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心情] 湖南省常德市：鼠疫围困的城市湖南省常德市：鼠疫围困的城市

1942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贺因病退居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但是燃遍欧洲的战火追赶着他，当德军占领巴黎长驱法国南部时，阿尔贝·加缪的休养地便成了被战争围困的孤岛。四处是汹汹战火，千万人在死去。加缪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鼠疫》的创作。他需要找到了一个寓言体来言说法西斯这个人类自身的痼疾和人类面临的困境：

到处漫延的鼠疫病毒。

被鼠疫围困的城市。

在绝望中挣扎的人类。

于是一个虚构的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相当丑陋”的奥兰城——“鼠疫之城”诞生了。

阿尔贝·加缪一点都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浙江和湖南，有真正的鼠疫之城——海港城市宁波、四省通衢之地衢县、江南富庶之地金华和八百里洞庭湖之滨的常德。

黑色的死亡之神横扫城乡，随机地挑选着牺牲者。光天化日之下老鼠奇怪地踯躅着，死神悄然走进家门成为统治者，于是一家人被突然袭来的剧烈高烧和淋巴肿大攫住，痛苦而扭曲的身躯变成黑炭色。封城，一城人共处绝境，过去的家园变成死亡的墓园。亲情让人冒死也要把亲人弄出城，于是鼠疫翻墙而出，疫病如四溅的烈火点燃山野乡村……

虚构同样可以达到至高的真，从这一点来讲，想象中的奥兰和真实的常德，完全高度一致。

但是，即便是世上最伟大的作家也无法虚构：中国的鼠疫来自于死亡工厂的人工制造，来自于阴谋的投放，是一次次滥杀无辜的战争谋略。

“蔡桃儿是个不出十二岁的女孩

她的梦里有鸟儿 轻盈翻飞。”

今天的常德城，找不到这个叫蔡桃儿的女孩，如果想找她，需要到常德的沅江江堤上，那上面的一侧3公里的长度，刻着8000多首文人骚客书写常德的诗，其中的一首，叫《蔡桃儿》。

就像诗里写的，她来不及长大成人，注定做不了妻子和母亲。

1941年11月12日，12岁的少女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她在前一天的夜里出现高烧恶寒、头痛恶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肿痛，“一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广德医院的副院长谭学华医生检查了她的体温：“105°（40.5°C），脉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蔡桃儿家住在常德关庙前街，家里开着一家蔡宏盛木炭店。蔡桃儿并不是第一个死于鼠疫的患者，但她是第一个被确诊，第一个被解剖，并留下珍贵的病理报告的患者。现在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伦敦国家档案馆里还能查到她的尸体解剖记录。

蔡桃儿被留在医院，“当时我因其来自死鼠较多的关庙街，故疑为鼠疫。但必须先除去恶性疟疾，所以当时要化验员汪正宇作白血球计算及查找疟原虫。检验结果，她的白血球计数在一万以上而中性细胞亦增高，并未发现疟原虫，但却在涂片上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类似鼠疫杆菌，和日机所投下的谷粒检验时的发现极相似，因此我们初步诊断为鼠疫，并收入隔离病室治疗。”

这是当年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做出的诊断。今年5月，我在浙江临安市，找到了他的年近80岁的儿子谭家麟，他收集到了父亲写于当年的论文和一份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当年的诊断过程有详细和科学的描述。

到了深夜，蔡桃儿的体温飙升到106度（41℃），脉搏116次。一夜的艰难煎熬之后，到第二天的早晨，“蔡桃儿的皮肤开始发绀，全面陷于危急。”谭学华写道。

冬天的太阳沉重地爬上位于常德东城门外的广德医院二楼时，蔡桃儿没有看到。

8时，医生报告了死亡的消息。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6小时。

1941年常德奢侈地拥有这座有近100张床位的西式广德医院，医院里拥有一台极为珍贵的从美国带来博士伦牌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台。这也是鼠疫菌被观察到，蔡桃儿的病被诊断被纪录的原因。

早在1897年9月，美国长老会向中国派出了罗感恩医生，主要目的是传教，当时在中国内陆城市，传教并不是容易的事，而办医院救治病人，往往能够让人看到“神迹”而利于传教，于是边行医边传教的模式就此形成。每周内有两个晚上，开堂传教并开诊行医。此后的继任者是巴天民牧师和涂德乐医生，他们经历并见证的常德的鼠疫。巴天民牧师的女儿巴玉华将这段写成了《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一书，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西南小城常德的世俗景象。

1899年2月常德东门外一所破旧的房子被装饰一新，一间作小教堂，一间作诊所。开业当天，诊所里爆满，药品免费发放，但从来没有见过西医的常德人并没有把药品带回家，而是把它们扔到了大街上。

西医在常德不断传出奇迹。一个瞎眼的乞丐经过治疗摇身一变成为走街串巷的货郎；一个农妇从身体里切出几十斤重的大肿瘤。最传奇是，有一次行刑砍杀两名土匪。刽子手挥刀下去，第一人身首分离。但是第二个头却没有完全掉下来，人们把他送到了医院，外科医生缝了很多针把他头和身体缝起来。多个月后，这个人神奇地走在街上，脑袋在脖子上牢牢长着！

1939年，常德遭到日军疯狂的轰炸，死伤成百上千，已经有55张床位的广德医院另辟地方建立100张床位救治伤者。

从简陋的诊所，到可收治男女病人的病房，教会培养的中国医生谭学华已经担任主要的医疗工作，40多年过去，广德医院成为设施和水平超过当时国民政府卫生机构设置的常德卫生院，卫生院只有门诊而无病房。广德医院，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西医医院。

蔡桃儿应该是在广德医院二楼那座全玻璃顶的手术室里被解剖的。这座手术室是广德医院的骄傲，它建得又大又漂亮，手术室里特地升起一个高台，这是为了让病人家属在门外能观看到手术进行的整个过程。不知道蔡桃儿的妈妈有没有从这里看到自己的女儿，尽管医生们反复做工作，她坚决不同意对女儿进行开胸解剖，只同意开腹。这一天一向创造奇迹的手术室，不再是起死回生之地，而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对死者身体的解剖。

解剖由谭学华医生和红十字救护第二中队长钱保康共同执刀：

“解剖时，腹腔内没有积液。肝脏肿大，少部分有出血。肠内有若干出血脾脏相当于正常大小的两倍，有出血部分。肾脏呈红色，骨盆有出血部分。心脏和肺未经检查。脾脏标本呈现革兰氏阴性，两极有着色细菌。两人均诊断为鼠疫，同时向重庆的卫生署发出电报”。

蔡桃儿死前，再次进行了血液涂片检查，此时的涂片上，“布满了鼠疫细菌”。

常德发生鼠疫死者的消息被传递了出去。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纪录的鼠疫死者。第二个是25岁的工人徐老三，第三个是58岁的聂述生、第四个是27岁的蔡玉贞。蔡玉贞家住东门外常清街，11号发高烧，13号死亡。此时，广德医院将死者开肚剖肠的消息想必已经在城内传开，蔡玉贞的家人准备将她运出城悄悄埋掉。在去乡下的路上，中国红十安会医生肯特拦住了棺材，询问死因后一定要开棺检查。死者后被强行抬到广德医院解剖，结果是肝脏和脾脏的涂片上都发现鼠疫菌。

四份尸体解剖报告被纪录下来，谭学华将其写成论文，1942年3月1日发表在他的母校国立湘雅医院院刊第一卷第五期上，题目为《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这是最早的学术论文，是自1940年以来日军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投放由东北731工厂生产的鼠疫细菌造成鼠疫大流行的首次最完整的学术纪录。

蔡桃儿死亡后的一张黑白照片被留在了档案里。她侧躺在医院白色的床单上，没有长大的小脸上一副极度疲倦的表情，看得出来她经过了非常的折磨，她闭着眼睛，似乎深深地睡着了。

谭学华儿子谭家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谭学华在解放后被错判为贪污犯劳改了十年。他在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写的材料中说，蔡桃儿的死是他的终身的遗憾。当时对蔡桃儿的病只用了支持疗法及强心剂和呼吸兴奋剂，注射葡萄糖等，因当时未有磺胺噻唑和连霉素。“而且我对鼠疫更无经验，以前从未见过”。

1945年，东京审判首席战犯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的主要助手，美国托马斯·H·莫罗上校发现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战，特地飞往中国调查，收集证据。谭学华是他主要的接触的调查对象。谭家麟说，父亲当年应莫罗之约，作好了亲自出庭作证的准备，但此后再无消息。尽管莫罗会见谭学华后认为他找到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直接证据，并认为石井四郞等人的行为构成了相当于“A级战犯的罪行”，但他很快被调回美国。

蔡桃儿的死亡报告从此沉寂于历史档案馆中。

附：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研究所陈致远、柳毅对蔡桃儿的弟弟蔡正明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3日上午。（蔡桃儿死63年之后　作者注）

地点：金海宾馆1505房。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蔡正明：男，生于1943年农历2月25日。小学文化，现为个体

商业经营者，住在鼎城区武陵镇常沅居委会2组123号。

蔡正明受害陈述：

我的姐姐是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个受害者蔡桃儿，我家祖居常德，1941年，我家住在常德城中心地带关庙街，那时我家4口人：父亲蔡德松（48岁）母亲高金秀的（38岁）、姐姐蔡桃儿（12岁）、哥哥蔡正法（8岁）。我当时还未出生。我父亲在关庙街开了一个炭铺，叫“蔡宏盛炭号”。

