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休息的我,突然接到居委会书记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告诉我,有位武汉铁路局的老职工,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我们社区住过,退休后从事老街、老里弄、老房屋的历史寻访、整理工作。为了挖掘老城区的历史文化,让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再现,常年奔波于武汉三镇老城区之间。今天来到我们的社区,就是想找了解友益街、大舞台、大智门火车站等往事的老人。
随着人们生活的水平的不断提高,住房条件逐渐的改善,原来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住房拥挤户,陆续搬进宽敞的新购房,使其居住条件,达到市政府提出人均16平米的规定。
俗话说,小沙弥外出化缘,老和尚守庙念经。可是我们社区守庙的老衲,偏偏外来者诸多,这些新搬来的老人对往事、历史知道的不多。像我这样六十多年不挪窝,而且热衷于往事挖掘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上次前里弄中的那栋危房,因隶属单位无利可图,不承认该房的所有权,不愿承担维修、住户搬迁,的连带责任和费用。居委会有关领导专门找到了我。刚巧,我正在作手整理“老城区的一朵奇葩-新成里”文章,为核查该里弄的制造日期及相关人,找过当年承建的业主之一齐幼臣的儿子,他向我详细讲述了当年出资修建,和五零年卖那两栋住房的情况。我将所了解的情况,如实转告居委会的那位同志,这样一来,复杂的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
放下电话,我直接来到居委会,范荣选同志正在那里等我。见面喧寒了几句后,我俩直奔主题。他拿出珍藏其父亲的老工作证,和武汉晚报2009年5月7日刊登“老铁路展示八十多年前铁路工作证”的报道。看后我倍感珍贵,在争得范老先生的同意后,有幸对这份八十多年前的工作证进行了拍照,就是呈现在文章中纸质的这张。范老先生告诉我,他其父叫范润生,曾是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的站长,这样一来,我俩的话题主要围绕大智门火车站展开。
说起近在咫尺的大智门火车站,范老先生的话就多了起来,他告诉我,父亲曾经留法,是由北京教会学校的保送生,其叔叔范协生也是保送到英国学习的,在英国学习的数学。他编撰的“范氏大代数”如今仍是数学系的课程之一。遗憾的是,其父在法国具体学什么,范老先生不清楚,就和我们不了解身边的民国人一样。我们的父辈,作为民国时期走过来的人,在我们面前重来不提民国的往事,使我们这代人,对民国极度陌生。范润生老先生回国后,留在铁路部门从事文书工作。范老先生谈得最多的,就是儿时的辅堂里,和那熟知的大智门火车站。他一再强调,别看现在大智门火车站不起眼,在当年,那可是亚洲最大、最豪华的车站。从火车站我们又谈到京汉(卢汉、平汉)铁路。
我曾写过《百年老站大智门和门前的这条街》文章,查阅过京汉铁路修建时的相关资料,对那段历史略知一二,故照本宣科细地告诉他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战争中,清王朝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普遍认识到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理念的洋务运动只靠单纯的军事工业是不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只有全面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才是抵御西方列强的根本。1895年7月,清政府确定了以修铁路为“力行实政”的首要项目。同年12月7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准许芦汉铁路商办,把曾经搁置停办的芦汉铁路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896年4月24日,清政府命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办理芦汉铁路。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推行者,也是芦汉铁路的首倡者、力荐者,当清政府决定修筑芦汉铁路时,他就立即着手挑选能够担当此任的人选。盛宣怀以其精明、善办新式实业、有着丰富的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而成为不二人选。盛宣怀1866年考中秀才后,三次应乡试考举人都名落孙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与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曾结为金兰之交,1870年,盛宣怀投奔李鸿章。李鸿章组建轮船招商局时,盛宣怀起草了轮船招商局章程,初露锋芒,成为他涉足洋务、开办近代工业的起点。随后,他又奉命来到上海,为赎回吴淞铁路与英国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终成功,这为他赢得李鸿章的信任奠定了基础。后来,他一直在李鸿章手下办理洋务,以善办新式实业而知名。
当清政府颁发上谕兴办芦汉铁路时,时任天津海关道、兼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与电报局总办等职的盛宣怀以他特有的敏锐,意识到铁路必将成为今后中国之大事业,因此他希望参与芦汉铁路事务。于是,盛宣怀通过他的老乡、张之洞的得力幕僚恽祖翼和祖祁兄弟引荐,得以接近张之洞。张之洞正为严重亏损的官办汉阳铁厂寻找出路,盛宣怀在兴办新式实业中的辉煌成绩无疑是接手该厂的最佳人选,虽然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与张之洞为争夺湖北煤铁矿而明争暗斗多年,但当朝廷决定修筑京汉铁路时,两人不谋而合,很快做成了一笔双赢的交易:盛宣怀注资接手张之洞亏损得将要破产的官办汉阳铁厂,张之洞联名王文韶向朝廷举荐盛宣怀督办芦汉铁路。1896年10月,清政府派盛宣怀为芦汉铁路督办大臣,这笔交易最终得以实现。
