开始,双方的相互揭发令人眼花缭乱,真相与谎言并举,牵涉众多高官,拉扯巨额利益。这场公开缠斗远超商业纠纷范畴,是政商交错的意志力、道德底线与潜在资源的生死较量。

综合此前各方信息和传闻,扳倒郑州原市委书记王有杰、北京前副市长刘志华等高官的郭文贵,在江湖上以所谓“战神”著称,他曾与多家有背景的公司有过商业纷争,均鲜尝败绩。与其合作者对其多评价不高。低调行事的他,以其雄踞北京北四环外鸟巢边开发的盘古大观楼盘而倍增神秘色彩。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第一阶段,看起来李友也没能斗过“战神”,率先出局。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李友与魏新这对控制方正十余年的搭档,此去凶多吉少。李友及其郑航系控制方正的历史也将结束,这位颇具名气的资本玩家,很可能将失去资本腾挪的舞台。

在去年11月下旬的一次见面中,李友衣着整洁,面对《财经》记者,神情镇定,对他和郭文贵的交往史娓娓道来。但也坦言,本计划2015年退居二线的他,经过这么折腾,可能无法实现愿望了。

作为中国校办企业头号招牌的北大方正,也因此蒙尘。北大方正改制后十余年,资产规模迅速膨胀,在全国高校企业中一骑绝尘,这与引进李友直接有关。

多年来,围绕李友和方正的议论也一直不断,方正改制成为争议最大的焦点,国有资产被低估和转移的质疑一直存在。在这轮斗争中,李友等人被揭发涉嫌转移到海外巨额资产、贿赂高官,是引起外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些揭发是否是李友等人被要求协助调查的原因,有关方面不予证实。

法律界人士认为,从目前已公开的信息判断,方正集团与政泉控股复杂的商业纠葛,最后可能需要在法律层面才能厘清。如何解套,也关系双方企业未来走向。

 临危换帅

细观不难发现,在方正集团五大业务板块和六家上市公司中,李友及郑航系成员均在其中担任要职甚至首脑人物

1月5日下午,位于北大东门的方正大厦顶楼,多家金融机构负责人齐聚。此前由于方正被举报涉嫌有各种问题,在放贷或资金往来上,金融机构都开始谨慎。这次沟通,方正集团目的明确,就是稳定各家金融机构对方正的看法。

促成方正集团召开这次沟通会的,正是前一天发生的方正高管地震。就在前一天,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CEO李友、总裁余丽以及副总裁李国军被公安带走要求协助调查。

北京大学随即选举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桂田,北京大学产业党工委书记孟庆焱、副书记韦俊民为方正集团董事。前述三名新当选董事与方正集团现任董事张兆东、廖陶琴、肖建国、张旋龙共同组成新一届方正集团董事会。黄桂田任方正集团董事长,张兆东任总裁。

这是方正遇到的一个重大新危机,但这并不是方正首次碰到这种麻烦。2001年前的方正,经历了派系斗争、逼宫事件和争夺方正科技(600601)等多次发展危机,但在魏新的加入后都一一化解。

来自北大资产经营公司的魏新,受到学校领导的鼎力支持,于2001年10月被任命为方正集团董事长。为争夺方正科技控制权,魏新拉来了在资本市场已经很有名气的李友,还有李友大名鼎鼎的朋友张海。

审计出身的李友当时已经创办了多家公司,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是“凯地系”的实际操盘手。张海则是以会“特异功能”著称,进而成为资本市场玩家,与李友一同利用凯地系大举收购多家上市公司股份。

重庆人李友,1986年毕业于郑州航空管理学院,后在河南审计厅任职。从1994年开始,李友开始成立公司,并逐渐在资本市场有所动作。1999年,李友正式辞去公职。2000年收购中国高科(600730),出任总裁。

在与李友、张海共谋,阻击了方正科技董事长祝剑秋企图控制方正科技的计划后,魏新看到李友的能力,就将其引入到方正集团。李友进入后,与魏新合力,开始带领方正集团走多元化扩张道路:收购浙江证券,参股成都商业银行,全资收购苏钢集团,入主西南合成药厂等等。

一系列举措之后,方正集团资产规模快速膨胀,利润也逐步提高。

到2013年,方正集团总资产为960亿元,净资产为339亿元。业务领域涵盖IT、医疗医药、房地产、金融、大宗商品贸易等产业,旗下拥有方正证券(601901)、北大医药(000788)、方正科技等六家上市公司。

在资本市场上,比较多的看法认为,方正集团快速发展到今天,与李友和其带入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同学团队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善于进行资本运作的管理层,他们对金融资源尤其看重,也善于利用资金杠杆撬动各种资源。

2003年的方正改制,总体上是在国务院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政策下完成,但整个改制过程一直争议颇多,这些争议在2011年一度达到顶点。为了响应国务院号召,方正集团作为北京大学校办企业,要明晰校企产权关系,完善管理体制。由此,方正集团着手引入社会股东改制。

其时,李友特别看重方正的平台,和魏新运作,以净资产价格,以北京招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平台收购方正集团30%股份,招润即为魏新、李友等方正管理团队持股公司。同时,方正集团以6倍净资产价格,向成都市华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转让18%股份,向深圳市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转让17%股份。

而后两家公司实际均为李友控制。若此方案成功,李友将可成为方正集团实际控制人。但在多方反对和质疑之后,后两家公司将股份退回,李友想控股方正集团的意图只好作罢。北京大学独资的北大资产经营公司持股方正集团70%,招润持股30%。

2011年,《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报道,认为2003年的改制,涉嫌低估方正集团资产, “侵占国有资产”,而李友等人则涉嫌曲线MBO(管理层收购)。如净资产仅仅250万元的北京招润被估值为4480万元。经过短短一年的股权腾挪,北京招润净资产由250万元暴增至13亿元。

在股权上,李友及其郑航系同学持股方正集团不到30%股份,在集团董事会也属少数席位,但细观不难发现,在方正集团五大业务板块和六家上市公司中,李友及郑航系成员均在其中担任要职。

所谓郑航系,是指以李友为代表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校友及其亲属,包括方正集团总裁余丽、方正集团高级副总裁方中华、方正集团副总裁冯七评、北大医药董事长李国军(李友胞弟)等。

 举报内幕交易

有几点可以确定:代持资金最终由北大资源安排深圳康隆出资;双方持有代持协议,但协议是持股后补签;除出资外,北大资源还承担代持股份的全部税费;政泉代持股份最终获利3.55亿元,收益超过100%;获利收益最终也流回北大资源及相关公司,政泉方面提供的资金划转记录显示,其中有8100万元资金流向了李友的关联公司

郭文贵与李友的公开交恶,从2014年11月开始,随后双方隔空舆论战频繁,举报材料步步升级。这也考验媒体和公众的辨别力,因为双方在基本的事实上,说法常出入甚大,在没有相关权威部门介入调查之前,外界无法仅从任何一方提供的材料或说法予以采信,这也是这场争议目前最让外界迷惑之处。

2014年11月3日,此前一向低调的政泉控股出人意料地公开举报,称其帮助北大资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北大资源”)代持北大医药股份。

举报函称,2013年6月,该公司与北大资源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受让并代持北大医药股份4000万股,成为北大医药的第三大名义股东。北大医药在这一代持行为上对投资者故意隐瞒了真相;同时,由于当时股权是折价转让,构成了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而在2014年的高价抛售,获利3.55亿元,又涉嫌内幕交易。

政泉控股举报之后,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公开称,所谓代持关系为被迫实施的安排。2013年4月,北大医药股东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打算公开转让北大医药7000万股份时,有意持股者寥寥,而政泉控股有意接盘。后来,政泉提出短期资金紧张,但当时方案已经获多个部门审批。为完成交易,北大资源遂代为筹措资金,政泉控股得以最终持股北大医药4000万股份。

政泉控股与方正集团方面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说法。政泉表示,鉴于当时方正在为政泉控股融资,因此才愿意替北大资源代持北大医药股份,认为并非被迫代持,且有一部分获利资金流向了李友控制的关联公司河南元和园林公司和河南和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目前有几点可以确定:代持资金最终由北大资源安排深圳康隆出资;双方持有代持协议,但协议是持股后补签;扣除相关税费后,产生的受益5%归政泉控股,95%归北大资源;政泉代持股份最终获利3.55亿元,最终也流回北大资源及相关公司,政泉方面提供的资金划转记录显示,其中有8100万元资金流向了李友的关联公司。

政泉控股举报的资金划转记录显示,在2014年11月3日政泉控股公开举报之后,11月13日,一笔7000万元资金又从河南元和划回到北大资源的账上。

在11月15日政泉控股发布会上,政泉控股常务副总吕涛向外界提供了,李国军、北大医药原董事会秘书杨骁发给政泉控股的关于上市公司股票转让的邮件,这些邮件发生在北大医药股东协议转让公开征集受让方信息公告前,里面显示提前公布了股权转让数量以及转让价格。在吕涛看来,内幕交易的行为显而易见。

方正集团对此解释:“所谓往来邮件,全部都是上市公司为完成合法减持所必须沟通的正常程序和事务,不能证实公司存在内幕交易”。

事实上,事态发展至今,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代持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12月15日,深交所[微博]的处罚已对这部分事实做了定性。政泉控股及北大资源分别遭到公开谴责的处分。至今,监管部门仅就“北大医药代持”事件的信息披露立案调查,并未就是否涉及内幕交易立案。

 从合作开始

当年3月,郭文贵在家宴请李友吃包子,席间二人深谈郭文贵的资产情况。鉴于郭文贵控制的资产多数为房地产,融资困难,李友为郭文贵设计的思路是,要改善现金流,通过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把政泉控股资产证券化以实现变现

举报代持及方正高管涉嫌内幕交易信息,代表着政泉控股与方正合作的公开决裂。李友和郭文贵这对昔日的合作伙伴也变成了公开的死敌。

政泉控股前身为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8日。最新注册资本34亿元。郑州浩云实业有限公司和郑州浩天实业有限公司各持有政泉控股50%股份。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琳和蒋月华。

坊间一直传闻,盘古大观的实际控制人郭文贵是政泉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不过政泉控股一直坚称,郭文贵是大股东的委托代表。

郭文贵虽是山东人,但也起家于河南,靠开发郑州裕达国贸大厦发家,后来北京发展,仍从事地产开发。后以在鸟巢边开发龙形建筑盘古大观而声名鹊起。他一直行事低调,公开资料很难找到他的一张照片。当年盘古酒店开业时,酒店总经理特意嘱咐,任何人都不能给郭总拍照。