1941年11月4日，日军飞机在关庙街、鸡鹅巷一带投下许多鼠疫毒物。听我母亲说，11月4日之后的某一天，父亲在下南门码头进炭，我12岁时姐姐打着赤脚去给父亲送饭，结果沾染上了日机撒下的毒，11月11日我姐开始发病，到傍晚已病得很重，高烧，神智不清，遍身发红。我母亲赶快把她背到广德医院住院治疗，但只过了―天，次日早晨就死在医院。我姐死后，医院又不准我家把尸体运回来，而把我姐尸体在东门外駝古堤上火化了。我母亲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很多书上都说，我姐是常德细菌战第一个受害死亡者，我真是非常悲痛愤怒，日本恶魔731部队，为什么要对我姐这样一个12岁的无辜女孩下毒手！

调查人按：1941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鼠疫专家陈文贵奉命率“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到达常德进行鼠疫调查与防治，他在12月12日写成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了蔡桃儿的患病与死亡情况：“第一病例蔡桃儿，病者女性，年11岁，住关庙街蔡鸿胜炭号内，据云，于11月 11日发病，于12日晨7时由警局送往常德广德医院诊治，入院时由谭学华医师检视，发现患者神志不清，体温升高至华氏105.7度，右耳有湿诊，淋巴腺未肿大，亦无触痛，肺听诊有少许水泡音，腹部正常。血液涂片检视，发现形态 上类似鼠疫杆菌，遂将患者隔离并与‘色芬里迈’药片治之；至13日晨患者皮肤出现溢血斑点，一般状况更剧，再作血液涂片染色，检视结果同前且更显明，至当日上午8时死亡”。

1941年11月4日，星期二，大雾笼罩着洞庭湖和湖畔的常德。

6：50，空袭的警报突然响起，毫无准备的人们拖儿带女，哭喊着往外跑时，飞机已经在常德的上空。

这是一次奇怪的空袭，从1938年就遭受空袭的常德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空袭，以至于让人措手不及。

它来得太早了！

空袭一般是在早上9点至下午5点之间。经历3年不间断猛烈空袭的常德，人们的生活样态早已经被空袭塑造，一种新生活在常德城形成：做生意的在早上7点和9点之间开门，当第一声警报响起，就关门出城往乡下跑，下午5点警报解除后，再回城开门营业。

但是，今天它一大早就来了，人们甚至都来不及跑。

“当时没有拉疏散警报，而是敌机临空了才拉紧急警报，部份人来不及穿衣服和鞋袜，也来不及跑远，因为天还未亮，加上浓雾看不见有几架日机，只听得轰鸣声”。张礼忠老人说，当时他9岁。

大雾天它也来！

这是第二个异常之处。一般雨天雾天，空袭警报不会响起，因此整个常德城的人都盼望这样的天气，可以安心地呆在家里过生活，做生意。

更怪异的是只有一架飞机来！这在几年的空袭里绝无仅有。所有的空袭，日军飞机都是以编队进行。9架飞机为一个编队，通常是2组、3组，更甚时是64架飞机同时来袭。

而11月4日这一天更更怪异的是，这个飞机丢的居然不是炸弹！

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火烧长沙，放弃了这座城市，之后，常德便成了日军的新目标。11月12月间，猛烈的空袭到来，炸弹和燃烧弹在城市的居民密集区炸响，对于四处逃窜的人们，日军飞机则低空对其扫射。仅12月的一次空袭，就超过1500人死亡或受伤。

1939年6月19日、23、24日更猛烈的空袭来到常德。“我躲在路旁的篱笆里，看到炸弹在常德的主要商业中心爆炸了。燃烧弹和烈性炸药纷纷投掷而下，常德城瞬即变成了一片火海。当时正吹着猛烈的南风，而且因为这片区域的消防员——数量太少——形势变得无法掌控。炸弹投掷的时间大约是下午6：45，而火势一直持续到次日中午。人们迅速挖了一条穿越常德主干道的防火带，长约1.6公里，宽从180米到360米不等。死亡人数达约200人，另有的60人受伤……上个星期，常德又再次受到火的洗礼，这次死亡数量更多，当然房屋也损毁严重。23日，一大群飞机，没有人知道确切数目，但是我想有27架——再次造访常德。”时任美国长老会教长的巴天民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对于空袭，常德是一个无处可躲的城市。这个城市到处被水环绕，没办法挖防空洞，一挖，地下水就会冒上来，空袭来时，人们只有往乡下跑，或者躲在树下，于是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嘴里有一个词，叫做“跑日本”。

跑日本时家家都准备一个“警报袋”，张礼忠老人说那是一种用蓝、灰、黑色布料做成的简易布袋，每家都备几个，放好钱财、衣服、食物、必需品在里面，警报一响，背起就跑。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常德遭轰炸时的情景。警报一般拉两次。首先黑山嘴的观察所发现敌机后，会拉响长短相间的警报，这是“空袭警报”；接下来在德山乡的观察所发现敌机后，会拉响连续短促的“紧急警报”。老人和孩子基本上听到“空袭警报”就开始往城外跑，年轻人和男人们多是听到“紧急警报”响起后才往城外跑。有时候遇到下雨天等天气不好的时候，观察所没能发现敌机入侵，等飞机接近了才直接拉响紧急警报，想出城也来不及了。”生于1927年的李光中说。

“1939年端午节后的初七初八，日军飞机分6批来轰炸，还丢了燃烧弹。初七这天，我父母抱着半岁的五弟国成和徒弟2人一起去天主教堂防空洞躲警报，洞里人已满，只好躲到一小砖房内。一颗炸弹正中防空洞，洞内200多人全部遇难。”张礼忠说， 1941年秋，他和父亲一起跑警报，“一颗炸弹飞到“长沙毛笔店”爆炸了，老板和家人全被炸死。我亲眼看到毛笔店老板的头被炸弹削去了半边。我的左小脚也被弹片炸伤，血流不止。我几乎吓破了胆，拔腿就跑，跑出后门，冲到街上，一边哭一边跑，一直跑到城门外7～8里地的姻缘桥，见到祖母母亲等人，又大哭一场。”

“下午警报解除回城后，看到墙上粘有人血人肉，电线上挂着人的五脏、手、脚残片，街上到处是残缺的尸体，防空洞内外死了不少人，可怕极了。我腿上的伤口在乡下搞了一些烟丝包扎，后来感染化脓，双腿都烂了，臭不可闻，直到1950年才好。”1933年出生的张礼忠，当时只是个8、9岁的孩子，留在他记忆中的来自空中的袭击，是炸弹、机枪扫射和燃烧弹。

但这一次完全和以往不同。

大雾天一大早，一架飞机独自飞临常德，它飞得很低，低到离地面只有20多米，它从西边进入城市，沿着繁华的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五铺街、水庙街，然后又折回，在中心区低空盘旋了三周，扔下些什么东西，就飞走了。

在常德的文美莉牧师“这天早上正坐在一辆重型水运驳船的露天甲板上，她最近从桃源带了一位患有伤寒的小女孩到长老会医院进行诊治，不料小女孩医治无效而亡。这天，文牧师正等待着乘坐快艇回桃源。她和同伴循着声音往上空看去，能清楚地看见两个人，身着白色服装，坐在飞机的驾驶舱里。这架飞机在东门附近贫民区盘旋，之后，扔下了什么东西就飞走了。这显得非常之神秘。”

居住在常德城内五铺街的杨志惠和母亲、弟弟没来得及跑，母亲听到飞机响，二话不说拉一张桌子到房中，又抱几床棉被铺在桌上，三人躲在桌子下面。“不久，听见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飞机声，在空中盘旋。接着听见的是飞机尖利的俯冲啸声，似乎是什么东西落在屋上、街道上。这时，母亲面色沉重而紧张，不说一句话。”

“飞机去后，我们看到在五舖街一带的大街小巷乃屋顶上到处是谷、高粱、麦粒、破布、烂巾等东西。”

“当时是秋天，阴历九月十六日，日照时间短，六点半钟后天才亮，因此正大街上投下的物品天亮后才被清道夫随同垃圾扫走了大部分，小巷子遗留最多，时间最长，清道夫摇铃铛收每家的垃圾，大家都围着这些东西看，猜测日机扔下的是什么东西，议论纷纷”。张礼忠老人说。

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男子很有头脑，他在这些东西被清扫完之前，留了满满一簸箕，并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医院。

“我们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这些谷子，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作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油镜头）发现有许多杂菌，其中亦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类似鼠疫细菌”。1972年谭学华在劳改农场写道。

当时的送检物里，并没有跳蚤。为了排除敌人“使用精神恐怖战术”谭学华决定进行细菌培养。

但是，当时条件有限，很难找到培养细菌的培养基，谭学华和技师汪正宇从住院的肝硬化病人腹中抽取了30CC腹水，在无菌的状态下分别装入3个试管，在2个试管中装入收集来的粮食，在另一个里装入粮店里粮食，经过24小时的培养，再做涂片观察。

24小时后，三个试管从外观上看有明显不同，粮店粮食的试管很清，收集来的粮食很浊。“取此种浊液再做涂片，在显微镜下发现多数革兰氏阴性两极着色之杆菌，及用测微器测量大小，平均为1.5×0.5兆分……因此我们的疑虑更深”。汪正宇技师回忆当年的情景。

“日军飞机撒下的粮食里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存在，而粮店取来的粮食对照，则无此等细菌发现。”谭学华1972年回忆。

为了进一步确定其致病力，在没有试验用小豚鼠的情况下，“故只好以现有白兔两头，供作实验。虽知其对于鼠疫不易感染，然姑一试之”。于是，一头注射了浊液，一头注射了清液。

第二天上午，由市防空指挥部出面召开警察局、卫生院、县政府等人员的座谈会上，谭学华提出此次空投极为可疑，鉴于曾经有日军在浙江金华、衢县等地空投物引起鼠疫暴发的消息，提出四点建议：1、由警察所负责组织居民收集、打扫空投物并用火焚之；2、在报刊上宣传鼠疫症状及防御方法，并开展灭鼠；3、立即打电话给湖南卫生处，要其派鼠疫专家来；4、找一合适房子做防疫医院，一旦流行，可作为隔离处。