为了加强对芦汉铁路以及即将开工建设的其他铁路的监督和管理,清政府1897年1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铁路总公司,令工部侍郎“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统筹芦汉、苏沪、粤汉铁路的修筑。这个铁路总公司即铁碑碑文中提到的“大清国铁路总公司”。铁路总公司成立后,盛宣怀立即着手筹建芦汉铁路。1898年6月26日,盛宣怀与比利时人俞贝德签订了《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及《芦汉铁路行车合同》,合同签订后,1898年年底,比国银行工厂合股公司从南北两端同时开工。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八国联军借机把北端由芦沟桥延至北京正阳门(现在的前门),南端改以汉口玉带门为终点,芦汉铁路也改称京汉铁路(1928年后改称平汉铁路)。
1905年9月,南北两段线路建成,在詹店站附近接轨。京汉铁路最关键的枢纽工程是飞跃黄河天堑的黄河大桥,原先计划修建的黄河大桥是在郑州以西的荥阳,比利时工程师勘测之后,决定建在郑州附近,故称郑州黄河大桥。黄河水流湍急,施工困难,基础施工中发生过一夜之间被洪水冲歪8座桥墩的事。郑州黄河大桥全长3015米,其中30公尺开度梁50孔,21公尺开度梁52孔,共102孔,大桥为钢质,是当时中国最长的单线铁路桥。很多资料都记载着京汉铁路1906年4月1日正式开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平汉年鉴》中记载“黄河大桥开始建造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历时四载,至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乃告落成”,显然“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是郑州黄河大桥落成的日子。
那么,为什么有的资料记载郑州黄河大桥竣工于1905年11月呢?这是因为朝代的记年习惯是按照中国的农历计算的,“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正是公历1905年11月12日。而同一天,朝廷派来出席郑州黄河大桥典礼的中央代表是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他以“二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之衔代表清政府参加典礼。实际上,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到光绪三十二年七月间,朝廷任命唐绍仪兼任“办理京汉铁路大臣”主管京汉铁路事务,实质上剥夺了盛宣怀京汉铁路督办大臣的权利。鉴于此种境况,1905年12月5日,盛宣怀主动上奏,请求将他自1897年起督办的铁路总公司裁撤,归并到唐绍仪后来成立的铁路总局。1906年3月,盛宣怀正式交卸了全部铁路差事。1906年4月1日举行京汉铁路正式开通仪式时,张之洞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验收建成的京汉铁路,盛宣怀已不再负责京汉铁路的事务了,也就没有出席这个仪式。
铁路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是各派势力和利益集团争夺的焦点,中日甲午战争后,盛宣怀因成功兴办新式实业得到张之洞的赏识而进入铁路,督办京汉铁路,执掌铁路总公司,一时叱咤风云,颇有成就。随着袁世凯势力的崛起、壮大,加之与张之洞的分歧使盛宣怀失去庇护,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便逐步取代了盛宣怀的位置。盛宣怀虽“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督办京汉铁路,却遭到各方排挤,而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此时以清政府“办理京汉铁路大臣”刚刚任职,这也就是郑州黄河大桥落成之际铁碑上镌刻了盛宣怀和唐绍仪两个人名字的原因。
说起大智门火车站,先说说大智门的来由: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和捻军在武汉一带活动频繁,地方当局为固守汉镇,抵御义军进攻,决定筑城堡。1864年(同治三年)为通出入,开辟8个堡门,自西至东为:玉带门、便门、居仁门、由义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便门。大智门是汉口老城堡的8个城门之一。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直醉心洋务运动且敢于大胆实践的张之洞,邀约直隶总督王文韶,联名向朝廷呈递了一份设立朝廷“铁路总公司”的折子,内容就包括在汉口大智门附近建一座火车站的方案。张之洞所奏,上头照准。于是,张之洞公开招标,最终,一广帮建筑商胜出中标。经过几年精心施工,汉口最早的火车站,就鹤立矗立在大智门了,这就是大智门火车站。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是京汉铁路的南端终点站,20世纪初,这个当时亚洲最雄伟、最现代化的火车站,被视为京汉铁路全线最耀眼的亮点。
大智门火车站原为芦汉铁路(北京芦沟桥至汉口,后称京汉铁路)南端终点站的主体建筑,由比利时贷款,法国工程师设计。大智门火车站的候车厅,建筑面积1022平方米,法式建筑风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布置为中部突出、两翼内收,立面布置为两端突出,中部四角备修筑有20米高的塔堡,堡顶铁铸,呈流线方锥形。屋顶有五个屋面,正中部高,中部两侧稍低,两端稍高,屋面均不出檐,檐周修有栏杆式女儿墙。主出入口系由并列的三洞六扇门组成,设于大厅正中。室内正中为一层候车大厅,空间高10米,两端为二层,楼下用作售票,楼上用作办公。
1918年以后,随着叶凤池,北洋军阀寇英杰、程汉卿,湖北省长何佩瑢,买办刘子敬等有头有脸的头面人物,在车站路附近填土建屋、置办产业.特别是叶凤池、何佩蓉、程汉卿修建友益街后,达官商贾富豪投资的介入,里弄蜂拥而起,使车站路一带平添了一股奢华气派之象。这条垂直于火车站直达长江的马路,一时间人来人往,人声鼎沸,一派繁盛景象。
百年风云回味长,卢汉延伸至武昌。
通车空港百姓喜,寻觅往事花甲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