和郭文贵有过交往的人说,郭文贵皮肤稍黑,搞营销出身,口才好,煽动性很强。好学、聪明。

不过,在郭文贵的商业帝国崛起过程中,纠纷不断,举报不断。有知情者称,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原市委书记王有杰、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都是受郭文贵举报而入狱。他更是在金泉广场项目上挤走保利地产(600048),在争夺民族证券股权时逼退东方集团(600811)。对于这些说法,政泉方面和郭文贵从不予以证实。

李友与郭文贵相识多年,二人均起家于河南,但期间两人鲜有联系,最近的联络可以追溯到2012年。

按照李友的说法,在教育系统一位退休领导的牵线下,郭文贵和李友聚到了一起。当时,郭文贵的盘古大观销售不畅,资金紧张,政泉控股开发的金泉广场也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因此郭文贵需要大量融资。

从2013年开始,郭文贵就与李友频繁接触,希望李友协助筹措资金。当年3月,郭文贵在家宴请李友吃包子,席间二人深谈郭文贵的资产情况。鉴于郭文贵控制的资产多数为房地产,融资困难,李友为郭文贵设计的思路是,要改善现金流,通过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把政泉控股的资产证券化以便变现。

2013年4月,李友与郭文贵再次见面,深入商谈合作的各种可能,不仅限于帮助政泉控股融资,还包括讨论政泉控股的债务重组、盘活资产,提高现金流等内容。《财经》记者也无法联系到郭文贵予以直接证实。

据李友介绍,为了缓解资金压力,郭文贵向方正集团融资,代价是以金泉广场商场和其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做抵押,郭文贵还有连带担保责任,从方正集团融资49亿元,其中部分资金用于注资民族证券。以当时抵押资产价值看,条件颇为苛刻,郭文贵的连带担保,则意味着郭将身家押上,可见其资金紧张程度。

2013年10月,方正将上述49亿元的贷款受益权转让给了上海银行,收回了49亿元资金。但上海银行坚持要求方正集团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如果不提供担保,上海银行将不接受这笔业务。

据《财经》记者了解,当时政泉控股49亿元借款的抵押物只有90亿元的物业抵押和其所持民族股权。不过,上海银行要求,方正民族合并后,政泉需将其持有的方正证券18亿股股权抵押给上海银行,并在合同中写进了强制执行条款,即一旦政泉控股按期未能还款,上海银行有权处置政泉所持18亿股方正证券股票。

考虑到增资时间紧迫,而此前与方正集团合作十分顺利,政泉控股答应了上述条件。

至此,加上此前从方正集团融得的31亿元借款,政泉控股“将其公允评估总值约260亿元的资产进行了抵押、质押,完成了向方正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的全部融资,总额为80亿元”。

日后看来,政泉控股以260亿元资产质押融资80亿元,成了其宁可自伤也要举报的根源。

由于政泉持有民族证券84.4%的股份,这部分资产相较地产资产更容易资产证券化。双方由此协商,将民族证券注入方正证券, 政泉因此换得方正证券股份,并最终实现民族证券资产上市。

郭文贵的计划是,此举可以换得随时可变现的方正证券股份,而李友则认为,民族证券注入方正证券后,民族证券较多的北方营业部,对方正证券是个补充,由此可以跻身一线券商行列。

据接近方正的知情人士介绍,李友积极推进此合并的一个目的是希望把方正证券做得更大,但随后的各种麻烦也让李友颇为后悔这一准备和判断不足的合并行动。

后来的事实的确证明,正是这一合并计划,最终导致双方走向了决裂,直至方正集团出现重大人事变故。

 争夺方正证券

以地产起家的郭文贵及下属,在资本运作方面,远不如资本玩家李友来得娴熟。若120亿元增资完成,政泉控股由于资金紧张无法跟进增资,持股将可能下降到10%左右,有再次沦为小股东的可能

在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的重组过程前,政泉控股与民族证券股东之一的东方集团曾经争夺民族证券的控制权,可见政泉十分看重民族证券这块金融资产,而这种控制权的争夺,在重组后的方正证券再次重演。

击退东方集团后,政泉控股夺得首都机场持有的民族证券股份,并通过陆续增资,到2013年8月,政泉控股持有民族证券84.4%股份。

2014年初,合并方案出炉:方正证券通过向民族证券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换股收购后者100%股权。经过重组,方正集团对方正证券的持股比例由41.22%降至30.55%,政泉控股成为仅次于方正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达21.86%。这也为日后董事会话语权之争埋下隐患。

到2014年8月15日,政泉控股用260亿元的资产抵押,从方正集团融资80亿元资金,拿到18亿股方正证券的股票。

合并完成后,方正证券启动了一轮非公开定向股权增发,规模为120亿元,同时,方正要求民族证券的注册资本金减资到10亿元,将其打造成一个专业的投行公司。

以地产起家的郭文贵及下属,在资本运作方面,远不如李友来得娴熟。若方正证券120亿元增资完成,政泉控股由于资金紧张无法跟进增资,持股将可能下降到10%左右,有再次沦为小股东的可能。

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向郭文贵建议,不能同意方正证券的股权增资计划。方正集团应该在改选董事会后,才能审议增资计划。双方的分歧由此开始。

正是改选董事会成为双方反目的导火索。进入实质性重组后,董事会改选的席位争夺发生了分歧。合并后的方正证券,方正集团没有达到可以否决董事会改选的34%最低持股限制。

据《财经》记者了解,关于方正证券董事会席位的最后一次谈判在香港,时间是2014年9月14日,这也是李友与郭文贵的最后一次见面。方正集团参加方有李友、方正证券董事长雷杰等。政泉方面参与者是郭文贵,政泉控股常务副总吕涛、政泉控股财务总监杨英。此次谈判持续到深夜一两点,并达成初步共识。

方正集团建议采用累计投标制,9人董事会,政泉基本可以进3。如果扩大董事会到11人,政泉可以进4个,政泉倾向于11个人,也提出一系列的人事安排。比如执委会副主任,主管信息化的副总等。这些李友都同意了。在李友看来,当时做出所有的让步。

不过,转折出现在董事会召开的前一天下午。政泉突然提出要增强一个董事会人选,至5名候选人,这让方正集团十分不满。而政泉的说法是,万一董事会改选到13人。那政泉需要提供多一名人选备选。

更为吊诡的是,2014年9月12日计划召开方正证券董事会,政泉控股提出应审议改选董事会事宜,但在前一天,方正证券却突然收到湖南证监局发函,称有人举报,认为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披露不实和出资有问题。

这样一来,审议改选董事会的议程将不可能推进。

政泉控股认为,这是李友指派人员搞的举报,意图让湖南证监局来函阻止改选董事会进程。李友却认为,这是政泉控股内部人员举报所致。

至此,双方争夺痕迹已经非常明显,不信任感顿生,合作的裂痕迅速扩大。

同时,两笔巨额资金的处理,也加速了双方决裂的过程。

此前上海银行承接了方正集团向政泉控股49亿元贷款的受益权,抵押物包括政泉控股持股的方正证券18亿股股权。这笔贷款资金两年,到2014年10月17日为第一年,政泉控股有权在此前一个月内告知可提前一年还款。

政泉控股方面希望用过桥资金解除抵押,以盘活18亿股方正证券股份。但政泉控股方面的说法是,正当他们准备在到期日前提出还款时,上海银行告知,方正集团已经通知上海银行,贷款受益权继续履行。政泉控股面临无法还款的局面。

李友认为,为防止可能的违约出现,所以接近到期时,方正集团提出和上海银行续约。

另一笔资金是,政泉控股拆借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2.3亿元资金,到2014年10月24日到期,政泉控股提前申请再续借一年,但方正东亚信托并不同意。方正东亚信托为方正集团下属公司。

在政泉方面看来,方正集团故意不让其18亿股股权解压,并同时催还2.3亿元资金,有意让政泉控股资金紧张并崩盘,从而达到全部占有抵押资产的目的。

郭文贵方面认为,李友杀机尽露,因此开始奋力反击,将分歧公开化。

  互揭要害

在母公司方正证券层面,政泉控股要求改选董事会,并核查公司账目,子公司民族证券层面,方正证券同样无法进入。双方的争夺陷入僵持和焦灼的状态

从2014年10月22日开始,政泉控股开始正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重庆市证监局举报,称其替北大资源代持北大医药股份,方正集团高管涉嫌内幕交易。11月3日,原本和公众保持距离的政泉控股公开发出了举报信。

虽然此前斗争暗流涌动,反目却自此公开。随后,方正集团就政泉实际控制人问题提请专项核查,若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披露不实,则持股方正证券披露的信息有重大遗漏。方正认为,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就是郭文贵。公开资料显示,政泉控股的股东是蒋月华和李琳,这两人被认为和郭文贵有紧密关系,但从法律上看,要认定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就是郭文贵,还需要更多证据。

进入2014年12月份,股东的争斗迅速波及方正证券和民族证券。

以年底要财务并表为由,方正证券提出要进场审计,遭到民族证券拒绝。随后,方正证券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损害股东利益为由,起诉民族证券三名责任董事赵大建、徐子兵、杨英。

已经反目的双方矛盾不可调和。

2014年12月8日星期一刚上班,政泉控股四名高管就来到方正证券查账,同时,政泉控股的数十名员工聚在楼下举牌声援,警方不得不出警维持现场秩序。

在母公司方正证券层面,政泉控股要求改选董事会,并核查公司账目。在子公司民族证券层面,方正证券同样无法进入。双方的争夺陷入僵持状态。

在走司法程序的同时,政泉控股方面又公开揭露李友多个问题。2014年12月8日,政泉控股称已就方正集团涉嫌违法犯罪的问题向有关司法机关正式报案。举报材料称魏新、李友、余丽、李国军等人涉嫌内幕交易、职务侵占、出售国有资产、行贿罪、伪造身份证等七宗罪。

同时,政泉方面还公开举报李友持有多个身份证,指摘李友夫妇名下账户有45亿元巨额不明来历存款,其控制公司还掌握大笔巨资。

按照政泉方面的说法,李友还被揭出,在日本为中央统战部前部长令计划家人购买巨资价格房产。不过,同样的事实也被再次报道是郭文贵所为。该处房产随后被媒体详细调查,目前的持有人与此前报道内容均不相符。

当初方正集团改制也被重提,政泉称李友低估国有资产价值,将巨额国有资产出售给关联公司,涉嫌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

郭文贵的家底和历史,也在同时被翻了出来,海内外各媒体出现了大量相关报道。舆论斗争,你来我往,围观热闹,眼花缭乱。

 纠纷未了局

郭文贵目前仍滞留海外,由于其扳倒众多官员的传奇经历,其去向如何也成为郭文贵和李友斗法的下一个焦点

李友及其郑航系同学、亲属,将很可能退出对方正集团及下属公司的掌控,少了善于资本运作的李友,围绕方正集团,此前颇为复杂的资本运作行将减少,校企名牌北大方正再一次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在外界看来,当下要解决的,是方正证券与政泉控股僵持的商业纠纷。政泉控股已经在2014年12月初提出申请,就行使第二大股东应有的相应权利提出仲裁,并索赔30亿元。目前,方正证券已经被法院冻结30亿元资产。相应的,方正证券对民族证券三位高管提出的诉讼案也在进行中。