谭医生的建议在事后只得到了部份落实。省里迟迟没有回电，到了8号再报，则只要求“切实查明据报”，没有派专员来。实际上省里将消息报往国民政府，但得到的回电是：“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防疫医院由常德卫生院落实，但因为“该院院长怕负责任，未能及时做到”。谭学华说。

东西长100多米的鸡鹅巷是常德城的贫民区，往东是关庙街，死亡始于这片有着窄窄的巷子的区域。蔡桃儿的家就住这这里。当年的鸡鹅巷、关庙街现在已经成为常德和平西路的一部份，是常德城里最繁华的地方，其在城市商业位置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城隍庙，已经完全不见当年的模样，只有仔细找，才能在一条小窄巷子的墙上，看到一块豆腐块大的牌子，标着鸡鹅巷三个字。

细菌战调查者83岁的张礼忠用一张手绘的图复原了当年的鸡鹅巷。这张图背后，是常德细菌战协会调查老人二十几年的走访和调查。

在张礼忠的图上，当年鸡鹅巷的南北两边，各排列了十几家小吃、杂货店。北边有义兰香牛肉馆、景春饭店、双胜羊肉馆、同兴酱油园等；南边有林沅兴杂货店、罗伯林茶馆、余盛祥槟榔店等。鸡鹅巷的北部，是南北向的更窄的巷子，分割的纵横交错的居民区。在这片大约13200平方米的区域里，同兴酱油园和德丰祥酱园占去了四分之一的地方，他们有250多口大酱缸，敞口向天，接受太阳的自然酿造。

死人发生在同兴酱油园西边的程家大屋。“程家大屋程志安之妻张桂英21岁，产后九个月零十天，11月8日9时许，为了增强乳汁，要丈夫去鸡鹅巷买了一碗饺子面来，张吃后几个时辰，突感不适，高烧，抽筋。全家看到张氏突发疾病，惊吓得不知所措。公公程星悟虽为名医，事发突然，对此病既无认识，也无主张，第二天不到中午，张桂英死亡。” 张礼忠说。

程家是中医世家，父亲程星吾和儿子程志安都坐诊行医，在常德城里很有名望。但他们面对媳妇奇怪的病也毫无办法。张氏娘家来人，看到女儿“面色乌黑，口挂血泡”认定是被程家下药毒死，告官不说，还要将9个月10天的小孩陪葬，官司一直闹到常德专员欧冠那里，后法医和广德医院医生共同鉴定，张氏死于鼠疫。

但是程张家两家从此绝交，几十年再没说过一句话。张氏留下的女儿程启秀直到1996年才见到自己的姨妈张桂丽，解放前夕，张家人去了台湾，“母亲死后54年，我才又见到了母亲娘家人”，两家人因为亲人突然离世而造成的仇恨和误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慢慢消解。

鼠疫在鸡鹅巷里汹汹起来。据张礼忠等常德细菌战调查者90、00、10年的多次调查、走访和统计，得出的是鸡鹅巷里的死亡者达到294人的数字，这个数字远远大于民国政府档案中的死亡数字。在档案里，整个常德城里有姓有名登记在册的死亡人数为36人。

我在2015年5月见到了鸡鹅巷里的“聂皮匠”聂家林，当年他6岁，他说清楚地记得程家大屋里死人的情景：尸体横在院子里没有人收，人们好奇又害怕，只是远远地围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鸡鹅巷的草图，并说祸起于那250多口大酱油缸。因为所有的酱油缸都是敞口向天的，日军的投掷物直接落在了缸里，并且酱油园里老鼠多，初起的发病人大都吃了酱油园周围小餐馆里的东西。

这是鸡鹅巷鼠疫流行的民间版本。

国民政府细菌学专家陈文贵的描述则谨慎的多：发生鼠疫的鸡鹅巷、关庙街一带，“地处市中心区，房宇栉比，街衢狭隘不洁，曾视察鼠疫死亡（者）寓所，发现室内阴暗，空气阻塞，无地板设置，垃圾散积屋隅，鼠洞随处可见”，这是一幅真实的贫民窟情景，这样的地方总容易疾病丛生，这样的地方总是人口密集，这样的地方死神也最容易下手。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场疫病的流行会有很多因素。特别是波及到对一个国家使用细菌武器用于平民的指控，更是一件大事。从当年留下的档案来年，民国政府的卫生防疫部门一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尽管高度怀疑，但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所有的断言也只能是怀疑。

陈文贵是当时中国仅有的有鼠疫背景知识的专家。1936年曾受国际联盟卫生部的邀请，赴印度的哈夫金研究所从事鼠疫研究。哈夫金是当时世界上鼠疫研究最有名的研究所。1941年陈文贵的职务是中国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主任和红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检验指导员，解放后陈出任中央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曾赴朝鲜调查美军在朝鲜和中国边境使用细菌武器，并提出对美国的指控，提到演员陈冲，或许国人对陈文贵会加深一些印象，他是陈冲的伯父。

陈文贵是11月20日接重庆命令从设有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的贵州省贵阳出发，24日到达常德。

在他到来之前常德已经出现连续死人的现象，广德医院的谭学华等人已经解剖了包括蔡桃儿在内的五名死亡者。

11月4号日军空投后的11天后，地方和中央的防疫机构才开始行动。疫情15日一路上报到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等单位，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决议命湖南省卫生处在常德设置防疫处。

15、16、18日军政部第4防疫大队一个中队前、卫生署第2路防疫大队第14队等防疫队伍到达常德并携带了血清和疫苗。

几项防疫决定迅速做出：

设立隔离医院，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鸡鹅巷、关庙街等地被划为疫区，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开展灭鼠行动，动员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尸炉，疫病尸体一律烧掉；全城封锁，所有的泊船码头、交通站点设立检查站，只有持注射证的人才能外出；

陈文贵来到常德，检查了前面进行的5例解剖报告，仍然要坚持再亲自进行尸体解剖。

陈文贵表现的相当谨慎，在谭学华看来，他似乎不相信之前他们的检验和解剖报告。陈文贵要亲自进行调查。或许在他看来，鼠疫和日军空投物的关系链，还需要进一步坐实。陈文贵走访了常德城内的发病区域，在病死人家房间里设置印度捕鼠器和特制的捕蚤笼，但都没有收获，对于亲自做解剖的愿望，当28岁的男性龚操胜死亡后得以实现。

陈文贵的作法相当严谨，在他向他的隶属机关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正式书面报告时，甚至有两位同事为其操作的专业性作证。

在陈文贵报告书里，对龚操胜的病情和死亡做了详细的报道：龚操胜，28岁，住关庙街前小巷18号。23日夜里十一时骤发高烧、头痛疲乏等病状，二十四日晨感觉右侧腹股沟痛疼，午后开始呕吐，病情加重。军政部第四防疫大队应召前去就诊时，发现龚已一息奄奄。“当时诊视病者患高热，右侧腹股沟淋巴腺肿胀及有触痛按病历及病象颇似腺鼠疫，遂劝告送往隔离病院，但不料病者于未搬入以前，即在晚八时许死亡”。

龚操胜的尸体是在军警的护送下强制送到县卫生院的，龚脾部的组织涂在小鼠腹部，32小时之后，小鼠发病死亡。接下来，将死亡小鼠的心血、肝脾及腹股沟淋巴腺等再接种到2号小鼠身上，经过47小时的潜伏期后，小鼠发病，挣扎了44小时后死亡。

《陈文贵报告书》是自1949年衢县、宁波、金华等地发生鼠疫后最权威、严谨的一份医学报告，成为当年鼠疫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指控日本施行细菌战时，使用的基本材料就是这份报告。其中的6份解剖报告，特别是龚操胜的报告，从发病病历，到尸体解剖纪录，到24小时细菌培养，再到动物接种实验，全部过程完备，从而在医学科学上坐实了对常德鼠疫的认证。

然而遗憾的是，这份“严谨的报告”却依然没有能够找到投放物和鼠疫之间的必然联系，陈文贵检查从常德带回去的谷物时，距离投放日已经过了34天，培养之后，只发现有大肠杆菌、葡萄状球菌等，没有发现鼠疫菌。接种到小白鼠身上，小白鼠活得好好的，什么也没发生。报告的最后写道：“结论：细菌培养及动物接种试验，该项麦谷等标本中，未发现鼠疫杆菌”。陈文贵的报告收录了谭学华等人进行了5份尸检报告，但却没有采信谭学华从现场收集物中发现鼠疫杆菌的报告。

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不胫而走，英美两国都高度警觉。英国战时内阁非常急于证实情报的真伪，便将收集到的情报委托给伦敦卫生学校医学研究评议会的A.兰茨伯拉·汤姆森来进行判断。他在1月6日的回信中指出：“简直是无稽之谈。情况证据似乎并不充分。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会导致病例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

1942年3月31日，民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国际社会控告日本政府，提交的就是陈文贵的报告。分析陈文贵报告的任务交给英国当时最权威的波顿研究所，几天之后，他们做出分析报告：“在飞机和鼠疫病例之间显然不存在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这是陈文贵报告中致命的缺失：空投物里没有发现鼠疫菌，实验中也没有造成小白鼠的死亡。

最后波顿研究所认为陈文贵报告是：“为了宣传目的而写”。

这一判断，使日本细菌战阴谋如鲵在手一滑而过，那个躲在幕后的鬼魅，一旦没有被捉住，便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细菌撒布，死亡也一次次降临毫无设防的城市乡村和懵懂的平民百姓。这个不应该有的延宕，使日本使用了细菌战的确信被延迟了二、三十年。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式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住在关庙街杨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发病，13日死亡之后，没有再发病的人，没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来。

陈文贵捕捉了200只老鼠，但“未发现感染鼠疫的病理变化”。早陈文贵几天来常德的国联专家伯力士，也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谭学华写的材料中说有许多死鼠，不知是记忆将42年出现大量死鼠混淆还是其它原因，无法考证，作者注）

