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墙这点“破”事破墙这点“破”事

   
    文/郎遥远

    壹 ▏ONE

    中央政府一声吼，全国人民抖三抖。在中国梦的康庄大道，在一切姓党的和谐社会，每年总有抖心的事。这回抖的，是你家小区要破墙。

    前天，新华社发布一份最高规格的文件，宣告将上演轰轰烈烈的住宅小区破墙运动。这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配套文件，媒体赞美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文件第十六条规定：“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

    为什么要破墙呢？文件明示：“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专家解读：1、国际惯例，抬出了《马丘比丘宪章》站台；2、繁荣商业，封闭式住宅区很难形成街区的活力，破墙后一楼二楼都可开店；3、集约土地，城市公共空间都被封闭小区花园挤占了；4、缓解交通，楼盘各自封闭，造成交通拥堵，导致整座城市大量缺乏“毛细血管式”的小路，社区破墙可分流车辆；5、成功案例，举了四川宜宾莱茵河畔的例子。

    总而言之，文件很重要，领导很重视，专家都夸亚克西，好处大大的。围墙一破，大国崛起。只是中南海一拍脑袋，业主郁闷了，律师头疼了——这小区宁静的内部道路，怎么呼啦啦就开放了呢？

    《物权法》明确规定，小区内公共财产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房产证上有个“公摊面积”，业主多付了好几平方甚至更多的公摊价钱。“公摊面积”是业主对小区建筑内外公共部分的合法份额。小区内的道路、花园绿地、游泳池、康体设施，业主都有份。这10年，是中国城市化和房地产运动最为高涨的时期，一共建了100多亿平方米住宅，基本都是封闭式，业主用血汗钱为公摊面积埋单了，也为政府土地财政做出巨大贡献。现在要拆围墙，拿什么说服？

    第一关，法治关。城市文明要提升，住宅区道路要开放，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操作层面还应恪守民主法治精神，要经过市民、业主民主决策，政府引导鼓励，业主自愿开放，哪有一纸红头文件就强拆的呢？结果正义还需程序正义，合情合理更需合法，依法治国不能倒退回文件治国。

    今天上午，最高法举行《物权法》相关条款针对性释法，强调：“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直接导致的物权变动，不以登记、交付为生效要件，法律文书一经生效，即发生物权效力。”也就是说，你不同意破墙，政府以公共利益名义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后，就扫清社区破墙的法律障碍，不同意也得同意。法律真是一个权力任意挥舞的工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认为：“如果不断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牺牲私人财产去实现所谓公共利益，没有一点可能实现公共利益，但一定会侵犯私人财产，并且动摇公众的法治信心。像这样的规定，不是有没有可能执行的问题，能够公开颁布，本身就说明了法治的脆弱。”

    第二关，权利关。开放社区道路，小区安全谁负责？噪音污染谁负责？物业贬值怎么办？品质生活还有吗？这都是亿万业主关注的问题。政府承认“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敢情就这么破墙找供给吗？最可怕的是，今天能收路，明天会不会收房？有恒产者有恒心，个人财产得不到保护，个人奋斗积累财富还有什么意义？

    在70年的土地使用权过期后，国家要求把住宅区围墙拆掉，那是法理之内的事，但文件明文确定了社区破墙时间表，逐步都拆，限期5年。70年太久，只争朝夕，是不是政府财政掏钱征用？

    社区破墙可以提供大量“毛细血管式”小路，让城市交通更畅通。但市民业主需要付出的，是住宅小区固有的安全感与舒适感。换而言之，增加三分在路上的通畅，要牺牲七分在家里的舒畅。如果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不加强，拆了社区围墙，会涌现满眼防盗窗，牛皮癣广告侵入家门，上门推销防不胜防，社区游泳池是收费呢还是来者不拒呢？原来带着孩子在小区花园玩耍、散步，恬然自安，社区破墙后，可能要具备朝阳群众的素质了。