据知情人士透露,政泉控股与方正集团将举行商谈,在相关机构的协调推进下,双方不排除达成某种和解的可能。但目前事涉敏感且充满未知,双方最终会以司法和仲裁方式解决,还是以和解方式达成妥协仍是未知数。

与近期各种传闻有所不同的是,郭文贵目前仍滞留海外,由于其扳倒众多官员的传奇经历,其去向如何也成为郭文贵和李友斗法的下一个焦点。

 方正政泉纠纷大事记

2012年底李友、郭文贵近年来首次见面,郭文贵向李友提出,希望民族证券能够与方正集团有所合作。

2013年3月双方有了初步合作的意向,李友给郭文贵提了一些资产证券化的建议。

2013年4月北大医药公告:欲公开转让其所持7000万股北大医药股份。

2013年6月政泉控股与北大资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受让并代持北大医药股份4000万股。

2013年8月政泉控股从方正融资80亿元,其中37亿元用于增资民族证券。

2013年8月25日方正证券停牌,方正证券宣布因筹划重大资产注入而停牌。

2013年9月26日方正证券公告称将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吸收合并民族证券,而民族证券也因此曲线上市。

2014年初方正、民族合并方案出炉:方正证券通过向民族证券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后者100%股权。

2014年7月方正证券合并民族证券方案正式获证监会[微博]批准。

2014年8月13日双方拿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的文件。

2014年8月15日政泉控股获得方正证券18亿股股票。

2014年11月3日政泉控股公开发布举报函,称其帮助北大资源代持北大医药股份,李友等方正集团高管涉嫌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

2014年11月8日方正集团发布声明:方正集团及其高管、方正集团所属企业及其高管无内幕交易行为,无个人利益输送行为;方正集团及其所属企业无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政泉控股涉嫌“诬告陷害罪”和“诽谤罪”。

2014年11月10日方正证券公告称:董事会要求公司就政泉控股存在实际控制人披露不实等有关事宜进行询证。

2014年11月13日政泉控股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代持北大医药股票事宜等进行说明。

2014年11月18日因北大医药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2014年11月21日北大医药复牌,并发布《关于对媒体报道及相关质疑事项说明暨复牌公告》、《北大资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回复》等多份公告,对涉嫌股票代持、内幕交易等事项进行说明。

政泉控股公布《致方正证券董事会的复函》,称方正证券现任董事会两名独董辞职、部分董事涉嫌违法违规,应全面改选董事会。

2014年11月25日政泉控股公布了与北大医药为期一年多的多份往来邮件,将其作为“内幕交易”行为及上市公司董监高参与代持的“证据”。

2014年12月1日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首次就政泉控股举报一事进行回应。魏新表示,方正是不得已才与政泉达成代持协议,“被迫代持”仅仅在信息披露上存在问题;方正绝对没有国有资产流失和内幕交易的问题。

方正证券的财务人员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人员赴民族证券要求展开审计,但是遭到民族证券的拒绝。

2014年12月2日政泉控股发布《致方正集团魏新董事长的公开信》,就魏新的回应,进行反驳。

2014年12月4日方正集团称,针对部分网站散布多篇对方正集团及其高管进行诬蔑、诽谤、人身攻击的信息,方正集团及相关高管已向法院提起诉讼。海淀法院已正式受理部分案件。

政泉控股就其作为方正证券股东权利,申请仲裁,提出方正证券赔偿30亿元损失,并向法院申请30亿元资产保全。

2014年12月5日政泉控股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法院已受理该公司起诉方正证券一案。

2014年12月8日政泉控股实名举报方正集团多名高管涉嫌内幕交易、职务侵占、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操纵证券市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伪造居民身份证、行贿等的犯罪行为。

政泉控股高管到方正证券提出查看公司账目。

2014年12月13日北大医药发布公告称,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的风险。

2014年12月15日北大医药发布公告称,收到深交所对政泉控股及北大资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政泉控股及北大资源存在未及时披露代持协议及权益变动情况、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议案时未回避表决的违规行为,深交所拟对政泉控股及北大资源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政泉控股向方正证券提议召开股东大会提案,但无明确提案。

2014年12月16日方正证券公告称,已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起诉全资子公司民族证券及其三名相关责任董事赵大建、徐子兵、杨英。目前已正式受理。

2014年12月22日北大方正集团旗下的方正证券、方正科技、中国高科、北大医药四家上市公司发布澄清公告。

2015年1月1日方正证券公告,方正集团和政泉控股两大股东提出关于不改选和改选董事会截然相反提案,监事会决定,上述两项提案,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是否通过董事会提前改选提案为前提。

2015年1月5日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公司三名董事: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方正集团CEO李友、方正集团总裁余丽已于4日应相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同时北大任命黄桂田任方正集团董事长,张兆东任总裁。

(本文发表于1月12日出刊的《财经》杂志)

刘昌松:复旦投毒案,专家证人意见为何不采纳



本文来源于新京报2015-01-09 16:07:06


昨天上午,上海高院对林森浩涉嫌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宣判,裁定驳回林森浩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二审法院没有认可辩方提出的辩护意见,认为林森浩杀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虽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但不能从轻处罚。

二审结果并不让人感意外,但对产生实体结果的程序期待却未能得到满足。

本案二审的开庭审理,出现了不少逆袭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辩方所请的法医专家证人语惊四座:“被害人黄洋不是死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而是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致急性肝坏死,多器官衰竭死亡。”辩方根据专家证人的意见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

无论如何,权威法医专家的观点,确实构成对一审判决所依据之鉴定意见的合理质疑。法律格言有云:“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运用到本案就是,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林森浩死刑之定罪量刑的结论,应是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司法裁判,是能经得住后续程序之检验的裁判。专家证人观点的出现,便让公众产生了普遍的程序期待:一审裁判所依据的鉴定意见真的靠得住吗?重新鉴定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当然,专家证人的意见再权威,也只是一家之言,能动摇但不能推翻之前作为定案依据的鉴定意见。二审法官当庭表示,辩方专家证人所说的内容,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即是这个意思。要推翻之前的鉴定意见,尚需法庭聘请更权威的专家,作出新的鉴定意见;重新鉴定的意见也应依法接受控辩双方的充分质疑(双方均可聘请专家证人进行质证),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对此,法律上的程序保障很不完善。刑诉法虽规定,辩护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但同时又规定,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这个“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前提条件,将许多应当重新鉴定的申请挡在门外,本案即是如此。拒绝重新鉴定的理由通常是,原鉴定中鉴定人具有法定资质、接受委托和鉴定的程序合法——可理论上讲,所有的重新鉴定都可以这样的理由去否定,如是,重新鉴定制度就名存实亡了。

我认为,鉴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以及贯彻“少杀”、“慎杀”的政策考虑,死刑案件多一些程序保障是必要的。例如可规定,对于死刑案件,被告人一方申请重新鉴定的,无论理由是否正当,都应得到支持。本案二审若进行了重新鉴定,哪怕同原鉴定意见的结论一致,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其程序正义的意义也是重大的。

本案的辩护律师表示,“二审裁定基本没有回答辩护人提出的任何一个主要质疑”。这也是我国贯彻程序正义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最高法院一直强调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但实践中很不理想,不讲理的裁判文书比比皆是;如果法律对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出硬性要求,例如对于辩方意见是否采纳必须逐一回应,本案的辩护律师就不会为“专家证人的意见为什么不采纳”的问题摇头叹惜了。

□刘昌松(律师)

董明珠十面埋伏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2015-01-09 21:41:00

女性掌管企业多强调以柔克刚,整合产业链资源,把企业带上良性发展轨道。但董明珠“棋行天下”,走的却是一条非同寻常的路:四处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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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界,有人称,谁的朋友最多,或许没有标准答案。谁的敌人比较多?董明珠应该算是一个。

女性掌管企业多强调以柔克刚,整合产业链资源,把企业带上良性发展轨道。但董明珠“棋行天下”,走的却是一条非同寻常的路:四处出击。

被董明珠炮轰的,不仅有格力的竞争对手,还有原本八杆子都打不着的雷军,甚至还有作为格力空调“上帝”的消费者——董明珠称全球70亿人,不买格力产品的都是“脑子有病”。

这种“董氏作派”,对于抢占媒体头条,增强曝光率,提升知名度,确实大有裨益,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容易让企业陷入“十面埋伏”,被群起而攻之,以至疲于应付。

“破格行动”

以前掐架都是在两个竞争对手之间展开。在苏宁还没有跳将出来之前,对格力发动的战争,大家都还只想袖手旁观。美的称“大姐,你玩你的,我做我的,咱们相见不如怀念”,海尔称“阿姨,不约,我们不约”,志高称“女侠,你继续演”。

但苏宁的介入,让其他6大品牌空前团结。

6大品牌的战书十分“高大上”,体现了集体智慧和力量,每个品牌攻击一个格力的要害。这份战书,创造了耐人寻味的“你行我行体”,与董明珠之前点评竞品针锋相对。美的的是:“做梦一统天下,你行!省电一晚一度,我行!”志高的是:“大姐站台,你行!大哥代言,我行!”海尔的是:“侵权盗版,你行!自主专利,我行!”海信的是:“变脸比火气,你行!变频拼冷静,我行!”奥克斯的是:要“高价产品玩假摔,你行!高质省钱真功夫,我行!”长虹的是:“十亿任性赌局,你行!十分军工品质,我行!”