因为再没有新的病患出现，陈文贵12月2日带着由病人培养出的纯鼠疫菌种和少量飞机投下的粮食离开常德回贵阳。伯力士也因为战局紧张而离开常德。

但是，老鼠，就在两位大专家前后脚离开常德之后，开始频繁出现在大街上。这些老鼠行为怪异，平常只钻地沟的它们，居然光天化日地在大街上踯躅，它们呆头呆脑，行动迟缓，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1941年1月中旬，大个子高鼻梁灰白头发的伯力士又回到常德。

伯力士一来常德，目标就是常德的老鼠们。很快常德就发出号召，让人们抓老鼠送到广德医院里来，不仅如此，城内提供老鼠的人还会受到奖励，“人们只要发现一只老鼠并交到医院就会得到1块钱，人们口耳相传，大量的老鼠被交到医院，一共有成百上千只！” 不仅如此，他要求各保甲的保甲长每天必须送活鼠一百只给他，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埋头于实验室解剖这些老鼠。

常德很多80多岁的老人都记得他的名字：伯力士。

伯力士当时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专员、国联防疫专员。此前他正在浙江省参与鼠疫调查和防疫。常德疫情爆发，他便被调往常德。

有关伯力士的零星资料显示，伯力士是一名奥地利犹太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从1919年他就到来到中国的东北。当时中国东北正爆发鼠疫。在哈尔滨，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细菌学专家，成为中国鼠疫专家伍连德最得力的助手。国际联盟出版的伍连德《肺鼠疫疗法》一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英文内容都是伯力士撰写的。东北鼠疫之后，他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建立联系，成为国联的中国鼠疫专家，直到1949年。

鼠疫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曾经祸害了欧洲近半数人口。在常德发生鼠疫的当时，西医刚对鼠疫有一些认识。而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医生对鼠疫的传播途径和感染方式也不甚了解。现在医学界对鼠疫的普遍知识，在当时是做不到的。

在日本人纪录中国东北鼠疫的《康德二年满洲国防疫概况》一书里，日本专家对人间鼠疫病的类型总结有：腺鼠疫、败血症鼠疫、肺鼠疫、皮肤鼠疫、眼鼠疫、脑膜炎型鼠疫、肠鼠疫、扁桃体鼠疫、无症状咽喉鼠疫、痘鼠疫等。各类鼠疫中主要以腺鼠疫、败血症鼠疫、肺鼠疫为主，其它类型不多见。

自然鼠疫发生时，第一步是在鼠类动物之间传染，第二步是鼠类传染到人类，一般是鼠类身上感染了细菌的蚤类叮咬了人而将鼠疫传染给人，或者人类接触到携带病体的动物及动物毛皮而传染。此阶段发生的多为腺鼠疫，特征是高烧、腹股沟或腋下淋巴肿大疼痛等。流行病学上将此称为动物型流行，是动物对人的波及，以局部地区性流行为主。

人间最可怕的鼠疫，是肺鼠疫。它越过了从动物到人的阶段，成为人和人之间，通过空气和飞沫的传染。它没有明显的地区性限制，会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四方。虽然肺鼠疫一般起于腺鼠疫之后，但它扩散、发病和死亡极快，几乎不给人类留防备与挣扎的时间。伯力士参加过的1911前后的东北大鼠疫防疫，当时长春的数万名患者基本上死于肺鼠疫。并且，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肺鼠疫在东北每年都卷土重来，极难扑灭。

伯力士在常德解剖研究老鼠，实际上是在捕捉鼠疫传播的动向、死神行走的速度以及到达的范围。

“研究安排得非常好，他雇佣一些人每周必须捕捉3只老鼠，无论死的还是活的，一美元一只跳蚤或一只老鼠。但是捕捉老鼠非常困难，这使我们没有足够的老鼠来进行研究。”王诗恒写道。

伯力士发现这些老鼠身上都携带了―种叫做“印度跳蚤”的寄生虫。“伯力士医生让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这些寄生虫。它们长着好看的流苏披肩似的硬毛，然而却是鼠疫细菌的携带者。之后这些跳蚤被淹死，老鼠被解剖并进行检查”。

通常人们认为老鼠是传播鼠疫的主力，伯力士告诉大家，实际上跳蚤比老鼠更危险，跳蚤不仅是昆虫里最重要的病菌扩散者，更主要的是它们可以带鼠疫菌存活很长时间。

1月，他解剖了24只老鼠，发现其中有5只染疫，染疫率达20.03%，2月解剖168只，染疫鼠32只，染疫率19.04%。

“当这些老鼠17%携带感染了鼠疫菌时，一场流行病马上就要蓄势待发了。”

尽管1月、2月的染疫老鼠已经超过了界线，但是一切静悄悄的。1月13日死亡的胡嫂，似乎是上一年鼠疫的余绪，整个一月、二月都在平静中渡过。

3月，伯力士解剖了810只老鼠，发现疫鼠181只，染疫率达22.35%，4月解剖350只，染疫的老鼠达到了159只，染疫率达到了44.29%！

3月13日傍晚，伯力士在常德防疫处三十一年度第二次会议上报告说，老鼠中的鼠疫传播，已经由沟鼠传到家鼠，而家鼠因为是和人类同居一个屋檐下的老鼠，所以是将鼠疫传给人类的主要鼠种。并且疫鼠的发现地已经遍及整个常德城，也就是说，整个常德城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鼠疫，只差那么一点星火。

死神的羽翼已经鼓涨满满，只等风来。

中央卫生署接到伯力士的报告后，3月17日紧急派出医疗防疫部队第二卫生工程队携带灭鼠工具和消毒器材，赶往常德。

常德城内3月20日出现第一个生病者，向玉新，男，50岁，住在华严庵，是一个商人，24日死亡，败血性鼠疫。22日、23日、30日连续有人生病死亡，到了4月发病和死亡的人更多，都是败血性鼠疫和腺鼠疫。4月6日，一个叫陈刘云的住在法院西街34号的33岁主妇发病，4月9日住院治疗，11号死亡，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现了烈性鼠疫的传染——肺鼠疫。

军警迅速封锁了法院西街，整条街都用滴滴涕来灭鼠消毒，34号的居民全部被送到隔离医院留观。这天下午6时，常德防疫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主席报告，昨日法院西街三十四号发现最危险之肺鼠疫，此项疫患可由病者说话与呼吸及飞沫传染，死亡率百分之百，换言之，即凡患此疫者都无幸免。幸检疫得力、发觉尚早，否则由一人可传至千万人而无止境……”

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检验；捕送死鼠必须用瓦罐密封，每只加发奖金到1.5元，其它各自的死鼠要用开水烫死再用火烧灭；学校停课，旅馆、浴室、饮食店、妓院停业一星期以观事态；征用民地以筹建鼠疫公墓。

三天之后的4月14日常德防疫处第三次会议上，伯力士报告：“解剖鼠只总数228只，阳性110只，染疫率48.3%。”

常德鼠疫流行6个多月来最严峻的时刻到来了。

这是鼠疫的第二次来袭，虽然人间传染比鼠类间传染迟来一个多月。伯力士在常德期间，解剖的老鼠达到了6000多只。他绘出了一条老鼠染疫曲线，在逐渐上扬高抛的曲线最高点上，人类的鼠疫和鼠类的鼠疫重合在一起——四月、五月，大量的死鼠伴着不断发病死亡的人一起到来，“每天死人10人以上”，参加防疫的刘厚坤医师回忆说，“有全家老幼都罹鼠疫而死的，也有得肺鼠疫等不到24小时即死的”。

伯力士在常德工作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直到常德战役打响，全城疏散之前才离开。“他在常德工作期间是住在我家的。在长老会医院里他专门建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研究这些传播瘟疫的老鼠。”巴玉华在《家在常德》一书里写道。

他教常德人如何防治鼠疫。他举办了由甲保长、警察等主要防疫力量参加的培训班，传授防疫知识，写成了《鼠疫检验指南》一书。谭学华医生一直协助他工作，是他语言的翻译，也是文字的翻译，《鼠疫检验指南》就由他译成中文。

伯力士最担心的是鼠疫外溢，而这又是极有可能的。常德是水路交通要冲，因为坐拥沅、澧二水，侧依800里洞庭湖，虽然偏重于湘西贵州，但其水路却相通于长沙、汉口、上海，是中国西南部重要的商业贸易中转中心。

“从西边来的货物主要有各种类型的木材，茶叶、兽皮、油、芝麻、水鱼、五倍子、靛蓝、油脂、腊、清漆、绿矾、朱砂、布料、和纸张”。而从汉口运来的则有“纱线、布匹、煤油、盐、糖、火柴、肥皂、窗玻璃、海藻和其他日常杂货等”。

加上战事向长沙汉口等城市推进，常德城里一度拥满了逃难的人，人口也随着战局而剧烈膨胀和收缩着，常德曾一度从常住人口10万，猛增至20万，又随着人们再向西逃，又骤减至5万。

印度跳蚤极容易随着大米、棉花等物资的转移而携带鼠疫菌转移，加上人口的流动会让疫病流散各地。伯力士在防疫计划中提以下对策：一，群众卫生宣传，但考虑到大多数贫民不识字和为生计忙碌，他认为只进行报纸宣传、集会宣传是不够的，要进行逐户的讲解宣传；二，预防接种。这一项在常德也极难推进的工作，常德人基本上没有过打针，很惧怕，民间遥传打针会导致妇女流产和孩子死亡，伯力士为了减轻群众的抵触，特意放宽见了至2岁以下儿童、孕妇和结核病、心脏病等重症病人可不注射。尽管在所有的医疗机构、常德城的6个城门，水陆码头站点进行预防接种，但到了5月鼠疫爆发最炽烈时，接种也只达到28.6%，于是8月只得改为逐户接种。