    中国城市规划一直把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开。住宅区基本封闭，宛如一个大家庭，体现恬静的居住功能；而商业街全部开放，宛如清明上河图，凸显繁华的商住功能。有人引用宜宾莱茵河畔案例，注解开放式街区可行性。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项目定位是纯欧式风情大盘，6条特色商业街，8座主题商业裙楼，再加上住宅，这样的项目首先需要的不是宁静，而是人流、车流、物流越多越好，街区开放才能成功，建封闭社区可能吗？为什么绿城董事长宋卫平参观莱茵河畔后，没有照搬？因为宋卫平打造的，都是高品质居住社区，有美丽花园、游泳池、各种社区高端服务配套，购买对象是高端人群，楼盘售价高，没法复制。绿城如果破墙，可能一套也卖不了好价钱，要亏本。高举中央文件去复制，也不好使，因为市场不买账。开放的商业街区，如太妹，敞胸露怀，个性张扬；封闭的高端社区，如淑女，一袭旗袍，气质高贵。怎能让淑女都成太妹？

    民主政府善于尊重市民不同生活方式，不强迫，不一刀切。

    第三关，公平关。封闭社区建围墙，一拍脑袋；全面开放拆围墙，一拍脑袋。政府决策不能老是拉屎往回抽，牺牲公民权益和法治尊严去追求看齐，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擦屁股。

    追根溯源，大建围墙劣习应归过于政府。试看今日衙门，何处无森严壁垒？住宅区围墙要拆，各级政府围墙更应率先拆。城市公园要免费开放，紫禁城是否也考虑还给人民？

    当然，毋庸置疑，我们国家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永远代表人民利益。党和政府要干的事，有的是办法。不管盖房还是修路，不管建新城还是搞园区，只要能提升城市形象，发展经济，添彩政绩，就高举公共利益大旗，赶紧征用，城管上，警察上，不明身份者也上，把人都给我轰开，拆！

    社区破墙会不会这样？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贰 ▏TWO

    《红楼梦》有句经典对白：“我来迟了。”出现两次，一次是王熙凤出场：“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一次是宝玉哭灵：“林妹妹，我来迟了！”一次是憾，一次是悲。落花满地伤春老，冷遇敲窗不成眠。

    十多年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出炉、如火如荼造城启动、房地产热潮掀起之时，《马丘比丘宪章》来迟了。《马丘比丘宪章》提出，新的城市化追求的是建成环境的连续性，意即每一座建筑物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单元而已，它需要同其它单元进行对话，从而是完整其自身的形象。1933年的《雅典宪章》认为“建筑是在光照下的体量的巧妙组合和壮丽表演”，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不管它有多美、多讲究，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

    十多年来，地方政府搞城市化，大干快上，一年年卖地盖楼，一番番壮丽表演，急功近利，不亦乐乎，哪有前瞻性？项目就是政绩，高楼就是脸面，哪需超前意识？中国城市不属于市民，属于官员政绩。

    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成为各地“市长书记工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宽敞笔直的道路，乃至不断涌现的大学园区、科技园区、中央商务区、文化中心、文化广场、大剧院等等公共建筑，都是千人一面，这些城市除了名字不同，很难找到各自特色，都有空旷无比少见人影的硕大广场，都有一个比一个高的标志性建筑，都有宽大而车流滚滚的大马路，却不见给行人而预留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整个城市好像是为汽车而不是为市民设计。远离居民和单一功能的大型体育设施、奥林匹克中心和会议中心，都有夸张的现代造型，除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大型比赛后，剩下便是漫长的空置与无比的寂寞。许多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都远离居民区，好像都不是为人而规划，而只是为城市面子所规划。这是城市的脸面，是让人赞颂的政绩，至于是否方便市民，那就不重要了。

    新城区到处都是推土机，几百年大树被砍伐，几百年老民居被推掉，各具风貌的原生态被千篇一律的三通一平所替代，然后成长出千篇一律的科技园区、中央商务区、文化中心，冒出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建筑。这些难道真的是为人而准备的城市？

    这次文件契合《马丘比丘宪章》，拉近了城市与人本的距离，加深了中国城市与世界对话的深度，无疑是进步。遗憾的是，中国城市“雅典”已长大，重新穿上“马丘比丘”，须伤筋动骨，削足适履，折腾来折腾去，代价太大了。