让各大品牌抛弃之前成见,采取集体行动的,无疑是董明珠的“清场论”。董明珠在格力内部的最近一次讲话中,对国内各主流空调厂商逐一做了点评,炮轰美的空调“一晚一度电是虚假宣传”,称海尔伪造国家政府机关媒体、海信科龙[-1.49%]已垮、志高没有出息,并表示要以价格战“清场”,要“通过清场真正把那些烂品牌、假冒伪劣、偷工减料的品牌全部消灭掉”。

格力和苏宁,一个是生产制造商,一个是渠道销售商,应该只有共同利益,应是荣辱与共,利益攸关的关系。出现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格局,出乎大家意料。其实深究起来,双方战争并不意外。

格力是自建销售渠道,有着全国最大的空调销售网络。并且格力与苏宁合作极为不愉快,格力产品甚至退出了苏宁渠道,并且与苏宁死敌国美在2014年3月签订了80亿元的年度销售协议。

这次格力“清场”运动,苏宁靠边站,捞不到一毛钱好处。如此一来,苏宁牵头来应对格力清场运动,全在情理之中。

或许也只有苏宁发动“破格行动”,才能打破格力董明珠“清场”美梦,让苏宁和国内其他主流品牌突破“格力”价格战围剿。

美的与小米:新旧“敌人”

空调领域曾经是格力一家独大,美的只是一个追随者。但现在,两者势均力敌。这个过程,美的用的时间很短。所以,董明珠的炮落在美的身上的格外多。

最近董明珠炮轰美的“一晚一度电是虚假宣传”就是力证。

美的是董明珠格外关注的企业。小米和美的合作,这本来不关格力什么事,但董明珠都不忘攻击道:“两个骗子在一起,是小偷集团。”这让雷军跟着倒霉,跟着郁闷。

小米不是空调生产制造商,本来与格力没有直接竞争关系。小米主打产品是智能手机,第二个主要产品是电视机。但或许在董明珠看来,你帮我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美的产品覆盖几乎所有白电、小家电、厨房电器产品。而小米的电视机业务正是美的唯独缺少的。双方合作,让业界期待。特别是美的有传统优势,而小米有互联网思维。双方合作,有利于线上线下整合。这种双方牵手后的可怕前景,正是让董明珠坐卧不安的地方。

当然,董明珠与雷军之间,也有宿怨。2013年年底,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董明珠与雷军有场十亿元“赌约”。节目中,董明珠和雷军在谈到小米营销模式时发生分歧,雷军认为小米模式5年内将战胜格力,并表示“如果小米营业额击败格力的话,董总输我一块钱就行”。董明珠则将战火烧大,说:“一块钱不要在这里说,第一,我告诉你不可能;第二,要赌不是一个亿,我跟你赌十个亿。”

说这话时,缘于董明珠对互联网不了解,对格力过于自负。但一年过去,小米发展势头让董明珠大惊失色。现在小米已经跻身世界智能手机五强。而小米盒子、小米电视机、小米移动电源均已经开放销售。在5年内营业额超越格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让董明珠倍感压力,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董明珠称,跟雷军10亿元赌局是个小插曲,打赌时毫无准备,且格力与小米其实不是同一行业,没有可比性。

有网友认为董明珠此言论,已经“明显认怂”,是届时败局提前找台阶下。

志高:崛起的新力量

在董明珠最近的系列发言中,笔者认为最有意思的是把志高界定为“没出息的企业”。

志高有没有出息,不能由董明珠说了算,而是由企业实力说了算。如果董明珠说话像占卦一样灵验,那就不用发动清场价格战了,直接用言语把竞争对手一个个说死不省事多了?

董明珠不喜欢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跳槽去了志高。他就是现在志高空调董事长郑祖义。董明珠十分情绪化地曾公开宣称:“不喜欢你,你就没出息!跳到哪里,那里就没出息。”这种思维,如果从小孩口里说出,可以称其童言无忌。但从一个企业家口里说出,确实让人无语。

但被董明珠否定的郑祖义,在志高却做得风生水起。这位清华大学第一代制冷博士,领衔研发并于2012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云空调,打通了产、供、研、销与用户之间的界限,其自定义睡眠曲线让冰冷的机器具备人性。现在由志高倡导的云空调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世界云空调行业标准,用“掌握智能云核心科技”全面对飙格力的“掌握核心科技”。

有意思的是,从志高“很小的时候”,董明珠就对他有看法了。早在多年前,董明珠曾经放言要“把志高干掉”。事与愿违的是,董明珠越想干掉志高,志高越是茁壮生长。

志高“小时候”与格力不在一个重量级别上,之所以进入董明珠法眼,或许是其远大志向——“造世界上最好的空调”。

志高最近还做了一件让董明珠感觉不爽的大事——花巨资请成龙代言,并在北京召开规模浩大的发布会,称要向千亿俱乐部进军。本来请巨星成龙代言与格力和董明珠没有什么关系。但关键请的是成龙,而成龙刚刚停止了为格力代言,因为董明珠嫌其代言费太高。

从2010年开始,成龙为格力代言,帮助格力从零增长实现迅速提升,短短3年时间,营业额从400多亿元扩张到1000多亿元。而志高请成龙代言,无疑对格力造成巨大冲击:一是因为为格力代言几年,成龙已成高端空调代名词,志高请成龙代言向高端进发,事半功倍;二是将对格力潜在用户造成巨大分流。

当然,成龙代言效果如何还有待市场进一步检验。但可能让董明珠郁闷的是志高的互联网思维。

格力比其他企业高人一等的,并非格力掌握了核心科技,而是那张让人望而生畏的营销大网。为配合云空调销售,志高推出了“全民营销”概念,无论你是不是志高员工,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成为志高代理商,通过网络代理销售志高产品。

这种互联网思维或许是竞品抗衡格力营销大网的唯一途径。互联网创造奇迹,改变格局的事情在不断发生。饱受董明珠诟病的雷军,正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创造了智能手机的神话。或许互联网思维正是改变空调行业现有格局的唯一利器。而志高正在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如果志高目标达成,那空调行业将打破目前格力、美的双寡头格局,进入格力、美的、志高三足鼎立时代。届时,董明珠要消灭志高,将变得更加不可实现。

贝昂称格力侵犯其知识产权

在董明珠把美的和小米称为小偷的同时,苏州贝昂科技有限公司却把格力“糗事”全部抖了出来。

据苏州贝昂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冉宏宇介绍,2010年与太太一起辞掉美国硅谷工作,回国创业,最早进入空气净化领域,并且略有小成。但他们“创新报国”的梦想被“掌握核心科技”的格力无情击碎。

冉宏宇描述的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珠海科技局牵线,他们带着“离子风”净化器原型机从硅谷飞到格力,“0耗材,0声音”的技术特点,打动了格力,格力希望把“离子风”技术运用到空调上。没有戒备之心,只希望借助格力平台,实现科技价值的冉宏宇一行,认为这是一件十分自豪的事,于是大家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这个项目上来,样机出来了,测试结果非常好。可格力过河拆桥,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啊,这个项目停了。”一年多的付出打了水漂,格力一点回报都没给。

2012年,雾霾四起,贝昂独创的“离子风”空气净化技术以完全静音、无耗材的优势迅速成为净化器市场明星企业。格力在董明珠特别关注下,重新启动空净项目,还单独成立空净技术部,并且重新找到冉宏宇,一再保证:“这是董总亲自抓的项目,一定不会不了了之。”

格力方面的人并且带来合同凸显诚意,称格力负责外观及风道设计,贝昂负责电子、机构及材料等核心模块,机器上市后,贝昂转作核心部件供应商。

贝昂研发团队夜以继日地又干了一年多,带格力团队去贝昂实验室,毫无保留地教格力技术人员为什么只有这样设计才能实现这种独特功能。KJFC230样机出来了,验收了。但突然有一天,格力再次叫停了项目,带走了设计图纸,切断了所有联系,仿佛人间蒸发了。

2014年,格力推出“KJFC230”离子型空气净化器,主打“0耗材”。贝昂从CCTV-1看到广告才发现那是贝昂标志性的技术,但却被格力声称为自己的“核心技术”。冉宏宇声称,董明珠说格力从来不偷,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因为这不是偷,而是抢。

冉宏宇呼吁董明珠不要如此无顾忌地侵犯知识产权,践踏商业道德,不要无情地摧毁整个中国的“创新梦想”。

对此说法,格力官方尚未作出回应。

本文节选自《法治周末》

冷哲:美国人为《查理周刊》吵起来了



本文来源于观察者网2015-01-12 10:53:04

《查理周刊》事件,又在欧美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反穆斯林情绪之上烧了一把火。欧美各国对极端派穆斯林的宽容,恐怕越来越接近极限了。右翼政党纷纷崛起,而这些欧洲政党却又是反欧盟、反贸易自由化的。如果继续如此发展,欧洲穆斯林的大悲剧恐怕距离不远,而欧盟和贸易自由化则会为其陪葬

《查理周刊》编辑部在法国惨遭屠戮。美国这一边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些美国媒体号召以刊登《查理周刊》讽刺伊斯兰教的漫画来表达对屠杀的不满以及对言论自由的支持。但《纽约时报》在内的几家大媒体却拒绝登载。南加州大学新闻学教授马克·库珀(Marc Cooper)在脸谱网(Facebook)上直斥《纽约时报》执行主编迪恩·巴奎特(Dean Baquet)为“懦夫”。而后者反唇相讥,称前者为“混蛋”。教授与主编公然在社交网站上爆粗口,一时引起一片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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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执行主编迪恩·巴奎特(Dean Baquet)

“《纽约时报》,你这个懦夫”

当美国一些大报宣布将不刊登《查理周刊》的漫画时,美国公众一片哗然。这一立场也被其他美国主流传统媒体采用,比如合众社、CNN、《华盛顿邮报》等。反而是包括Buzzfeed和赫芬顿邮报在内的新媒体无所顾忌地登载了这些漫画。很多读者,尤其是美国主流大报《纽约时报》的读者,纷纷表示极度失望。

为此,《纽约时报》公共编辑(负责监督和贯彻新闻伦理的编辑)玛格丽特·苏利文(Margaret Sullivan)不得不在1月8日专门登载了一篇博客,采访执行总编迪恩·巴奎特,为该报的决定进行一定的辩解。

巴奎特称,他一开始是想刊登的,还专门询问了一些资深编辑,如果刊登他们会不会感觉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伤害。资深编辑们都觉得无所谓。但最后巴奎特说,他还是觉得《查理周刊》的漫画有可能伤害《纽约时报》穆斯林读者的感情,所以最终决定不登。

这种辩解显然是苍白的。在苏利文这篇博文的超过三百条回复中,大部分都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决定,并把《纽约时报》斥为“懦夫”。

事情的高潮发生在这篇博文发表之后不久。南加州大学新闻学教授马克·库珀在脸谱网上公开发表这样一段话:“对于纽约时报的编辑迪恩·巴奎特,我有个问题。到底要有多少人被冷血地枪杀,才能让你的报纸登载引发行凶的东西?很明显,23人被枪击,其中11人死亡,还是不太够。你这真是彻头彻尾的懦夫。这些管理人员简直就像在运营一家保险公司,而不是新闻机构。”

库珀大概是加的好友太多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和巴奎特实际上是脸谱好友。巴奎特五个小时后回应道:“亲爱的马克,谢谢你完全不考虑另外一种观点存在的自我正义的发言。希望你的学生能比你有更开放的心态。混蛋。”

两人在短暂的交火后,逐渐冷静下来,逐渐以平静的言语结束了交流。

到1月9日,可能《纽约时报》试图亡羊补牢,但又不想把自己之前的决定否定得太明显,其网站登载了一段关于《查理周刊》的纪录短片,其中出现《查理周刊》当时正在评选的大量的讽刺穆斯林的漫画。留言之中,有一位用户名为gdedalmas的读者说:“总算是来了。我差点都要取消订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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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2 11:40 | 显示全部楼层
宋鲁郑:西方为什么打不赢反恐战争?