4月为应对到来的疫病高峰，常德的学校一律停课，旅馆、浴室、剧院歇业，军队须离城十里以外方可驻扎，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各诊所不得瞒报疫情，否则从重处罚。

1942年3月13日常德防疫处第二次会议决定，常德城的保甲长一律进行防疫四小时训练，以协助军警进行防疫，抗不从者要严惩。预防注射保甲长要预先通知居民，故意违反不注射的要封闭其住宅并押解至附近医务机关补行注射并查明原因分别惩处。病家、保甲长、中西医均应随时报告疫情违者严惩。1942年4月14日常德防疫处第三次会议是研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示：至万不得已时，遵照电令烧毁居民房屋而在所不惜。陈诚关心的是：“常德为产粮区域，关系本战区军食至巨”。

于是所有从常德运出的物资都要进行检疫和城外保管，水警严禁船舶靠岸停泊。军警在常德城的皇木关、落路口、北门、小西门等关卡处设检疫站，检查旅客过街的行李，并进行强制防疫注射，只有接受注射的人才可出入常德城。

预防接种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对鼠疫产生免疫力，但大范围的接种能减少人们感染的机会，就算是感染了，接种过的人也或多或少地能产生对鼠疫的抵抗力，况且在当时并没有更好办法。但战时的困难是制造大量的疫苗和运输保存这些疫苗。疫苗的保存和运输对时间、温度条件有比较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大量的疫苗运入常德，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并且，鼠疫疫苗的免疫力只有3－6个月，注射一针疫苗是不行的，还需要进行第二次加强注射。

保存下来的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七日下午四时召开的“湖南湘西防疫处座谈会”纪录里有一段对疫苗注射的特别安排，读来或可了解当时的情形。

“现在时当春令，为防止鼠疫再度暴发，是应再行普遍注射，以策安全。中央卫生署对湘西鼠疫情形极为注意，所以此次送来的鼠疫疫苗等项药品，价值昂贵，约在百万元之谱，际此欧亚战争激烈之时，来源缺乏，运输困难，且此项药品，有时间性，故须及时应用，以期无负中央关怀湘西鼠疫之盛意。”

所有的措施到了4月6日出现肺鼠疫后更加严厉，通往常德临近县的道路上实行交通管制，江中船舶一律不准靠岸，沿江边设置船港口十个，以离岸二丈为合格，通岸跳板中间须置防鼠设备，夜间则将跳板拆除。军队驻扎常德地区时，需离城五公里以上。运送的军粮需检查其中是否有鼠后方可启用。关庙街、鸡鹅巷、法院街等重新封锁，常德向驻常德部队借兵200人，交伯力士培训后上岗。5月，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也带着疫苗和器材赶到。

在伯力士的督导下，常德东门外约三华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离医院，隔离医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沟里灌满水，只以一面吊桥与外面相通，这是为了防止带病菌的老鼠进入医院。医院里面设三个病房，每个病房容纳40－50名病人。隔离医院“戒备森严，俨然一个魔窟，人们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医务人员身着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这个隔离医院先后收治过两百多例病人，在这期间城里很多人染病后不但不报疫情，更不愿送隔离医院治疗，就是死了也不报死讯。”

经历了非典的中国人现在能够理解隔离医院对于传染病的重要性了，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国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常德一切紧急措施，均难得一般民众谅解，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接受防疫注射等措施。

“鼠疫传染至烈，尤以肺鼠疫为最危险。染疫者必须强制隔离以防蔓延传染，此紧急措施无识及自私之徒反对至甚。又因患者就医救治无方，遂多归罪于隔离医院。”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其《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说。

然而隔离院的真实情景恐怕只有从里面活着出来的人，才能描绘，但从里面出来的人少之又少。国民政府留下的档案中常德鼠疫患者共42人，其中只有5人治愈出院，20岁的杨志惠（当时名为杨珍珠，文革时改为杨志惠）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事隔半个世纪后留下了口述。

杨志惠和13岁弟弟杨彼德及母亲住在广德医院的对面一间没有地板的木板房里，因为信基督教，父母给两个孩子取了教名“珍珠”、“彼得”。两年前父亲被日军飞机炸死后，一家人靠母亲在家门口的街上摆个香烟杂货摊活命，是常德最贫苦的平民。

“1942年4月的一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忽然同时发病，两人的症状一样，高烧，抽搐、淋巴起砣，病势急重，当时常德流行瘟疫，急重病人都送入隔离医院，我家左边隔壁一崔姓邻居（开棕索绷子铺）和右边隔壁一罗姓邻居（开香肠店铺），见我母亲无能力，就把我和弟弟抬到隔离医院去治疗。”

杨志惠进去的时候，隔离医院里大约有200多名患者，一堆堆人裹着破衣烂衫痛苦地蜷缩一团，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盏盏鬼火幽灵似的马灯，映照着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在徐家大屋建起来的隔离所极其简陋，室内地面上铺着稻草作病床，一间房里容纳几十名病人。

“进隔离医院头天，我的神智还有点清醒。环顾四周，时不时看到有人被抬了进来。有7～8岁的小孩，也有40～50岁、甚至60～70岁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

“其中有一个惨状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在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过来，人群中发出阵阵叹息声，担架越来越近，上面是黑乎乎的一堆。担架到了眼前，顿时吓得我脸发白，心乱跳。原来，竹床担架上的死者烧成焦炭，形体扭曲，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势，只剩了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身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哭泣起来。听人群说，这些烧成焦炭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焚尸堆中抢出来的，然后回家掩埋。我忽然想呕吐，一阵头痛，就昏过去了。”

杨志惠的母亲不断去找同是教会教友的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求他救救她的两个孩子，谭学华将姐弟俩从隔离所转到了广德医院。在广德医院，姐弟俩都被安排在隔离的小房间里，不与外面接触，两人不停地高烧抽筋昏迷，每当抽筋时，母亲就把毛巾塞在姐弟的嘴里，防止咬断舌头。后来，杨志惠的腹股沟长出巨大的黑色肿块，“谭医生对我母亲说，这是鼠疫菌造成的糜烂性淋巴腺肿大，给我和弟弟（弟弟长在耳朵后面）做了手术，病情才好转”。经过6个月零9天的住院，姐弟俩才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现在人或许难以想象一个传统的、平时只靠草药中医疗病的农业社会，遇到现代细菌武器攻击时的凌乱与失序，这之间巨大的落差好比弓箭盾牌遇到了原子弹。

伯力士　、陈文贵等医学专家们或许无法理解，他们在常德解剖尸体的行为在老百姓中引起了怎样的恐慌。

恐慌的更大来源是建在常德城的西门外千佛寺边上的三座焚尸炉，为了阻断传染链，规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须火化，而且必须由家属自备烧尸用的柴火。

张礼忠老人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了焚尸炉的样子。当时9岁的他出于好奇和小伙伴们去观看火葬，但有军队守卫，只能远远地看。

焚尸炉是用旧砖砌的，炉子高大约在3.5米，宽1.5米，深2.5米，分上下二层，上层是烧尸体室和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四点开始烧，到第二天早6点结束。每具尸体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要烧两个小时。

常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东西，这简直比得鼠疫的死亡更可怕。

40年代的常德，虽然被战争扰乱，但还是恬美的农业社会，坐落在洞庭湖的西南一隅，或者说绻缩在川黔高原的脚下，靠水路连通世界。源出贵州省云雾山的沅江，流至常德附近，如一条蛟龙般打滚腾跃，流出多个“几”字型。在沅江一个弯道处，常德城弯成月芽状，沿着北边河堤东西绵延。常德城有城墙，6扇城门随着晨钟暮鼓开启闭合，城内没有马车甚至没有黄包车，整个城市长不过3公里，宽不过1公里。

农业社会最大的传统价值就是人死入土为安，加上湘沅流域，本是楚文化之源，人们普遍重鬼神喜巫筮，有一整套丧葬文化。“人死饭桶开，不请自拢来”，哪家死人了，亲朋好友都会来吊孝，请道士做法事也要几天几夜。

“因此，人们一想到火葬，那滋味如同人活着被火烧烤一样。人们心中害怕，偏又好奇，往往火葬尸体时，总有好些人围观，看到的人，就把尸体在火葬炉里如何皮炙肉燔的情景加以渲染，于是恐惧情况传得更远。”

参加细菌战调查后，张礼忠访问了亲眼看见烧尸的满大启老人，留下了老人的口述，他讲述了自己亲见的焚尸炉的情景。那一年，他读中学，和负责火化的保安司令特务排文班长相熟，就要求他带他去看烧尸体。

“走到火葬场时已摆了七具死尸，每具死尸用旧棉絮或被单从到脚严实地裹着，分不清男女，从长短看是五具成人，两具小孩，这是隔离医院送来的。文班长下令士兵开始工作，将死尸装入炉中，尸体周围放满柴火，浇上汽油，点燃火，关上炉门。三座火炉发出呼呼的声音，一股浓烟从烟囱里喷出，烟囱不高，一阵旋风吹下来，使我闻到像烧焦的猪头的气味”。

文班长告诉满大启，现在烧的是第168具，以后只要见到文班长，他都要问烧了多少人，到焚尸炉停止工作时，文班长告诉他共烧了309具。

人们怕死后被解剖，更怕被火烧，鼠疫加上防疫造成的恐慌在常德越演越烈，人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但常德各城门都设有岗位，整个城都被围起来，尽管这样，还是阻止不了人们逃离的脚步。

一开始，谁家死人了还能听到哭声，后来人们不哭了，因为哭声会引来军警和防疫人员，人死了后他们先想办法把尸体藏起来，然后再想办法运出城去。

于是死尸开始逃离常德城。

张礼忠老人的四弟张国民、五弟张国成死于42年4月的大流行。当兄弟俩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时，心疼孙儿的姐奶奶催促父亲赶快将孩子送到广德医院就诊，但父亲压低声音说，“去医院不但诊不好，还要破肚开刀挖心挖肝做解剖，最后丢到火葬炉里烧成灰”，奶奶顿时不敢响了。

