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杂谈] 如何从“不敢”到“不想”如何从“不敢”到“不想”

　　“反对学术不端，就好比当前的反腐败工作，核心问题是如何让科技工作者‘不敢’‘不能’乃至‘不想’！”在5月22日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率先抛出的话题立刻引发现场热议。在这一整天的时间里，来自海内外的数十名科学家围绕如何治理学术不端纷纷“支招儿”献策。一番番言辞犀利的发言，直指中国科学界的“痛点”。

　　不敢：急需最高层面的彻查机制

　　“要捍卫学术规范必须一查到底。但在中国，学术不端行为彻查起来太难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昌增益首先“开炮”。他指出，在发表论文过程中，若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学术期刊所能做的仅是撤稿，而对论文作者则交由各自所属部门和单位来处理。在处理过程中，没有统一的处理依据、程序和规范，某些单位出于自我保护的因素干扰，许多学术不端的查处最终不了了之，也无人追责。

　　中科院院士吴常信对此连连点头，“各个部委对学术不端处理都有自己的规定，2009年，教育部、科技部等10个部委还成立了科研道德联合办公室，但事实上发挥作用有效。”他透露，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连续两年公开曝光学术不端案例，但一些部委在处理学术不端案件中始终保密，信息无法公开，惩治警示力度非常不够。

　　“现在出现的一些论文代写代发机构，更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难掩愤怒，“有没有相关部门能出来对这种机构进行打击治理？”

　　昌增益认为，要想建立更加严格、更有效率的学术不端惩治机制，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20世纪，美国各个机构的查处机制分散独立，学术不端查处也常常陷入尴尬境地。2000年之后，美国联邦政府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办公室，进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和监督。其中明确了学术不端事件发生后，当事人所属机构的问责、调查、处理规范和程序，有权定期询问进度。并且提出，若在规定时间内该机构不能完成相关调查工作，联邦政府办公室可自行启动独立调查程序。

　　“必须有权力机关干预，有国家层面政策，才能从最高层面上建立让人不敢造假的学术环境。”昌增益的一番话，博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不能：去行政化、去量化是共同呼声

　　“学术不端现象不只在作者当中，在各种项目和论文的评议专家中也常见。”中科院院士杨卫掌管国家自然基金委，对此深有体会。他指出，在项目评审中，谁来评审谁，应是核心机密。但是国内的一些项目评审中，就因信息的泄露和行政的干预而严重影响了评审的公正性。

　　“如何规避项目评审中的人情影响是现在的难点。以前只要评审前一公布专家名单，各种短信电话就接踵而来，因此，要建立能够去行政化、能够分割利益的长效机制，才能不给学术不端可乘之机。”杨卫表示，在基金委，为了分层授权，防止信息外泄，每个工作人员配有一个U盾，分级掌握有限信息，所有操作有迹可循，一旦泄露，严格查处。而在专利评审中，评审过程则被分为若干段，每一段随机从评审专家团中选择一位来进行评审，由此进行权力分割。这些方法都值得推广。

　　“有数据显示，目前很多学术不端行为都出自医生群体，这不是偶然，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说，“现在的许多一线医生每天治病救人，工作繁重，却必须抽出时间发表科研论文，才能进行职称晋升。对他们与对其他科技工作者以同样的标准要求，显然是有些不妥的。”她认为，要从评价体系入手进行改造，进行分层次管理，把医生群体分为专职搞科研和专职临床工作不同群体来考核，不能搞“一刀切”。

　　对于饱受诟病的评价体系问题，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表示，中国科学界还处在一个既不能把SCI（科学引文索引）完全去掉，又不能全凭SCI的过渡阶段，制度上因此更需科学设计。“我个人的观点是，无论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医院在设计量化的评价机制方面，宜粗不宜细，要适当放手，不要再用影响因子、并列作者等僵化的规定来给科学设‘门槛’。”

　　不想：立德须先摆正师生关系

　　“制度在外德在内，要立德，我看现在的导师—学生关系就得改一改，学生不能是老师的劳动力！”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贵兴站起来大声呼吁，在现场掀起又一个高潮。

　　“现在很多学生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师生关系怎么能变成‘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呢？”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对此非常忧虑。他告诉记者，经过31年的研究生教育，中国在校研究生数量有180万人之多，其中博士生约30万人，这些人是中国科技界未来的支柱。对他们的学术规范教育，树立正确的科学道德观，他们的导师是第一责任人。

　　严纯华曾经研究过许多学术不端行为当事学生的导师情况，他发现，这些违规学生的导师普遍存在着位高权重、兼职过多、学生过多（有的多达十几个）、研究方向过杂、师生失和、规矩不明和急功近利的特点。他们没有为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科研榜样，更缺乏时间、精力来帮助指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索。“这些导师对于学生科研道德失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国著名学术期刊《癌细胞》高级编辑杨晓红在现场说，她曾收到过一些投稿学生导师的来信，请求期刊不要再让他的学生修改论文或是等待通讯评审，因为学生面临毕业，希望能简化程序尽快发表。“对于这样的导师，表面上是爱护学生，实际上却是对科学精神的伤害，起到的是负面示范作用。”

　　“老师应当回到老师的本位，尤其是研究生导师，应当营造‘家’的心态，也应当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守营人’定位，立德才能树人。”严纯华说。（记者 杨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