本文来源于观察者网2015-01-12 10:50:49

纯粹从战略上讲,伊斯兰社会应该在西方采用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而不是制造《查理周刊》这样有可能唤醒西方的极端事件。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进行大胆的猜测,《查理周刊》之所以要以新闻自由为名、以漫画的方式强烈冒犯伊斯兰教,恐怕就是要以自己的牺牲打破对方的温水战略。

法国一向以浪漫、小资、悠闲、享受生活而著称世界。所以发生在巴黎如此血腥、充满原始暴力的恐怖袭击事件,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心理重创可想而知。由于法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恐怖主义再度成为全球尤其是西方不得不反思的话题。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恐怖袭击反而更令人认知这是一个多么分裂的世界。西方的主流媒体BBC、美国之音不间断二十四小时直播,但如果看一下伊斯兰国家的电视台,这场悲剧似乎并没有发生过,或者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它们的头条是阿富汗、叙利亚难民或者本国的新闻。在屏幕上产闪铄的紧急新闻不过是本国一位主管页岩气部长对某地的访问。根据法国媒体提供的信息,全球自发举行悼念活动的,主要在西欧和北美。整个亚洲、中东、大部非洲、南美以及俄罗斯都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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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街头(照片系作者从法国游行现场发回)

其实,这样的分裂天天在世界上演。2014年伊拉克发生过72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几乎每次丧生的人数都超过此次巴黎恐怖事件。同样是恐怖袭击,同样是人命,但伊拉克何时享受过《查理周刊》死难人员的待遇?就在巴黎悲剧发生之后,非洲发生恐怖分子屠城的悲剧,两千多人死亡。但国际社会可否做出同样的反应?可否有四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去亲自游行哀悼?两千多人的命怎么就比不上十七个法国生命?

这种分裂,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方反恐何以越反越恐的原因。

以“911”为标志,冷战时共产主义与西方的对立转变为恐怖主义与西方的冲突。然而,西方显然是以打冷战的方式来应对恐怖主义:以牙还牙,以国家暴力应对恐怖主义的个人或者集团暴力。

本来,“911”的发生,令西方站在道德高地,并收获世界的同情与支持。假如西方能够正确使用这些资源,成功孤立极端的恐怖主义分子,就绝不会出现今天越反越恐的后果。

西方第一个错误就是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这场美国历史上打的最久的战争,结果却以塔利班越战越强、西方退出收场。假如小布什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恐怕他当初是不会如此莽撞的。现在西方当然明白了,以国家暴力来对抗藏于暗处的恐怖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何况,阿富汗十分特殊,历史上就以大国坟墓而著称。英国和苏联都在此地折戟沉沙。美国只不过太过自负妄自尊大,无视历史教训,再度重蹈覆辙而已。

阿富汗战争虽然大大损耗了西方的硬实力,但并没有损害其“911”受难者的道义资源。但随后跟进的伊拉克战争,不仅造成西方和世界的大分裂: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反战联盟,甚至教皇也站在反战联盟一边,反对美国组成的战争轴心,更令美国的道义形象丧失殆尽。虽然美国很快就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却开启了潘多拉魔盒:自此伊拉克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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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街头(照片系作者从法国游行现场发回)

令人惊奇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吸取伊拉克的教训,在阿拉伯之春到来之时,竟然动武推翻了已经臣服于自己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不管是萨达姆、卡扎菲还是阿萨德,他们都是世俗的伊斯兰社会掌权者。虽然他们也残暴,但却没有宗教狂热和宗教愚昧,在价值观上还是认同西方倡导的现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政教分离,世俗法律。而且他们还是抵御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有效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现实压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协和让步。萨达姆就接受了联合国的核查,销毁了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就放弃了发展核武器,承认洛克比空难的责任并进行了国家赔偿。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后关头也放弃权力,承诺实行民主选举。就是今天仍然为生存而战的阿萨德政权也交出了全部化学武器。

然而,他们被推翻或者被挑战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伊斯兰内部的极端势力。最典型的就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迅速强势崛起的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多么激进,可以从本·拉登领导的激进基地组织都无法接受,而与之划清界线、将之排除在外而知一二。至于今天的利比亚,已经成了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目前正在考虑的是否重新武力干涉以重建秩序。在这样混乱的国家环境下,毫无疑问最有利于发展的是极端恐怖主义。

这次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两名主嫌犯,据法国媒体报道都曾在中东地区混乱的国家如也门受训。受过惨酷内战洗礼的极端主义者,在一个和平之地自然是如入无人之地:不仅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成功行凶,更能在戒备森严的巴黎市中心轻易逃离——尽管法国是西欧人均警察和安保人员最多的国家。后来法国动用包括特警在内的近九万名警察大搜捕,用了三天才将他们发现并最终击毙。

由于推翻阿萨德和卡扎菲政权是西方的目标,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当初这些人去这些国家参战时,还是得到了法国官方的默许。只是没想到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极端伊斯兰势力洗礼后的他们,回到法国后,便成了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毕竟持他国护照的极端伊斯兰分子很难混入法国,但生长于此地拥有法籍和广泛人脉和活动空间、来去自由的他们则极难防范。更令人恐怖的是,据法国媒体称,这样的人在法国有一千名左右!所以也难怪,悲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巴黎南部“安全区”(穆斯林主要生活于巴黎北部),又是光天化日之下,两名警察被枪击:一名死亡,一名重伤,又是成功逃脱。这在已经把安全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别的巴黎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后来如果不是为了营救被困的两名嫌疑人而冲击超市绑架人质,什么时候被抓获还真是未知数。

不仅法国,据英国军情五处处长安德鲁·帕克披露,在过去14个月,针对西方目标的与叙利亚有关的恐怖阴谋超过20起。这当然不是来自西方要推翻的阿萨德政权,而是来自西方政策扶持壮大的反对阿萨德的极端伊斯兰势力。

可以说,今天伊斯兰极端势力就是西方错误而又愚蠢的政策一手促成发展壮大的。

除了外部反恐战略的严重失误外,在西方内部类似的低级错误更是屡屡不断。最典型的就是丹麦和法国以及蔓延至整个西方的漫画事件。虽然西方辩护是新闻自由,但后果却是冒犯了整个伊斯兰社会,把大量温和派穆斯林推向极端势力一边,变成他们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是参与者。尤其是当温和派穆斯林组织寄希望在这个法治国家通过法律寻找一个说法时,却一再败诉。从而给激进派以口实和机会。假如法国法律能对这种自由有所限制——毕竟反犹主义和为纳粹辩护是非法的,怎么可能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不管怎样,这两起漫画事件彻底摧毁了西方和整个伊斯兰社会可能重建信任与和平的可能性。就是温和派伊斯兰国家,对西方也只剩下理性的利益和功利算计而已。

这里需要深思的是,为何印度教国家印度不会刊登这样的漫画,佛教国家泰国、缅甸也不会刊登这样的漫画,儒家文明的两岸虽然制度不同,但也同样不会刊登这样的漫画。就是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也都不会刊登这样的漫画。许多国家都有西方这样的新闻自由,但为何只有欧洲和美国才这样做?所以此次事件的性质并不是西方定性的所谓对新闻自由的攻击,而是西方对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傲慢与不尊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不仅两大素有积怨的文明之间,就是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假如采取《查理周刊》的方式能进行下去吗?我们不妨设想,中日之间、印巴之间、阿以之间、俄乌之间假如也用这种方式,试问将会产生何种后果?当然,找到真正的原因与谴责恐怖和暴力并不矛盾,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成为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借口。

其实英国《金融时报》在这场惨剧发生后,也承认讽刺漫画是武器。而且回顾讽刺漫画首次作为武器出现,是在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残酷而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时期。第一位伟大的现代讽刺漫画艺术家罗曼·德霍夫也是诞生在战争中:17世纪末威廉三世(William III)与他的死敌路易十四(Louis XIV)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德霍夫受命创作出大量漫画,将威廉三世与法国国王和其盟友之间的这场战争描绘为自由与宗教专制之间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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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街头(照片系作者从法国游行现场发回)

用武器杀人是暴力,难道用讽刺漫画做武器就不是暴力了吗?然而,西方是不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这一次《查理周刊》被袭击事件之后,西方更把新闻自由的地位和神圣性再度无限拔高,漫画引发的冲突、仇恨和对立将会再度上演。

西方在内部犯下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就是为了提高出生率而实行的家庭补助福利政策。西方实现现代化之后,一个很大的社会变化就是离婚率的提高、同性恋合法化和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一个文明要想延续,一个家庭要有2.1个孩子。但现在法国平均是1.8,英国1.6,德国和意大利是1.3,西班牙是1.1,整个欧盟31个国家是1.38。

为了应对人口减少的挑战,西方政府出台了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对本土法国人并无多大作用。因为这些福利远远比不上一个女性就业所带给家庭的收入。但意外的是,这些政策对那些女性很难就业、家庭稳定、喜欢生育的穆斯林家庭充满了吸引力。结果就是多生育竟然成为养家糊口的生存方式之一。所以今天欧洲穆斯林平均每个家庭孩子为8.1个!仅以此次超市劫持人质的嫌犯库里巴利为例,就是姐妹九个!这还不是极端的数据,我在法国朋友的微信群中曾见到这样的留言:当听到一个穆斯林同事声称有一百五十多个表亲时,顿时石化了。

可以说穆斯林每一代都将是几何级增长。其后果则是迅速改变了西方的人口结构。英国三十年间穆斯林人口从8.2万增加到250万。在今天的荷兰,新生儿百分之五十是穆斯林,取名排第一位的是穆罕默德。在美国2012年起,非传统白人出生总数超过欧洲传统白人。假如根据现在的出生率,到2050年,法国有可能变成法兰西伊斯兰共和国,德国变成德意志伊斯兰共和国。今天的马赛已经基本伊斯兰化了,几乎看不到法国文化的痕迹。可资为证的是,11号星期天举行的“共和大游行”,全法超过四百万人参加。巴黎更是超过两百万人。可是第二大城市马赛仅仅有区区6万人参加!而法国最西边的小城布列斯特就超过65000人。第三大城市里昂超过30万人,是整个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在鼓励生育问题上,西方的政策不但不对症,还有严重的副作用,可以说是自己亲手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因为西方社会的低生育率并不是经济手段可以解决的。像强烈的个人主义导致家庭过于容易的解体(法国离婚率超过50%,1970年仅10%)、普遍的晚婚、低结婚率(法国三十年来,结婚率竟然下降了40%!)、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养育孩子过高的成本等等才是根本。在今天的法国,非婚生子女竟然超过了婚生子女——而在而在1964年,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仅为6%。总统奥朗德,至今还是未婚父亲。试想,身为一国榜样的总统,为了个人的自由都可以不结婚,更可想整个社会了。稳定的家庭至少是养育孩子的前提条件之一,家庭都不存在,共同生活的男女怎么还愿意养育下一代呢?