“奶奶、父母亲、我和大哥五人守护着四弟、五弟，我们悲痛欲绝地眼睁睁地看着四弟、五弟双目紧闭，全身手脚抽搐不止，最后悲惨地死去。一家人只能偷偷流泪，小声痛哭！奶奶母亲叫着两人的名字轻轻摇着他俩的身体，‘醒来呀，昨天还好好的呀，我的心肝宝贝，好孙儿’。奶奶用毛巾捂住嘴，不敢哭出声，嘴角都咬出了血，当年秋天奶奶便因伤心过度而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61岁。”

当时的防疫措施是死者家属必须在隔离医院内设的留验所留验，留验时间得满7天。但留验所设备不周，感染鼠疫的危险成倍增加，因此没有人愿意送亲人去隔离医院，更没有人敢于接受留验，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全家协助患者逃离常德，或者藏匿死者。

四更天时，张礼忠的父亲先叫人把两个木匣子用床单包好送出城，自已用两个箩筐挑着两个孩子，装做孩子睡着了，挑着出城躲警报而混过检查，张礼忠跟在父亲的身后，一步一步走到小西门外的校场乱葬岗，将兄弟俩埋了。1949年后张礼忠去找兄弟俩的坟，却再也找不到了。

当年在常德市东门外水巷口的何英珍家，18天内死了6口人：嫂嫂、姐夫、弟弟、侄女，以及从江西老家前来奔丧的伯伯、叔叔，但这6个人都不在政府防疫部门的死亡名单上，原因就是生病之后不敢送医院，死亡之后通过家里的后门，每次2块银元租个小渔船运到德山悄悄埋了。

人们想尽办法把死去的人藏起来，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岁的老汉死后，家人实在运不出去，就把他埋在自家的屋后的菜园里，一切处理好后，家人才敢放声大哭。

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后来也承认：尽管火葬是阻断鼠疫传染的最好办法，但常德在实行火葬时“布置未周”。火葬炉有时候是几具尸体一起烧，或者用同一炉再烧死亡的老鼠，如此对死者不敬的作法，“遂引起死者家属之怨恨及一般民众之反感”。

焚尸炉在发生一件事后不得不停止。一次在烧一位孕妇时，炉子突然发生爆炸，瞬时塌了一半，此消息在常德城不翼而走，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常德要遭更大的劫难了，一时间民怨沸腾，谣言四起。

“当地民众反视卫生防疫人员为寇仇，竟有殴打防疫工作人员者。同时谣言四起，有谓常德鼠疫系卫生人员所伪造，以骗取防治经费；有谓检验尸体因外籍医师伯力士欲挖割眼睛及睾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谓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强迫接受所谓‘预防注射’，凡此种种无稽谣传，其影响于防治工作之推进甚大”。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说。

伯力士认识到火葬造成的恐慌严重干扰了防疫，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三个火葬炉也不敷使用，于是建议放弃火葬，改建鼠疫公墓。4月18日，在常德东门的隔离医院边一座鼠疫公墓建立起来，所有死者经过消毒后一起深埋安葬。

李宏华清楚地记得1942年5月6日的那个早晨。他帮助爷爷李佑生赶着一群猪从家里出发，前往常德。

李宏华今年86岁了，但73年前的情景一闭上眼睛便历历在目：他们沿着田间的小路走，20多头猪们走得很慢，还容易走散。从马鬃岭莫林乡到盘塘再到石板滩再到常德城有45华里，爷爷常走这条路：家里的田里的稻、棉收完了要挑到城里去卖，乡里没有的盐、煤油也要从城里挑回来。这一次他赶在稻子成熟之前的空闲，贩了一些生猪，赶到城里交易。

走过旱路到水码头的时候，爷爷让李宏华回去，猪上了船后，就一路到常德了，不会再走散了。

爷爷是第二天半夜里回来的，早晨李宏华再见爷爷时，发现他有点没精打采，没有像往常一样早起，上午在稻田里劳动时也没精神。：“下午爷爷一头栽在床上，动不了了，高烧。爷爷当时50岁不到，正壮年，从来没有这样过，一家人慌了神。奶奶为他烧纸钱，撒鬼饭，一点也不见效”。

5月9号见弟弟的病愈发沉重，爷爷住在隔壁的哥哥李耀金责怪侄儿不带父亲去看病，侄儿说自己也全身无力难受。李耀金见此二话不说，背上弟弟，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到漆河镇去看郎中抓药。又翻山越岭地背回来。但回来之后不但没效，还更严重。

“样子非常吓人，剧烈咳嗽，口吐血泡沬，爷爷的两个儿子，一左一右跪在身边，给他擦血沬。10号上午9点左右，没有说出一句话，就咽气了。全身紫一块黑一块的。”

又是哥哥李耀金帮着张罗丧事，办棺木、穿寿衣，请道土。就在李佑生的新坟前，主丧的哥哥李耀金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嘴里连喊“拐答”！（常德方言：糟了）

抬丧的人刚抬出一个死的，回来又抬着一个半死的，他的样子和死去的弟弟一模一样，5月13日发病，15日就暴死。

爷爷李佑生去了趟常德，倒底撞见了什么？

李家请来的做道场的道士，说是妖邪太重了，加紧做坛念经。后来从奶奶、常德和爷爷做生意的人口中，李宏华慢慢凑起爷爷在常德这一段的经历：分手之后，爷爷的船傍晚才到常德，就在常德大西门莫老板的屠宰行把猪交了，这是爷爷经常赶猪来交货的熟人，当晚在莫老板家吃了饭，找了一家旅店投宿。

当时的常德城6扇城门都有军警把守，需要注射证才能出入，没有证的需要接受注射。李佑生说他害怕打针，就花了一块钱，买了张注射证。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强壮，没事。他不知道此时的常德正是鼠疫流行最炽烈之时，肺鼠疫暴发已经20多日。

李佑生在城里转了一天，想买些货物带回来。“下午就感觉到身体不适，想出城门回家，但看到军警持枪把守，就回来绕着城墙走了一段，买了一根绳子，找到一个城墙缺口处，乘着夜色翻墙出城，沿河急走，连夜赶到家中。”

“奶奶起床给爷爷煎了两个鸡蛋，炒了一碗棉油饭，爷爷扒了几口饭，觉得口味不好，又要祖母给他倒一杯米酒来喝，便脚都懒得洗就上床睡觉了”。

李佑生兄弟二人的死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接二连三地倒下。

这就是1942年5月常德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当常德军政联合严防死守，想把鼠疫控制在常德城墙范围之内，不想这样一个农民的行动，把肺鼠疫带到了平静安宁的乡里。

李佑生的行为，基本上是符合当年中国农民的行为范式的。对李佑生来讲，大概一生听都没有听说过鼠疫这种病，更不可能知道会有人作为战争手段而有目的投放，李佑生的一生当然也没有打找针，见到打针自然怕，他根本不知道这一针的重要性，于是选择逃避翻墙回家，对于他来讲，回到家就安全了，家是他熟悉的、可以掌控的安全的地方。

李佑生的坟就在李宏华现在住的屋子的对面，隔着一片水塘，一片稻田。这就是他当年劳作的地方，李宏华带我们去看他的爷爷，穿过一片盛开的油菜花，一个高坡上，荒草几乎没过了坟头，土丘前面一块泛红的石质碑上书：祖考李公佑生老……后面字迹模糊了。孙子李宏华的背全驼了，还有气喘，已经爬不上爷爷的坟头了。

我是2013年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认识李宏华的，他和王选一起到日本参众两院进行申诉，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并向受害者道歉赔偿。2011年，一份新的细菌战证据——《金子顺一博士论文》被发现，再次证实了日军在常德使用鼠疫菌进行攻击，83岁的李宏华作为代表被选出来远赴日本。

2015年4月我再次在他的家乡李家湾见到他，对照着实情实景，再听他说他家族的受害经过。

荣启荣的《防治湘西鼠疫报告书》里记载了这一事件：“因检疫工作未臻完善，于本年五月初蔓及桃源县属莫林乡。先是有该乡李家湾居民李佑生于五月四日在常德染疫，潜返故乡，于十日身死。因系由腺鼠疫所转成之肺鼠疫，能直接由人传人，故其探视之亲属、邻居，相继染疫死亡者共十六人。”

“此次桃源莫林乡肺鼠疫流行，所有病例，均经详细调查并施行细菌检验证实，其中有患者数人病势极重，于两三日内，肺炎症状（如咳吐血痰）未及显现即已身死，民国十年哈尔滨流行时亦曾见之”。

历史档案对李佑生进城的原因和逃避注射的细节有很多种不同的描述，有说他是去城里进货的，有的说是贩布的，对注射证是怎么买到的及怎样逃出城也有多个版本，这一次在李宏华家的采访，让一些有争议的细节得到更正。

背李佑生去诊病，又帮着穿衣办丧事的是李佑生的哥哥李耀金，于15日死亡；与李佑生第一个接触，并保持近距离关系的，是他的妻子，李宏华的奶奶，陈梅姑，19号死亡；第三批死亡的是李佑生的次子李新陔，和李耀金的妻子朱菊英、李耀金次子李宗桃，他们都是侍奉丈夫、父亲的病而死在家中的，他们都为病人擦拭过咳出来的血痰，怎么可以逃过肺鼠疫的传染？21号这天最惨，死了5个人，上午9、10点钟是李宏华爷爷的第三个儿子16岁的李惠陔，响午刚过是爷爷的已经嫁出去的女儿李春香，她是听说父母病了赶回家看望的（18号得病，20号送回夫家第八保谢家湾，死在夫家）。下午6点是李耀金的末子李元成、李耀金50多岁的姐姐李月英和74岁的姑母李玉姑。死亡一直持续到30号，一圈圈地向外围扩散：李家的隔壁邻居、回家探父母的出嫁的女儿、前来探视的亲戚，参加葬礼的亲朋。

