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勇先生《从领导集团知识背景,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走向》一文有感
读了马勇先生的文章《从领导集团知识背景,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走向》,深以为然,感触太多。对抗思维是作为弱者一方常有的,但它的根源主要还是对人类文明史认识偏差造成的。
我可以放心地说,到目前为止,99%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世界历史,尤其是不知道从西方是如何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
比如,我们从前的历史读物对文艺复兴大谈特谈,似乎西方有了文艺复兴之后就进入了现代,就有了理性,欧洲就强盛了,就连北大博导朱孝远都在文艺复兴问题上作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宣讲,谬种流传。对朱孝远、刘军宁二位先生,我曾在凯迪和共识网撰文予以批驳。许多专家、教授、作家,不管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也都是这种错误的看法。我收集了他们这方面的文字,我不想冒犯太多的人,也就不点名了。
在中学和大学,我们被反复告知,“文艺复兴是反教会,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但是,这种史观违背基本事实,因而不能自圆其说。谁能解释在反教会的文艺复兴中教堂却越建越多,越建越漂亮这一现象?还有,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在文艺复兴中受梅第奇家族的僭主统治,文艺复兴结束后,反而蜕化成了一个世袭公国。真个是“越反越封”!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其实,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以新生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但他们多是一些贴着罗马教廷做生意发财的人,甚至是罗马教廷豢养的帮闲文人和艺人,这样的人能够反封建,反教会吗?
人文主义者们弘扬理性的时候,表现出了太多的人的原始本能和野性,排挤了人类内在的追求公平正义的高贵精神品质,故而文艺复兴丰富文化和繁荣艺术的同时,造成了道德的倒退,以致于在文艺复兴高潮中出现了意大利式的道德堕落,社会丛林化,民众恶徒化。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都成了十足的财色世界,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社会。
须知当时的罗马教廷在倡导理性和世俗生活方面走在众人前面,文艺复兴教皇们热情慷慨地赞助古典文化和艺术,如果真如某些学者声称的那样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们“在危难之时担负起拯救欧洲的使命”的话,那么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既贪又色,奢侈显摆的那一伙就是先进人物了,就是历史的弄潮儿了。而史实表明人文主义者们不仅不是改革者,反而是阻挠社会变革的恶势力,这是有他们的表现和文字作证的。
文艺复兴是西方走出中世纪的第一步,但是,若以意大利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道德风气来评价,这一步走邪了。文艺复兴教皇们、绝大部分文人、艺人们堕落淫邪得过了头,引起笃信者和道德人士的反弹。可以说,在西方文明进化的链条上,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反向催化剂”。
可叹的是,时至今日,我们的历史教学,我们的网上学术文章对西方走向现代的第一环认识定性就是错的,以后的历史知识自然是一团糟了。我们的特色史学、我们的专家学者们连谁好谁坏,谁跟谁是一边的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懂,更何况青年学生和平常人呢?
普天之下,不管东方西方,都有不公,都有强权压迫剥削和欺骗愚弄,都有暴力、贪婪、淫欲。在欧洲中世纪走向近代过程中,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以马丁•路德、菲利浦•梅兰希顿、加尔文、诺克斯等人为代表的新教神学家在反抗暴政,推翻中世纪的等级制度,针砭常人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中担当了社会良心,尽管他们自己身上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后的启蒙思想家则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就是在宗教改革中产生了新的道德伦理,人人平等、天赋人权、平民共和自治的思想得到了加强,还有保守的生活道德,这些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普世价值。但是,我们的教材总是把西方一成不变地说成是恃强凌弱者,生活放乱者,比如我们习惯性地把好吃懒做,不劳而活,奢侈淫乱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是,加尔文主义者视这种活法为罪恶。
西方人当中有没有强盗?有!哥伦布就是,还有紧随其后的皮萨罗、赫尔南多•德•索托等西班牙征服者,但是,西班牙王室中的几位,如,伊萨贝拉王后、卡尔五世等人都希望公正仁慈地对待印第安人,甚至罗马教皇也公开谴责那些以宗教理由为幌子掠夺奴役残害印第安人的人是人类的敌人。
英国殖民者(注意是殖民者不是征服者),他们在道义上谴责西班牙征服者的野蛮行径,他们内心希望和印第安人和平共处,并把印第安人融入白人世界,起先白人没有对印第安人种族歧视,有些白人认为印第安人的体格优于白人,一些白人甚至鼓励和印第安人通婚,但是清教徒信仰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印第安人自然也必须遵守清教徒的严苛的法律和生活规则。
问题是印第安人(主要是上层)则大力排外,他们顽固地留恋他们原始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前有弗吉尼亚的波瓦坦尊长,后有马萨诸塞的菲利普王,他们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集体屠杀白人,企图将新大陆的白人赶尽杀绝。清教徒女传教士安妮•哈钦逊就是这样被印第安人杀死。在这种情形下,就连最温和的白人,如罗得岛殖民地的创始人罗杰•威廉斯,都放弃了教化印第安人的努力,参与对他们剿灭。
西方人也是人,他们有欲望,有私心杂念,也会为非作歹,也有不少不讲良心的人,比如南方蓄奴州的庄园主,甚至有一部分流氓。但西方人大多都认为人人平等,国与国之间也应当平等对话,受到压迫的人反抗暴政,争取公平正义是人的天然权利。
在西方,媒体是公开的,媒体是第四种国家权力,不受政府控制。如果谁罔顾事实,玩弄逻辑,必被人批得体无完肤。西方政客最怕被说成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最不想被人说道德和原则上有双重标准,所以,我们应当据理说理,而不是敌对。运用西方价值和西方列强打交道,做得最好,最著名,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甘地。如果我们能够高举公平正义大旗,反对强权政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许会取得惊人的效果。我们不能再犯清朝皇帝在和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犯的那种错误。当下,我们这个民族最要紧的是真实、客观、理性地看待西方世界。这样才能克服因无知造成的紧张和敌意。
去年,我就写好了一个书稿,书名叫做《理想国的失衡与崩溃——关于文艺复兴的颠覆性证言》,并且与书商签约,这是我一系列书稿的第一本。但是,这本的书现在仍在审查中,不知要审查多久,我好像是碰上好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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