西方对自身的种族危机也不是没有感知。非常巧合甚至是非常恐怖巧合的是,1月7日,一向很有争议、被视为极右的小说家米歇尔 ∙胡艾勒贝克出版他的新作《屈服》。在这部小说里,他想像了2022年一个伊斯兰化的法国,选出了第一位伊斯兰总统,巴黎大学的女性蒙上面纱,更多的妇女放弃工作回到家庭,一夫多妻制合法化,法国最有名的索邦成为伊斯兰大学,沙特的石油美元用于收买教授、改造传统文化区左岸。更为巧合的是,《查理周刊》本周即将出版的最新一期也是聚焦这本书。头版刊登的是胡艾勒贝克的漫画头像,画中人物说“2015年,我开始掉牙,2022年,我就要过伊斯兰斋月”,在另一幅漫画上,这位作家说“2036年,伊斯兰国组织将进入欧洲”。非常值的一提的是,这位作家2010年曾公开称伊斯兰教是愚蠢的宗教。虽受到指控,但最后却被宣布无罪。

另外《基地组织在法国》的作者SAMUEL LAURENT就公开表示600万穆斯林就是定时炸弹,但精英们却从不想办法去遏止他们的扩张。

西方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文化多元主义。过去美国以民族的大融炉而自豪,但现在却也搞起了文化多元主义,并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南部许多城市,无人说英语,生活方式完全非美国化。但为了选票,政治人物不但不禁止相反更刻意讨好,争说他们的语言。英国也曾尝试过文化多元主义,清真寺竟然和教堂一样多。但卡梅伦当首相时,就不得不公开承认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失败了。因为文化多元主义不但不能解决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实现多民族的融合,相反更强化了各自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出生在法国,在法国成长,在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最终却成为恐怖分子。

在今天的法国,华人集中生活在自己的区域,穆斯林也同样如此。在华人传统生活的巴黎十三区,来自美国的麦当劳也居然使用中文名称。但历史上,法国是以强制同化著称的。比如当法国吞并布列塔尼地区之后,严禁使用布列塔尼语,进行文化同化。并采用行政手段,人为把布列塔尼地区分割成不同的区域——这都是法国发生大革命之后的事情。就是这样,才有今天布列塔尼地区对法国的认同。只是今天西方进步了,文明了,讲人权了,搞起了文化多元主义,哪也就只能承担这种主义带来的后果。

当然,纯粹从从文明的角度看,西方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包括发动战争、政治、经济、颜色革命、文化渗透等方式输出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何以穆斯林就不能以人口这种和平、自然的人道武器来回应呢?每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过圣诞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基督教,西方媒体不也是在欢呼吗?为什么就不能欢呼西方越来越多的人过开斋节,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清真寺呢?

最后一个因素虽然和西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伊斯兰社会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除了中东石油国家外,普遍贫困。这成为极端势力滋生和发展最重要的土壤。如果以西方为参照,究其原因应该是没有进行宗教改革,实现政教分离,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即使这些穆斯林进入到西方,也鲜有经济成功者。此次三名嫌犯,都无工作,生活贫困、动荡。制造超市绑架案的嫌犯2009年失业时还被萨科奇接见过,但也无助于改变他的经济状况。经济地位的低下和生活条件的困苦以及由此带来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歧视(西方媒体频频漫画讽刺伊斯兰先知,可曾听说过他们这样嘲讽过孔子、中国人的祖先炎帝黄帝?),不产生极端恐怖分子才怪。反观来自世俗社会传统的华人也是遍及世界,总体来看,不管他们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可以进入主流社会,但都能迅速的积累致富。有恒产才有恒心,也才有社会的稳定。正如西方流行语:穷人要革命,富人(中产阶级)要民主。

另外此次袭击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也将构成对西方更高的挑战。和“911”相比,嫌犯的目标更为精准,针对的是具体冒犯自己群体和中东与阿拉伯社会相互正在仇杀的犹太人。而且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报复和制造恐怖,相反还在刻意自我宣传。比如不杀平民和妇女(12人中11人是男性)。他们在逃亡路上抢劫过两辆车,但都放过车主。尽管他们知道其后果——果然车主报警泄露了他们的行踪。他们逃到巴黎机场附近的印刷厂时,也是放走所有平民。这一点在指挥围剿行动的宪兵上校接受电视采访时也被确认。这名嫌犯被围困时还接受BFM电视采访,重申不杀妇女和平民。而且他们还说出一句杀伤力十分强大的话:声称自己与西方人在伊拉克的行径不一样,西方在那里滥杀平民,包括妇女和老人。最后,他们拒绝劝降,声称甘做烈士,宁死不屈。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做给自己的支持者看的。这样的对手显然比本·拉登更容易获得同情和支持。这一点在推特上也得到了反应:有人喊出我是科阿奇,竟然迅速得到近两万的点击。

今天的西方,对外客观上为极端恐怖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对内则用自己的国民财富培养壮大一个对自己文明和价值观都不认同的文明。现在西方面临的挑战是在价值观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兰社会的崛起)之间如何选择。如果继续坚持自由(如新闻自由)、人权(不能强制同化包括价值观同化、多元文化主义、家庭补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将很快消失在地平线。假如放弃这些价值观,西方文明还有什么独特性?也依然是名存实亡。

只是目前看,西方的制度已经丧失了改革的能力——因为它们主观上已经认为自己是历史的终结,已经没有改革的空间和必要了。仅就一条,上面的问题甚至他们都不敢公开承认和讨论,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连问题都不敢正视,还遑谈去解决呢?所以本人之所愿意如此无私的替西方指点迷津,是因为这只不过仅有对牛谈琴的功效而已。所以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主导下,西方将不可避免的在反恐战争中成为输家,并在未来几十年后,走进人类历史博物馆。

最后要说的是,纯粹从战略上讲,伊斯兰社会应该在西方采用温水煮青蛙的策略而不是制造《查理周刊》这样有可能唤醒西方的极端事件。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进行大胆的猜测,《查理周刊》之所以要以新闻自由为名、以漫画的方式强烈冒犯伊斯兰教,恐怕就是要以自己的牺牲打破对方的温水战略。比竟在此之前,已经有为了唤醒本国民众而自杀的历史学家温纳,以及同样打着唤醒民众旗号而制造的挪威惨剧。当然,不管这个猜测是否正确,至少《查理周刊》已经某种程度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们的惨死也导致法国社会出现强烈的反伊斯兰氛围。就在这几天,攻击穆斯林的事件已经发生十四起,包括向清真寺开枪、纵火、在清真寺的墙上涂写“肮脏的阿拉伯”、“杀人犯”、寄送恐吓信,在学校里也发生了阿拉伯学生被殴打的事件。确实,普通百姓怎么分的清温和穆斯林和极端主义者的区别呢?

最终他们的血是否白流,哪就要由历史来验证了。

宋鲁郑为旅法学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楼主| 发表于 2015-1-12 11:41 | 显示全部楼层


吴木銮


60年来,中国公务员怎样发工资2014-11-19 00:20:03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员工资管理的权限经历了高度集权到有限分权,再到分权的过程,2006年工资改革再度将工资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公务员工资改革陷入央地关系的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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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历经数次改革的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正在陷入一个各方不满的怪圈之中。

该不该给公务员涨工资?这个话题始终处在公共舆论热点,又始终说不清楚。在停滞八年之后,最新一轮的公务员薪酬改革也已经箭在弦上,但新的争议也再次出现。

另一边厢,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中,仍有138万人争夺12901个职位(竞争比例约为107∶1),其中最热门职位竞争比例高达9411∶1。也就是说,即便最近的“八项规定”等挤出了一部分公务员的额外收入,可它依然还是个诱人的金饭碗。

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正在陷入一个各方不满的怪圈:合理的公务员涨薪也可能引起民众的“拍砖”,人事部门长期压制工资增长又会引发公务员的不满,还会导致地方政府变相给员工涨工资。

笔者过去六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公务员工资管理一大症结在于中央地方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务员工资管理的权限经历了高度集权到有限分权,再到分权的过程,而2006年工资改革再度将工资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政府。

集权的1956年工资制度

1956年工资制度是最集权的。全国干部适用同一张工资表,分为三十个工资等级,同一级别的干部收入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全国一共分为十一个工资区。当时的干部平均工资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

第一个工资制度的出台是在1956年。

之前,为了巩固政权,中央政府集中精力处理解放战争后的一些相关事宜,经济建设的权限就交给地方政府。问题随之而来,人才流失问题在当时非常突出。许多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择留在地方政府工作,有些为了照顾家庭从中央政府转到地方政府,有些因为地方政府可以让干部们创新地开展工作。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年,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逐步收权,提高中央权威,1956年的工资制度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此时的工资制度是最集权的。当时全国的干部适用同一张工资表。这张工资表中,政府的雇员被分为三十个工资等级,工资一至三级是给最高级的领导干部(比如主席、总理、副总理等)。同一工资级别的干部的收入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全国一共分为十一个工资区。新疆等地的干部收入就比其他地方高。

一张工资表,对人事干部来说是再省事不过了。不过,负面效应也层出不穷,人事管理官员无法应付不同的情况。地方上想出不少方法补偿,比如提供房屋、托儿所、理发室和食堂等。诸如此类的方法变相地侵蚀了正式工资制度的效力。看起来中央政府对工资管理事项有绝对的权威,事实上地方的执行却脱离正常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管理与财政管理的关系极为紧密。如果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可能会将一部分公共资源用于改善职工的福利。1956年之后30年的工资制度虽然是集中管理机制,但伴随着财政管理权限多次的变迁——分权和集权交替进行,工资制度的实际执行也出现多次的波动。

总的来说,当时的干部平均工资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而干部实际收入与自己的努力和承担的责任关系不大,与所在机构、所在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却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在一张工资表下,这一时期的地方干部工资分配已经出现差异,当然,严重程度上还是远远赶不上后来。

有限分权的1985年工资制

虽然有限分权,当时社会上的平均主义还是占上风,因此地方政府在工资管理方面的创新也极其少,“下海”和人才流失问题逐步凸显。

1980年代的旋律主要是放权。

就工资的分权管理而言,这个阶段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起到了重要铺垫作用。当时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政府要减员三分之一,地方政府要减员更多,认为在减员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干部工资制度对吸纳人才极为重要。这些说法现在是常识,当时刚经历“文革”,还是很受抵制。因此,一些开明领导人对干部体制改革及工资改革的支持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还批准了数次干部提薪。尽管这些计划有很多阻力、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因此扩大,工资改革的思路却已奠定下来。