    开放小区也来迟了。如果在城市化运动和房地产刚起步时，政府具有前瞻性，采用没围墙的开放住宅小区设计，那何必今天多此一举。而今既成事实，城市住宅小区基本封闭，市民业主都掏钱为小区公共空间埋单，封闭小区满足了安全与舒适的居住需求，习惯不被外界打扰，已形成社区特色生活方式，现在破墙，无异于告诉大学毕业生，你学的知识都错了，再来一遍？

    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再来一遍的事，会少吗？从开发区、水电站、太阳能产业、楼市、股市、互联网＋，政府号召各种热潮，一波波风起云涌，理论上，这些都是好事，遗憾的是，结果总出现各种风病热灾，贻害无穷。什么原因？党控民主，全能政府独揽一切，决策不民主、不科学、不阳光，一刀切，一股风，缺乏前瞻性，缺乏程序正义，缺失强力的问责制度，甚至把法律当破鞋。践行民主法治，充分尊重民意，而不是一味迎合长官意志，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失误，付出最少改革代价。这个文件出台之前，市民业主有几个参与问政了？

    中国改革特点是，事关官员，一件事30年推不动，如公布官员财产；事关百姓，不管什么事3天可搞定。

    叁 ▏THREE

    中国城市化凸显《马丘比丘宪章》，是一次觉醒和补课。但我们搬来了马丘比丘的皮肉，而漠视了马丘比丘的灵魂。

    《马丘比丘宪章》并不只强调宜人化的城市规划，更是以“城市属于市民”思想为理论基石。市民不是城市的奴仆，而是城市的主人。市长不是高高在上的老爷，只是城市的管家。城市市长由市民投票选举产生，市长决策才会为城市负责，为市民负责，而不贪恋头上的乌纱帽。市民抬你上去，干不好就拉下来，市长敬畏的是市民。市长五年一届，经常二三年就换，甚至屁股没坐热就走，怎能用心、负责任地谋划城市未来？

    《马丘比丘宪章》基本意义在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规划不应当以一种价值观来压制其他多种价值观，而应当为多种价值观的体现提供可能，规划师要表达这不同的价值判断并为不同的利益团体提供技术帮助。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没有有损人类尊严的强加于人的意志。

    事实上，城市中国逻辑即转型中国逻辑，城市治理本质是国家治理。有什么样的治国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城市理念。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因为我们的宪法权利，经常被踩在权力脚下。没有完善的民主法治，我们永远只能捡到《马丘比丘宪章》的皮毛。

    城市善治的达成，是多元主体的共同行动。这不是城市政府独舞，而是大家一起行动。中国城市需要两个回归，一是让城市回归市民，二是让治理回归权利。

    教育、住房、养老、医疗政策必须回归到公共服务的本位，把家庭带到城市治理当中，这才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治理，这才是中国特色。为什么城市不能有乡村的特质？乡村不能有城市的特质？中国特色不是物质文明锦衣华服下面，还是政治文明大裤衩，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普世价值有机融合，在东西文明成果上自由创新。只瞩目科技与财富的繁花，却忽略了赖以生存的自由土壤，甚至鄙视仇视自由，这是其他文化模仿西方文化屡败屡犯的通病。我们能不能在《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之后，写出《北京宪章》、《上海宪章》，让中华智慧为世界文明做贡献？

    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在《大国之城，大城之伤》提出：建造一个可以对话的城市。人与人的对话表明公共决策过程更加透明，人与物的对话意味着打破城乡概念，大数据意味着物与物对话，散发科技改变生活的魅力。美好的城市，是一种自由的空气，一种荣耀的象征，一种舒适的生活，一种不受欺凌的安全感，是我们愿意与自己的城市不老天荒。

    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全新的城市治理时代，市民从城市居住者、观察者，变成城市创造者。城市的未来取决于每个市民，每个普通的人。在全球一些城市，兴起了“我修我街”热。巴黎市长拿出全市预算5%用于吸纳市民意见，市民投票决定钱该怎么花，主导权回到市民手上。改革是让人更自由，社会更公正，公民更强大。

    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公民生命体验能够影响国家制度设计；一个真正美好的城市，市民生命体验能够影响城市制度设计。把城市还给市民，破了权力固步自封的墙，还有什么墙不可破呢？

    2016-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