平静的乡村姻亲联系网，因为一家之主李佑生的死亡而联动起来，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吊孝，嫁出去的女儿女婿都回来了，一大家子亲戚邻居们都聚在一起，传染变得快捷方便，更何况后来证实，李佑生带回来的是肺鼠疫——人间鼠疫，人和人通过接触、呼吸、飞沬传染。死者除李佑生之外，家庭内部传染死亡3人，如李佑生传给妻子儿子；参加护理的死亡了5人，如照顾生病的父母、丈夫等；前来探病的亲戚死亡5人，如李佑生的外嫁的女儿谢李氏，前来探父亲，带病回家，又传染至婆婆死亡。邻居向国恒家2人，也是因为前来探视帮忙。

鼠疫从一个中心暴发，然后随着姻亲的血脉线索向四方扩散，血亲越近的人感染的可能性越高，这种传播方式对于中国以宗族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从10号李佑生死到30号，李家本家、姻亲和邻居向国恒家一共死亡16人。这个名单记载于容启荣的报告书。但报告书里少了一个人，就是来自临澧县王化乡的道士。

这个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道士，在李家做法事捉鬼做到一半时，突然一阵风将祭坛上的灯齐刷刷地全部灭掉，道士被此情景吓呆，扔下祭坛逃走，回到家中，不几天也死了，他至死都认为遇到了魔力强大鬼怪，自己反被妖捉了。

现在从常德到桃源县马鬃岭李家湾非常方便，我从城里的长途汽车站，坐中巴车，11块钱，一个多小时就了马鬃岭，再步行4里，就到李家湾。这一天，李宏华老人远远地迎出了4里地等我。为了不让我们走路，他还租了一辆车。李宏华的妻子说，这两天他一直病在床上，听说我们要来，就一下从床上蹦了下来。

李家原来有5个人参与细菌战诉讼成为原告，弟弟李安谷、李安江都去世了，堂兄弟李安清和姑姑李玉仙，他们都去世了，5个幸存者只剩下了李宏华一个。

李宏华当年也得了鼠疫。和他一起发病的还有九个人。鼠疫在这里的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李宏华的姑姑——李佑生最小的女儿李玉仙2013年去世，活到95岁。她留下了一段口述，讲述了她们十个人生里逃生的经过：“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天，灵柩也没有出，我已哭得再没有泪水流了，我自己也病倒了，人事不醒。我丈夫陈海燕(于1962年病故）怕我死在娘屋里，一肩把我背了回去，我丈夫把我这个“死人”作活人诊，请来了老中医杨春柏，他来我们家后，将冰糖、甘草、雄黄、石灰、山茶熬成药水，先给我灌了两碗。他见仍不见效，便用一根竹竿往我鼻子里吹这种药水。倒也怪，到第三天，我真的苏醒过来了。又过了几天，便可以坐起来吃饭了，此后，我那奄奄一息的丈夫陈海燕（他后我10天发病）及我二哥李松陔等10人，都是杨春柏用这种往鼻子里吹药液的土方子治好的。后来，我们都叫杨春柏为活神仙”。

当年的马鬃岭属于地广人稀的乡村，李家湾也只有10来户人家。李家湾的死人被当地的保甲长发现，报告了县里，县里再报告到常德，25日24名防疫队员和一个排的士兵来到李家湾，发现李家已经没有人收尸了，防疫人员连忙掩埋尸体，封闭病家，就近建立隔离留观所。

民国政府的防疫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和和第六战区长官部卫生处处长陈立楷等随后前往陬市及桃源县督导防治，伯力士和防疫队到达李家湾，建立了隔离所，抢救患病的人，切断了李家湾和外界的一切联系，3个月内不准任何人出入，莫林乡一个不漏地进行疫苗注射。此时民众看到了疫病凶猛，均能比较合作地接受注射了。

李家经鼠疫沉重打击，从此人丁稀落，伯父死了，没有子嗣，李宏华被过继了过去，叔叔李惠阶，当时没有结婚，在咽气前，把李宏华的弟弟李安谷过继给了他。“我们是一个农耕之家，母亲织布，我白天看牛，晚上帮母亲踩纺车，一天下来母亲能纺2斤棉花。父亲种地，租人家的田。家里出事后，我们穷到没饭吃，办丧事欠的帐只能卖地还，仍无法偿的，李家大屋被人围住，强行将大梁拆去抵债”，李宏华说。

李佑生翻墙逃疫造成桃源莫林乡肺鼠疫暴烈流行，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鼠疫是很难防住的，相对民国政府脆弱的且被战火摧残得支离破碎的防疫网，恶疫随时随地可以找到外逃的空隙。实际上恶疫的确是在向四面八方传播，常德城近百公里范围之内，所有乡镇几乎没有一个幸免。而乡村基本上是防疫的空白区，一些地方的鼠疫流行，或者根本搞不清楚疫病的传播渠道，或者就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鼠疫，老百姓把这种病称为“乌鸦症”、或者“乌鸦瘟”，不知道是鼠疫。鼠疫在一个地方攻城略地形成传染之后，又以此为中心再向周边扩散，于是又一个新的传染源就此形成。

从民国政府留下的防疫工作档案中，看不出当年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积极进行了防治，防疫工作的重点是放在县城、城镇和少数重点集中爆发的区域。鼠疫发生50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会的老人们一个个县，一个个乡镇，一个个村地走访，大至到摸清了当年的鼠疫流行路线。在他们手绘的一张常德鼠疫流行图上，从中心城常德，鼠疫向四面八方迸射出去，常德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乡镇无处不染疫。然后新的染点又形成了新的放射点，再向更远的地方迸射。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乡镇——有水陆码头、人流物流较多的繁华的地方，再从这些地方向较大的村和聚焦点传播。

如一个蜘蛛结的一张大网，大网的四周边，有次等大的蜘蛛继续结网。并不是越远的地方网结得越小，有时会反其道而行，越僻远的地方网结得越大。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蜘蛛最终织成的一张巨大的死亡之网。常德周边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落尽皆落入这张网中。

第一圈受到鼠疫传播的是常德城周边的南坪岗乡、芦山乡、德山乡、鼎城区、河洑镇等，它们自北、东、南、西环绕在常德城一周，乡民们多以常德这个大的中心市场为生，离常德的距离不超过5公里的范围，乡民们或挑或背一天之内在常德和乡里往来易市。田里、湖里的物产要在城里经销，家族里的人多亦商亦农地过着两栖的生活，穷苦的人则城里找一份工，好一点的当学徒学门手艺，差一些的做苦力，挑水、扫街、干殡葬业，一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事，一如现在中国的城乡生态。

德山乡茶叶岗村村民王吉大（1931年出生）母亲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去常德城里看姐姐，一到姐姐就不留她，说城里发瘟，快点回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赶紧回家，当天晚上，就四肢无力，头痛发烧。因为家里正在收稻是农忙时节，母亲强打精神做了早饭，中午不到就手脚抽筋不省人事。“我妈就这样死去了。死得好惨，口鼻流了好多血水，手和脚痛苦地卷曲着。我婶娘（已故）给我妈穿衣时费了好大劲才穿好，放进棺材时，我叔父和请的丧夫使劲板压，才把我妈的手脚弄直。我妈死时才36岁。”

母亲葬了不到两小时，37岁的父亲也抽搐死亡。接下来是4岁的弟弟吉云和2岁的妹妹冬枝，最后一家6口人只剩下王吉大和一个5岁的妹妹桂枝。

在第一圈由常德城传出的疫圈里，南坪岗乡死亡38人；芦山乡死亡218人；德山乡死亡419人；河洑死亡43人。

石公桥镇属于第二个传染圈。这个圈里是位于常德二、三十公里外的乡镇。常德地区有“十大名镇”之说。它们是石公桥、镇德桥、周士乡、河洑、蒿子港、黄土店、牛鼻滩、斗姆湖、石门桥、石板滩等，这些当年卫星一般拱卫着常德的乡镇都成了鼠疫二次传播的阶梯。

石公桥镇位于常德县城东北，与县城相距约25公里，是常德次繁华的商业中心。如今这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杂乱的中国普通的乡镇，但在水运交通时代，这里东可连洞庭湖，北可通澧水，南可达沅江，虽然貌似僻远，但一水能行武汉、上海。而本地又盛产稻米、棉花和各种水产，自然天成一座常德县东北、洞庭湖西岸的商埠。

1940年代初期，石公桥镇上大约有大小店铺和居民400余家，人口约2,000余人。据黄岳峰和王华璋老人回忆，有经营油、盐、香、砂糖、烟酒的南货铺20来家；有粮、鱼、山货、花纱行25家左右；他们的货物来自本地，销往外地；有从武汉进货的绸缎、布行10家左右；有20席以上的大酒店5、6家，此外还有猪行、屠户、理发、银铺、铁铺、赌场。剧院等生活所需，一个城市应该有的都尽有。

1942年10月，档案记载的第一例死亡者叫丁腊秀，女，42岁，住在北横街二保十甲一户，25日发病，27号死亡。11月14日第一批防疫人员赶到，距档案记载的第一例死亡已经是18天之后。16号由常德防疫部门的技术督察长施毅轩和伯力士带领的第二批人员赶到，伯力士被赋予督导一切的职责。

实际上伯力士的到达为时已晚，石公桥已经是鼠疫的领地。死人前，这条长街上开始出现死老鼠。特别是鱼店，肉店，米店，油店，酱油店，食品杂货店，当时正元堂药舖老板丁为桂和医生聂胖子说这是鼠瘟，会危及到人，把死老鼠装进撮箕里，埋到河边，在店周围撒了很多雄黄。