1985年的工资制度与1956年的截然不同,采纳的是结构工资制(沿用至今)。也就是,我们无法简单根据一个干部的工资级别来判断其工资收入水平。工资分为多个单元,每个单元承担不同的功能。比如1985年的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奖励工资。基础工资是希望能大体维持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而工龄津贴则是反映一个干部参加工作的年限。

1985年也明确了工资分级管理权限。当时的工资改革文件称,“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省辖市、行署、县、乡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工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不超过本方案附发的省辖市、行署、县、乡国家机关行政人员职务工资标准和国家安排的工资增长指标范围内制定”。

之所以称之有限分权就在于中央政府对于工资、奖金、津贴等有原则性的规定。而工资管理(包括确定职务工资),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

尽管是有限分权,但当时社会上平均主义还是占上风。因此,地方政府在工资管理方面的创新也极其少,“下海”和人才流失问题逐步凸显。

逐步发育壮大的私营部门实施灵活的工资政策,工资水平与市场基本相匹配。当时民间有说法是“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这种所谓的“脑体倒挂”与公共部门工资制度僵化有关。1980年代中,邓小平在深圳河畔的一个小渔村问当地一户农民收入,女儿邓榕怕他听不见,就大声讲:“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

1993年工资制:继续分权,地区津贴出世

地区附加津贴成为地方工资分权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也让公务员工资管理陷入各种批评。比如“自肥”,一些重要部门有各种额外收入,成为公务员津贴的来源。

八年之后,进一步分权的1993年工资制度在国家推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背景下出台了。“脑体倒挂”现象因为新增的“地区津贴制度”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也诱发了更大的负面效应,为之后长达十余年工资管理混乱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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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0日,河南省濮阳市开州北路与绿城路交叉口附近的绿城小区,市民们习惯称之为“公务员小区”。

1991年,时任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联合主持“工资改革理论研究研讨组”,这个课题组的调研意见影响了1993年工资改革。小组的研究报告提出,适当的工资分权管理将会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工作效率,有利于人才的吸纳以及公务员队伍的精简。

课题组还提出一个工资指数,这个指数与当地的通货膨胀率、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以及国有企业的增长率相挂钩,让地方政府在调整当地公务员薪酬时有所依据。这个思路与当前许多发达经济体所做的薪酬调查是相当接近的。遗憾的是,这个工资指数没有被采纳。

1993年工资改革的序言提到“防止高定级别、高套职务工资等现象发生”。这是此前工资制度集权或有限分权的遗留问题——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与当地的生活水平若有极大的脱节,地方政府就想方设法通过高定级别、高套职务工资来满足当地公务员一些合理(也包括不合理)的要求。

地方的诉求在1993年工资改革中得到了回应,出台了地区津贴制度。

地区津贴又分为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主要适用于一些特殊地区,实施过程中争议不大。而地区附加津贴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费用支出等因素来定,同时还要考虑公务员工资水平与企业职工工资水平的差距,一开始就被赋予极重的任务。要试图弥补中央所定工资与地方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还要弥补当地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其他企业工资水平的差距。

功能繁重的地区附加津贴成为地方工资分权管理的重要政策工具,也让公务员工资管理陷入各种批评。1993年工资改革的文件明确写明,地区附加津贴的细则在1994年适当时候出台。迄今为止,这个诺言没有实现。当时的人事部部长宋德福曾经在多个场合解释细则未出台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是经验和人力不足。

工资分权管理后,地方政府及用人单位可以灵活运用地区附加津贴来调整本地区和本单位的工资,也可以在人事管理方面有所创新,比如深圳政府就曾在人事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创新,不过,工资“双重不平衡”的问题依然难以解决,高级人才的薪水远低于企业同类员工的水平,低技能公务员收入却高于企业同类员工。

与此同时,地区附加津贴展现了巨大的负面效应,成为“自肥”工具。一些重要部门有各种额外收入,其中一部分就成为津贴的来源。地区津贴与当地生活成本、工资差距关系不大,完全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汲取能力。

重新集权的2006年工资制

各种批评下,2006年工资改革进行全面的中央收权。财政部的综合司还加挂了一块牌子,“清理规范津贴补贴办公室”。

结果,2006年工资改革的重要目标就定在了“规范津补贴”上。2006年工资改革文件开宗明义提出:“努力解决当前公务员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逐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促进公务员队伍建设,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各地公务员工资收入差别很大。即使是省内,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2001年广东有关部门做了官方的工资水平调查,发现深圳市的科员或者东莞市的科长的工资水平比大多数其他地方的处长还高。

乱发津补贴则与腐败有很大的关系。许多部门以权谋私,尽管最终不是部门首长独占私利,而是全局员工一起分享“收入”。政府的掠夺行为与公共服务背道而驰。

各种批评下,2006年工资改革进行全面的中央收权。财政部的综合司还加挂了一块牌子,“清理规范津贴补贴办公室”。许多与此相关的工作中,纪委和监察部门也参与其中,他们的目标是像抓廉政建设一样治理工资和收入分配问题。在此过程中,工资管理出现了一些关键词。比如“阳光工资”“同城同待遇”和“限高、稳中、托低”等。

“阳光工资”意味着所有公务员的工资都是公开透明的,但这个“阳光”主要还是对内。

“同城同待遇”是要求在一个城市工作的公务员,如果职位资历相同,不论是在财政局工作还是在文化局工作,都应拿到相同的工资。

“限高、稳中、托低”是公务员工资管理中的新词。限高是封顶一些油水部门的额外收入;“托低”就是增加基层和“清水衙门”公务员的工资;“稳中”则是保持原来分配较合理的部门的工资水平。

规范津补贴的目标在于实现工资管理内部透明化、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不能过大。不过,中央政府至今并没有明确列出相应的标准。

至于中央政府的收权,则主要是通过工资审批权限进行的。按照现行的做法,地方的津补贴标准要根据“下管一级”的办法报请上级政府审批。也就是县里的津补贴标准要由市级政府进行审批。

再度集权之后,“双重不平衡”依旧

各级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和改善公共服务,而当前的公务员工资集权管理却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工资管理权限变迁的背后是财政管理权限的变化。19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逐步获得财政管理的重要权限,这些权限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将权责和激励机制解决得很好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腾飞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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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薪酬水平&薪酬制定集中度关系。

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政府的财政收入端趋向集权,支出端则高度分权。地方政府因此有余地设置各类支出的优先顺序。在此基础上,有些地方政府及部门利用津补贴制度变相给公务员涨工资,引发中央政府于2006年重新界定工资管理的权限。

问题在于,再度集权管理后,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过去六年间,笔者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做过多轮公务员工资管理调研。总的发现是津贴和补贴的规范程度确实上升了,许多“清水衙门”与“油水部门”的公务员工资已经比较接近甚至拉平。

但是,2008年,笔者却在某省党报看到这样一份有趣的来信,作者是当地地税部门官员,他认为,阳光工资后收入没有差别,税务人员变得懒惰、懈怠,当地政府为了激励,在完成一定的税收任务后给予额外的报酬(不一定是货币形式)。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在用更巧妙的方法增加公务员实际收入。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双重不平衡”问题,在集权管理之下,并未得到解决。高级和低级的公务员之间的薪酬差距较小,因此高级干部或者有着居高不下的工资外福利,或者选择跳槽下海,或者干脆用各种方法“自肥”。另一方面,低级公务员的实际薪酬仍然有着极大吸引力,公务员考试热度依然不减即是佐证。

从全球范围来看,公务员工资管理的权限出现下放的趋势,重要原因便是“双重不平衡”——低级别公务员职位的工资比私有部门同类职位高,高技能、高级别职位则比私有部门同类职位低。从公共部门的发展趋势来说,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是增加的,而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可以外包给一些私有部门。一套由中央制定、几乎不重视当地劳动力市场现状的工资管理模式是很难处理“双重不平衡”问题的。因此,许多发达国家要求给基层政府的人事部门放权,各种工资管理创新也在公共部门展开。

为了应对市场经济的需求,各级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和改善公共服务。而当前的公务员工资集权管理对政府转变职能却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在分权框架下解决合法性问题

公务员工资陷入中国央地关系的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经验表明,三项政府改革至关重要。一是财政管理和预算改革;二是官员队伍内部的组织改造;三是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因为公务员薪酬改革极富争议性,多数国家先着手的是前两项,不过,一旦薪酬改革失败,前面改革的成效会大打折扣。

对中国来说,公务员工资改革的重要性,无需赘言。最新的消息是,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正在准备当中,总的目标是“调整工资结构,扩展晋升空间,建立比较机制,实施配套改革”。

从历史来看,中国公务员工资改革陷入央地关系的怪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要走出当前的困境,中央地方关系的重塑是必不可少。一些研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学者早已指出,集权和分权不是一种零和游戏。分权并不等于削弱中央的权威,在一些操作层面上的分权反而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全局的控制。

在公务员工资管理事项中,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工资结构和工资指导原则。更直接的,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全国和分省的工资总额,地方政府在此约束下再自主决定工资管理具体执行方案。


更重要的是,工资制定的合法性基础应该在分权的框架下进行解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要想民众对公务员薪酬有一定的认同度,立法机关对工资方案的事前公开的审查是极为重要的,此外还需要进入民意机关的辩论和审核。这样,公务员获得相应的薪酬(哪怕是高薪),也有了民意基础和程序上的公正性。这也是此前工资改革没有抓住的要害。

2014-08-29 南方周末


[转载]公务员该拿多少钱?——大陆公务员薪酬调查2014-11-18 23: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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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有采访我。原文地址:公务员该拿多少钱?——大陆公务员薪酬调查作者: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记者/李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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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公务员是否应该涨薪的话题,进入9月中旬再一次热络起来。多年来,“铁饭碗”的公务员职业在大陆备受青睐。每年公务员考试都吸引着数量庞大的参考者。工作性质的稳定,社会中较高的认可度,在社会保障中的优越条件,以及传言中的各种公务员隐性福利以及灰色收入,都使无数人对公务员职业趋之若鹜。但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后,大量福利被取消,财务记录被规范,公务员中要求加薪的呼声开始抬头。然而,多年来公众的反对之声,使得涨薪话题成为公共舆论场中官员碰不得的禁忌。谁提涨薪,谁必被骂。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公务员提薪的提案,立即引来大量网上骂声。今年1月,中国青年报舆情监测室抽样2000多条网民留言显示,有67%的网民反对公务员涨薪。

但调整公务员薪酬的进程似乎并未停止。

9月10日,中组部研究室巡视员、副主任张景虎接受人民网访谈,解读8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张在期间透露,该方案明确提出“健全干部的激励保障机制”的目标。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出《公务员工资该涨还得涨不涨也得好好干》一文,外界将之解读为,官方为传闻已久的公务员涨薪作了明示。

