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之死:楚国各种不好,屈原为何不移民?
撰文丨墨黑纸白
按照春秋战国的历史来看,诸侯国楚应该算楚独,当然当时还有齐独、秦独等等。那么为什么会有国中国呢?根据相关史料的观点来看,是因为周天子昏庸荒诞,故诸侯完全自治。再按照我们的历史教材极力所推崇的农民起义来看,屈原算不得一个爱国者,应当算封建王朝郑权的维护者,农民起义的人才算爱国者。若按照中国秦后固有的大一统集权制来看,屈原确实是拒绝秦统一全国的坚定者,当然他的拒绝只是希望楚国可以大一统这个国家,那么问题来了,楚国在战国后期各种不好,屈原为什么不移民?
历史事件
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战国末期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约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就是屈原[2] 。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 。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
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
事件评论
在春秋战国后期,各国都有变法的过程,其中以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当时能透彻天下形势的,变法后来秦国的张仪和主持楚国重启变法的屈原都算其中一员,虽然各国都有变法,但变法快慢,整体变法与局部变法,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实力与意识形态的强弱之分,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民不畏死,国不缺粮,秦国变法无他,积极发动群众的力量,提倡每个人都能量才而用,将本该属于贵族们的权益分享于耕战有功的普通秦人。在这个变法背景下,张仪的连横之策才得以有了实施的现实意义,而此时的楚国尚还在变法之中。
当时屈原辅佐楚怀王时,对秦国吞吐天下的雄心了然于胸,故而内促楚怀王重启变法图强,外交坚决主张与齐国结盟以抗秦,我们来看看屈原的变法,其实与秦国的变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其一,奖励耕战。其二,举贤能。其三,反壅蔽(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其四,禁朋党(打击贵族与世族)。其五,命赏罚。其六,移风易俗。
屈原的变法在当时,无论是人无分贵贱,有能者即可参与国家治理,还是反对世卿世禄,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同时还有依法治国的思维都是当时楚国从衰落走向兴盛的必经之路,甚至现在看来都不算落伍的,但楚国为什么变不过秦国?只是因为变法节奏太晚了?答案在于,中国社会始终是君权至上,遇明君则兴,遇昏君则亡。秦国的运气也就是稍微好点,自秦孝公变法之后,历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短命,在位四年,举鼎而死,自作孽不可活)、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短命,正式即位三天死)、秦庄襄王(短命,在位三年死)、秦始皇。从历史的评价来说,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都是评价比较不错的君王,当然这个评价不错不是对普通百姓而言不错,而是相对于其他昏庸的君主而言,这几个是相对明辨国家走向和洞察事理的。
秦国每当出了昏庸君主时,这些君主都活不了多久,秦武王即位最作,秦孝文王即位最老,秦庄襄王即位有说沉迷声色而亡,有说吕不韦下毒而亡。终归来说,秦国自秦孝公到秦始皇,始终没能出一位开倒车的君主,即便像秦武王那样一个嚣张跋扈的君主也戛然而止。也因后继之君没有昏聩之辈,秦孝公式历数先祖昏庸无能的《求贤令》再没有发布过,秦孝公《求贤令》曰:“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译文为:“秦穆公后继之君,历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世昏政,内乱频出,外患交迫,三晋攻夺我河西,诸侯都蔑视我秦国,再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到羞辱的事了。”故而有人云:“秦孝公求贤令乃五百年一卷雄文。”即便是现代化国家的世界中,能够做到这种对国家及国家领导者所犯的错误,有如此透彻的认知和反思的,也唯独有德国一家。
屈原所事之君楚怀王,相较于秦国的君王相差甚远,楚怀王前期虽然有良臣辅佐,后期却屢中张仪之计,对内变法被贵族抵抗,楚国再次经历变法之败,对外身为山东六国共推的纵约长,不思伐强秦,却趁机攻灭越国。战国末期,秦、齐、楚三国并立,张仪凭三寸之舌,游说楚怀王,以“断绝齐国之交换取秦国割让六百里商于之地”,即便屈原如何劝阻,楚怀王依然选择偏听张仪的诱言,与齐国断交。张仪归国后装病三月,楚怀王等不到秦国交地的国书,又遣人前往齐国大骂齐王,齐王恨然与楚国彻底断交,张仪才对楚使说:“张仪封地六里,尽管拿去。”
楚怀王大怒,对秦国发起三场战争,均失败告终,楚国走向没落。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约楚怀王武关相会,屈原极力劝阻,楚怀王不听劝,坚决赴约,被秦所掳,最终命丧咸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亦在同年五月五日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我们现在纪念屈原,只是纪念他的爱国精神,我认为至少有三点不妥,其一,当时天下是周天下,即当时的国家是周国,屈原所谓的爱国只是爱诸侯国楚国,屈原也只能爱楚国,他是芈姓,与楚国王室同姓,即楚国王室。其二,屈原是愚忠的代表人物,并非爱国的代表人物,并不符合现代化文明国家公民们学习的榜样,现代化国家国人应当视自己为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效忠于某个君王或者某个集团,而是应该 像胡适先生说的那样:“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其三,屈原所代表的新锐贵族并不足以对抗老牌贵族对权力的把持,变法再次失败,也证明了不仅仅是君王可能存在昏庸,守旧顽固势力在民众没有觉醒意识的时候,有着强大的反国家进步的能量。
大一统最终归于秦,十五年后就又分崩离析,自此开启了中国千年来的王朝周期规律,每到一个劫点,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还不足以我们每一位国人警醒?没有永远的明君,而爱国也需要跳出落后爱权贵之国的思维,你不是屈原,你没有高贵的贵族血统,但你却有着高贵的国家公民血统,你需要纪念的不是屈原,你需要做的是将自己脑子里被抽空了的个人意识重新焕发出它所蕴含的价值,这就是对国家最好的爱,也是国家最需要的爱。屈原的悲剧就在于,他一个不一样的贵族,能够以国家为己任的人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还要备受陷害与嫉妒,要么闭嘴,要么驱逐。这不仅仅是屈原的悲剧,是任何一个专制王朝下每一个不试图去觉醒的普通人的悲剧。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正确的认知国与个人的关系,只是试图希望一个屈原式的忠臣或者变法派来帮我们去改善国家,哪怕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秦国的悲剧我们依然无法逃脱。那么我们将面临的是什么?权力的继续固化,民权的继续弱化,民智也将继续呈现愚弄化,抛去国际竞争不说(譬如日本侵华),那么未来我们从秦末来做一个判断,第一种,要么我们可能会再次看到陈胜、吴广。第二种,要么我们能重新看到项羽。第三种,也可能是无产流氓刘邦的再次脱颖而出。而这三种,都不是中国人可以承受的战乱之重,我们到底在纪念屈原什么?只是吃个粽子,放三天假?
历史是需要我们明智的,历史人物是需要我们深刻认知的,屈原之后,也有人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这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能说出来的话,却并不改变任何一个国家未来的走势,能让一个国家符合时代潮流,走上主权在民的强民富国之路的,还是每一位普通公民,这也是我们千年来走不出王超周期的原因所在,民无所愿,必为人之傀儡。
落笔之际,还是谈谈屈原为什么不移民吧,他不移民,首先他是这个国家的贵族,其次才是他对楚国的满心热爱,但摊上昏庸的君主,摊上固化却不思改变、进步的社会阶层,即便是贵族,不移民,也无非被灭国后,走上一条死路,哪怕是自己殉国,也是死的一种写法,更不必说普通公民们了。这段话与读者诸君共勉。
2016—6—9落笔于墨辩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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