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南部籍:泪别新婚娇妻 参加远征军
抗战老兵何玉洲口述历史
采访对象:抗战老兵何玉洲
现住台湾高雄凤山市中山东路274巷39号
生于农历1925年3月10日,
时间:二0一五年四月五日上午
地址:南部县三官乡何家垭村
我住四川省南部县三官场村,我几个月大,我妈就去逝了,靠外婆养大。
政府当时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兵,十万女子打单身”,掀起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
1944年初,我当时16岁,在董家庵读五年级,就与四龙乡土地垭张吊佴结婚,当时就与她在祖先牌位前跪拜,就算结婚了。
当时学校组织学生到三官塘、建兴场去,打着小旗帜到处宣传抗日救囯活动。后来县里动员青年从军,校长董会丰亲自动员我们,我和雍宗尧、太华人蒲国慈一起三人都去报名,争取从军抗日,得以批准,可以扛枪消灭日本鬼子,我高兴的不能入眠。
在欢送到县城去的会上,三官塘保长和董惠风校长,组织民众和农民给我们戴上大红花,和红绸做的横腰彩带,还放鞭炮,敲锣打鼓来欢送我们,到处是“抗战到底,不做亡国奴”“欢送青年上战场,坚决消灭日本鬼子”,我们简直太激动了。
在大王庙,我和吊佴抱到一起哭,我们结婚才三个月,她把身上的几个私房钱悄悄塞给我,我不要,她估到塞给我,在场不少乡亲都落泪了,她抱头大哭扭身就跑了。
到南部县城集中时,发现这一批南部县共去六十多人,从草市街“牛马大店”那里出城,余继朴组织接待,县长和社会各界组织民众沿街欢送我们,有人给我们送煮好的“毛鸡蛋”、蒸馍、锅魁,很多人激动的热泪盈框。
走路到南充,一路经过场镇都有人接送。南充坐船到重庆,走山路到綦江县,编入国民青年军202师305团3营7连,师长叫罗泽凯、团长叫孙金铭,营长叫张柏伦,后驻防在石角镇,石角镇有个大广场,毎天在这里训练,广场上有个大石碑,因当时前方吃紧,死了很多人,我们随时都可能调往前线,我们把全团军官战士名字都刻在上面的,我的名字在第三排,实际就是遗书一样,作好了随时为祖国献身的准备。
1945年,我部奉命开赴前线,刚入云南境内又走了三天,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全团和当地各界敲锣打鼓,纷纷集会庆祝胜利。
当时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了就退伍,或读书,公务员就复职,还有就是“留营”(继续当兵)。
我就选择读书,考入中央军校九分校,就是原新疆军官学校改组为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
第九分校学生来源,主要系新疆少数民族青年中招收而来的,他们秉性勇敢、善于骑射。
国民政府认为新疆待开发,内地与边疆文化应该交流,由抗战期间的成都本校拨部分入伍,后成都本校征询学生志愿,一时掀起“开发边疆”的高潮。
当时张自忠在作新疆省主席,我们走到汉中集中后,就派美国的“大道齐”汽车运我们约600多人,从汉中、兰州、向迪化进发。
但在星星峡被困住了,苏俄在哈密住一个团的兵力,他联合哈密族老乡组织暗杀,在路上杀了不少蒋派去新疆的人员。他们用重机枪对付我们,我们只有左轮手枪,苏俄的目的,是不让蒋介石派的内地汉族学员去新疆九分校学习。特别是象我们这些有渴求知识学习上进的人员入疆。
相持一段时间,我们只好返回洛阳,后到汉中读师资训练团学习教书。
抗战胜利后,当时不少编余军官可回老家去当保长、甲长或县长。军官发气,认为打了胜仗就不要我们了,解甲归田。
1947年秋(民国36年)),上级调我们这些师资训练团的学生经西安到南京,又到上海坐上“中兴轮”到台湾基隆。这时才知道张群是台湾省主席,指名要四川、福建、广东籍学员到台湾去教书。
我第一个任教的学校,是高雄县美浓镇客家人“中坛国民小学”,小学五、六年级的除英文以外的全部课程,我都要全部教完。英文我不会,找别的老师帮教,我又帮别的老师教我会的课程。后到中正国民小学,前后教了五个学校。1990年(民国79年)我65岁退休。
我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孙子十一个,上下共四十多人。
1990年我第一次回带上台湾的妻子何黎秋兰、儿子何超能、儿媳黄素恵及两个孙儿回大陆探亲。我妻子说一定要去找到我的结发妻子张吊儿,吊儿早已到阆中柏桠乡安家落户,生有儿女。我带上台湾的妻子及家人,去大桥么叔家中与张吊儿会面,我妻子何黎秋兰、送了张吊儿金耳环、金手饰、被盖和銭,还同游了升中湖。
董惠风校长已去逝,见到了他夫人。
与我同去的太华人蒲国慈,在“国防部”工作,也去了台湾,他有四个儿子,蒲国慈去逝后,2006年他大儿子蒲永孝回南部探过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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