在民间对公务员优待的怨愤情绪并未消减之时,公务员加薪似乎已板上钉钉。然而大陆公务员薪酬福利的真相仍旧模糊,制度建设的方向更需厘清。

公务员工资到底拿多少

关于公务员薪酬的报道众说纷纭。三年前,地处苏北的邳州运河镇党委书记王金兵因受贿罪被判处13年徒刑后,当地机关便按惯例,内部播放关于王金兵的反腐倡廉宣传片。在镜头前,王金兵哭诉称自己即使不贪污,一年下来也能有30多万元收入,在当地也能过上优渥的生活。据一位邳州基层公务员介绍,在邳州境内的各镇,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一般在每年年终颁发的奖金中,几乎能够拿到全镇奖金总额的一半,这一分配方式已在当地形成了惯例。而在四川泸州,当地公务员似乎没有这么优厚的待遇。据《新京报》2013年7月报道,四川泸州一位28岁的副镇长因收入太低,生活压力大而辞职,并自称其每个月到卡工资3046元,住房公积金422元,电话下乡补助400元,年底有几千元目标考核奖金。在西南某省会城市,一位处级公务员告诉记者,自己一个月应得的工资扣除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实际拿到手的约为4800元。该市区处级公务员一般均是这个数字,而在该市区县一级的处级干部,则会比市里的处级干部少大约500到1000元的补贴。该市某区一位普通科员则称,自己一个月拿到手的是2000元左右,而自己认识的一些县里的公务员一个月则只有1500元上下。在北京,《新京报》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称,根据对石景山区预算公开情况的测算,该区八宝山街道办年人均工资福利支出达到了21.42万元,金顶街街道办人均工资福利支出也达到了19.73万元,但石景山区政府随即回应称,媒体计算有误,并未将社工和协管员等编外人员计算在内。似乎并不缺乏关于大陆公务员薪酬状况的信息。在大陆网络中搜索“公务员晒工资”等词组,都会出现大量论坛中公务员自曝薪资收入的帖子。甚至有网站根据网上爆料的个案整理出所谓“全国31个地区公务员工资一览表”。其中省会城市副处级以下公务员月薪3000到4000元,全年收入50000元左右,而一般地市级政府公务员则多在2000到3000元之间,一些较贫困的县市则不到2000元。尽管网上曝出以及记者调查获知的公务员薪酬基本处于偏低水平,但公众指向的并非只有公务员工资条上能够见人的工资,还有各种“灰色收入”、“隐性福利”,更不用提在养老保险上,公务员相对于广大非公务员群体的优越待遇,但由于这些信息的隐蔽性,使得公众的怀疑无法得到证实或证伪。长期研究大陆财税体制的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吴木銮告诉记者,今天民意在公务员涨薪问题上的对立,源于长期以来大陆政府部门对公务员薪酬问题一贯秉持的保密态度。在1985年工资改革所印发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末尾,明确写明“上述改革方案不公开报道”。吴木銮认为,至此以后,对公务员薪酬福利制度的“不公开”逐渐成为大陆各级政府的惯例。他在各地调研公务员薪酬状况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官员也往往拒绝公开相关信息。这一惯例不仅使得公众、媒体与学界常年来对公务员薪酬福利状况缺乏了解,舆论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同时在封闭又缺乏外界监督的状态下,各种乱象也在黑箱中滋生。今天,大陆公务员工资水平偏低,也与此前一度混乱,后又重典整治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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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下的乱象

从2004年至2005年,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等数十位学者对11个省、直辖市的2.58万名公务员进行了薪酬福利调查。尽管已经过去十年,但此项调查几乎是现今公开发布的最为翔实的公务员薪酬福利状况的研究报告。在此项调查中,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印证了社会舆论对公务员福利丰厚的指责。“低工资、多补贴、滥福利”是大陆公务员薪酬的主要特点。图一是一份中央国家某单位的福利项目明细。该单位福利不仅多达21项,而且以两条工资单记录。其福利项目之多足以说明政府部门在发放福利上管理的混乱。通过访谈,研究人员还得知,公务员报酬中还存在大量不公开或半公开的福利项目。这些福利项目通过一定财务手段的掩盖,无法从一般的财税程序上找到。图二为河北省某厅2005年春节发放过节物品清单,此清单中物品折价相当于该部门公务员月收入的1-2倍,但这些支出大多不在基本福利支出中体现,而是以其下属单位行政经费或其他预算外支出列支,因而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研究人员还在访谈中发现,近一半的公务员表示,自己所获得的并不在工资条上体现的福利能够占到其总收入的相当比重。例如:在公务招待、出国培训费中的结余,以及差旅报销凭证中,都能获得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在不同地区,公务员福利性收入的比例也大不相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货币性福利,相当于工资的比重基本都维持在100%-200%左右,约占公务员总收入的50%到70%,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也一般维持在30%-40%,也占到总收入的20%以上。而东部地区公务员工资表上的薪酬收入,约是中西部地区的2-3倍。该研究还总结出,在同级部门中,行政部门福利高于党及人大系统;经济发达地区高于中等、欠发达地区;在同类部门中,管理规范的部门福利支出少于不规范的部门,因而一些中央部门的福利支出可能低于一些省市级部门。而在同一个部门内,高职务级别公务员待遇优于低职务级别公务员;在同级别公务员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般待遇都高于“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而在低级别公务员中,“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往往比“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更有机会享受到职务消费的便利。在支出经费来源上,不同部门的福利支出能力就有所不同。一类是福利支付基本依靠财政拨付的,如信访、工商等部门,由于预算外收入机会少,福利支付能力也较弱;第二类是部分依赖财政拨付,如路政、交警等有自己创收途径的;第三类是几乎不靠财政拨款,而靠自己创收来支付福利的,如政府临时办公室等,大部分没有列入行政事业编制,却有大量获取预算外收入的机会,福利水平通常也高于完全依赖财政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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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之源 预算外资金

该报告指出,预算外资金处于预算监督管理之外,是导致公务员福利支出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形成了“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关系。由于中央对地方财政拨付的不足,不得不允许地方进行创收,通过获得预算外收入的方式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该研究报告甚至认为,“长期以来,政府对各部门的创收采取的是一种默认的态度。”行政性收费由此成为获得预算外收入,进而提高执法人员福利的途径,使得行政性收费成为执法人员寻租的工具。而当时,大陆推行的行政性收费“收支两条线”管理也并未全面起到监督的作用。所谓“收支两条线”即是将所有行政性收费全部上缴当地政府财政,需要支出时再由财政从上缴的收费中划拨。但该研究报告指出,财政部门对有关单位究竟收了多少钱,需要花多少钱都无法知晓,从而无法行使监督。一些地方预算外资金只是在地方财政“走一次账”便又回到了原单位。同时,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众多却缺少监督,也使得公务员福利泛滥。在调研中发现,在2006年第三次工资改革以前,享有福利设置权力的部门就有:中央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人事局,财政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卫生部、建设部、全国总工会等。此外,各个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人事厅(局)、财政厅(局)、各个省党委组织部及其管辖的老干部局,各个地级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也能以文件等形式出台福利规定。地区附加津贴制度曾是1993年提出的改革目标,即是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工作环境等因素补贴,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补贴体系,但在实践中只建立了对贫困地区的少量补贴。在深圳、珠海等沿海特区城市通行的特区津贴是另一项不能忽视的补贴,其在1995年由国家人事部批准发放,是为了补贴特区公务员生活需要,但经过十余年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津贴水涨船高。在调查中发现,特区津贴的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30多倍。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公务员存在补贴福利滥发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却令人惊讶地遭遇着欠薪的问题。2012年,《华夏时报》曾报道安徽宿州、浙江温州等地公务员面临工资拖欠的问题,而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谢旭人表示,全国有113个县的财政无法满足基本支出需求。与一般企业职工欠薪不同的是,公务员欠薪不仅体现为不足额发放应发工资,还表现为地方政府不响应中央的调薪指令。吴木銮曾对湖北省两县进行调查,发现截至2008年,两县并未完全响应中央对公务员调薪的指令,尽管中央为了让调薪令得到贯彻向地方提供了充足的转移支付资金,但地方政府并未将调薪列入其优先考虑的范围,而是将资金更多地投向经济建设及其他可以体现政绩的政府项目。由于缺乏问责机制以及公务员欠薪问题公众认可度低,相关官员并没有因未履行中央指令而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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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该拿多少钱

2006年的工资改革无疑直接地塑造了今天公务员薪酬的格局。这次被称为“阳光工资”的改革在地方各部门之间进行“削峰填谷”,降低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以平息各部门由于级别相同而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不满。同时,此前泛滥的公务员津补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理。

2013年初推行的“八项规定”延续了“阳光工资”的改革精神,再一次削减了公务员原有的各种福利。

2013年8月,监察部、人社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发布《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明确对违规发放津补贴、奖金、加班费、值班费、过节费和超标缴存住房公积金,以有价证券、商业预付卡、实物等形式发放津补贴等行为进行惩处。

在经过“阳光工资”与“八项规定”后,调整公务员工资必然面临着确定其应然标准的问题。“就现阶段来看,我觉得公务员的月薪平均应该在5000元左右,其中最好的能达到8000元至1万元。”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的这句话近日被众多媒体所转载。一些被曲解为“最好能达到1万元”的报道和网帖立即引来潮水般的板砖与唾沫。公务员应当拿多少钱?可以从他国例子得到启示。据苏海南研究,美国2010年联邦政府公务员年均收入为69198美元、州政府为48960美元、基础地方政府为43493美元,而私营部门为46455美元。同年英国公共部门收入为26276英镑,私营部门为27544英镑;而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等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基本处于社会平均工资中等偏上水平。苏海南认为,考虑到其承担的责任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公务员收入应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但从其工作的稳定性、创新性、技能水平等考虑,其收入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过多。不过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由于福利待遇与私营部门间的差距明显,单纯的比较薪酬收入或许并不完整。特别是当公务员薪酬过低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时,质疑者针对的并非公务员薪酬本身,而是公务员的各种福利待遇,特别是在获得房产方面的优越待遇。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在2009年和2010年的两篇文章中指出,从1998年公务员房改之后,尽管名义上公务员的福利分房制度已经结束,但各种变相的福利分房却在全国各地普遍,方式主要有向开发商低价团购商品房、瓜分经济适用房、国家机关集资自建房屋分发给职工等几种方式。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商品房每平方米均价达到数万元,而公务员则只需付每平方米数千元,一套房的差价就能达到数百万,远远高于其从工资薪酬中得到的收入。董保华认为,对于公务员的福利问题仍然要回到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约束上,减少政府部门寻租机会,才可能根除公务员福利中的乱象。现在李克强总理所推动的削减政府审批项目,就是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全文详见《凤凰周刊》2014年第28期 总第521期 封面故事《大陆公务员薪酬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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