老人们的记忆里最早死亡的，是30岁的石冬生，就病了一天多时间。因为是暴死，人们怀疑是不是有冤家放毒仇杀，目标集中在哥哥身上，石东生结婚后没有和哥哥分家，平时两家不睦。石冬生死亡事未平，隔壁渔行张春国的妻子又发病，第二天早晨又是暴死。接着石冬生的母亲又染病死亡；死神再次交替到张春国家，他18岁的大儿子张伯君，还在读书，准备放寒假后结婚。从学校回家来，立即染病不起，也是暴死。就在全家为长子张伯君的死悲痛欲绝时，尸体还没有入殓理葬，张春国自己和女儿又同时染病，父女双双惨死。一时间张家全部死绝，尸体摆满厅堂，无人料理丧事。

张家人死绝之时，隔壁花纱行丁长发家也开始死人。丁家开始于女主人丁长发妻子鲁开英，之后，女儿丁月兰，祖母丁刘氏、管账先生魏乐远、丁长发本人、两个弟弟和弟媳，雇工鲁方新，贺第卿等人，一个接一个在一周内全部死亡。

石公桥丁家传出噩耗，丁家未过门的长媳李丽枝惶恐不安，婆婆暴死，“我自己也十分困惑，难道是我的八字太恶，过门前就克死了婆婆吗？”

李丽枝没有想到，只有她成了丁家日后惨剧的见证者和控诉者。

李丽枝的未婚夫丁旭章正在常德求学，得到家人惨死的消息，连夜跑到李丽枝家，拉上她往家里跑，一跨进门槛，李丽枝见到人世间罕见的悲惨一幕：“大厅里横躺着6具亲人的尸体，两位雇工也已是奄奄一息了。面对这悲惨的情景，我的心已碎了。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队的医生来取死者的内脏化验。我看了看公公的遗体，手脸发乌，两眼半睁。听人言，死者的眼睛睁着，只要一抹就闭上了。可谁也不敢把公公的眼睛抹一下，怕染上这可怕的瘟疫。旭章呆若木鸡，脸上胀得发紫。”

周围的人阻止丁旭章久留，他没有打预防针，很容易传染，如果行父母之孝的话，就是早早离开，留下丁家的一条根。

李丽枝说丁旭章平日里最为孝顺，听到这话，便拉未婚妻，向公公拜了三拜，匆匆逃离。“灵堂三拜成了我和丁旭章的结婚仪式，因为这天就是我俩的婚期，11月12日，农历9月24。”李丽枝说。

丁旭章自此以后成了一个一生都郁郁寡欢的人，有时不经意间会透露出对别人兄弟姐妹众多的羡慕，60年代他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撰写的《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附录了一份《常德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列出了死亡36人的名单。另据第38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说“施毅轩大队长12月3日电告，石公桥共发现疫死40余人。但60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是，整个石公桥镇死亡了1017人。

石公桥的惨剧基本上是常德城的一个迟到的复制，只不过它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传染源，向它周边的乡镇扩散：镇德桥镇（死亡329）、白鹤山乡（死亡31）、大龙站乡（死亡30人）、双桥坪乡（152）、周家店镇（死亡1537）、中河口镇（死亡21）、蒿子港镇（死亡20）、韩公渡镇（死亡347等全部染疫。于是以这些第三阶梯的疫源再向第四阶梯传染，如韩公渡镇，从周家店染疫后，从这里又传到牛鼻滩（死亡31）、）贺家山（死亡1），洲口镇（死亡139），洲口镇又成为第四阶梯的传染源，再传到文尉乡（死亡30）、鸭子港乡（死亡78）。而为这些鼠疫点之间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实际上它们互为疫源，随着人、物的流动而互相甚至多向交叉传染。

周家店是鼠疫传播圈上第三个阶梯的典型，也是一个受害的重灾区。更多的死亡发生在洞庭湖边上的流浪渔民中。2015年4月23日，作者在周家店镇见到了83岁的向道仁，他是周家店的调查、统筹人，一见面，便用一口纯粹的常德乡音呤出一句民谣：“路上寻尸骨，湖中哭亲人。时闻死尸臭，目睹无人舟。四野无农夫，百里少人烟。”

当年的民国政府周士乡乡公所经济干事兼兵役干事萧宋成（1912－2002）在向道仁等的调查中留下了口述，为当年的情形作证。

作为乡民事干事，萧宋成说他埋藏过无人认领的疫尸数百个，当时雇请零工，每埋1具尸体，工钱是3斗谷。乡政府没有力量拿出这么多钱粮，便向当地商家大户募捐。“向道同家派捐一百担谷，高家马老板绸缎铺光洋二百块，唐炳煌自捐光洋一百块，我自己捐光洋八十块，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人十担八担谷、二三十块光洋不等，总共捐资光洋五百七十块、谷三百八十担，均用于掩埋尸体及乡丁、保卫费及一些防疫性药物”。

萧宋成不仅掩埋乡人的尸体，经他亲手掩埋的亲人竟有十二位。他的妻子染病后，半岁的小女儿还在哺乳中，母亲得病，孩子吃了母亲的奶，结果母女两人双双死去。萧宋成的表兄一家6口来周士乡捕鱼仅8个月，萧宋成借他30块大洋刚购置了渔船，结果全家6口加上一个前来依附的表弟，全部死绝；萧宋成茅草街的老表田学良一家3口，也在荒洲上染疫死亡。死后埋尸烧房都是萧处理的。

萧宋成说，当时乡公所虽尽力处理，但无奈地域广大，疫病严峻，加上还在打仗，人心惶惶，很多死难者难以顾及。据他估计，周士乡染疫死亡人数可达二千余人，以至于解放后，此地每当治水修堤时，就会挖出白骨。

关于周士乡的鼠疫死亡人数，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是1,683人，为何一个僻静的水域会成为鼠疫为害的重灾区？这里主要原因可能是当年防疫力量集中于城市而无力顾及农村，致使农村成为鼠疫可以恣意横行的空白区域，但常德菌战调查者，尤其是向道仁高度怀疑当年日军向常德空投鼠疫飞机一侧打不开的盒子就扔在了这里的河叉中。这种看法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因为那个丢在洞庭湖里的盒子，究竟丢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他们还活着，是一个奇迹。

他们是成千鼠疫患者中的幸存者，他们说，像他们这样得了鼠疫没有死的人，在石公桥周家店这一大片区域只有9个人，而死去的人是3344人。当我前去采访时，仍然还活在世上的只有7个人。

我见到了他们中的五个，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也是一个奇迹，生命穿过了悠长岁月，停泊在最后的港湾里，一起回首曾经的惊涛骇浪。

王华璋，1922年生，今年93岁。世居石公桥乡王家桥村

王华璋现住在常德和生源尊老院里。他向我们解释，是他自己坚持要来尊老院的，女儿因为要照顾上学的孙子，他一个人在家里，房子很大很空，住在这里大家都省心一些。

93岁的王华璋是个瘦瘦的和善的老人，行动还能自理，可能是因为中过风，说话有点拖长音。在养老院打饭的铁皮车推过过道水泥地的巨大噪音里，他说：“日本死都不认帐，安倍更硬，默克尔的风格我很赞赏”。他是想和我们讨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日本之行。

“所有的国外首相对战争的看法，我都关心，都知道，我看电视”。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磨损厉害的小本，上面用很小的字写着默克尔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历史问题认错的内容。他说，对他来说，细菌战，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成为过去，因为日本人没有道过歉。

“1941年日本人在常德空投鼠疫的时候，我19岁，第二年在石公桥鼠疫大流行，我20岁了，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石公桥离常德30公里，日本飞机偏一下就到了我们这里，投了谷米、棉絮。1942年9月（农历）深秋时，石公桥出现好多死老鼠，白天天气晴朗时，它们也在街上缓慢爬行，不晓得躲人。米店鱼行里死的最多，拿撮箕撮，当时不知道是鼠疫。

我家原来住在石公桥西北公里的乡下，1942年时家里有5个兄弟，2个妹妹。读了几年私塾后，母亲安排我习商，到石公桥北横街的熊三顺绸布南货店做学徒，那一年我13岁，几年出徒后，就到同一条街上的‘大德昌’绸布店当采购先生。我虽然年轻，但不打牌不喝酒，得到老板彭偑陔的信任，我把一船船的稻谷运到长沙、武汉卖掉（一船一千多石），换钱采购上海工厂里出的哔叽（一种当时流行的高档机织布料）、纺绸运回来。老板很信任我。

10月中旬的时候，北街开始死人，那一天吃过晚饭，街上突然沸腾起来，和我们在同一街的丁长发鱼行里家里加上雇工一共11个人（一个儿子在外上学幸存下来）都死了，成为一时奇闻，街上的人都去看，我也去了。

丁老板鱼行围拢的人不少，但又不敢进屋，我也是隔门往里张望，屋里横一个竖一个倒了6－7个人，死人皮肤是黑的，眼睛都鼓出来。没有人敢去收尸。当时刮南风，一阵风吹在我身上，那种感觉特别怪，现在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反正不舒服。我赶紧回自己的店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精神不振，身上软得起不了床。大德昌的老板很厚道，让我回乡下多休息两天。我走了8里路，回到乡下自己家时，就不行了，人昏昏沉沉的，不停地口渴要喝茶，那是在高烧，左大腿根起了砣（淋巴肿大），很疼。

母亲守了我一夜，可能是她看再不想办法我就会死吧，天不亮就敲邻居的门，央求他们送我去石公桥看郎中。当时我根本不能走路，两个邻居一个叫丁来亭，一个丁进堂，就用毛竹杆梱了个架子，抬着我，我母亲小脚，在后面跟着一路小跑。快抬到石公桥时，正巧遇见了我们保里的政务干事周文善，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得的是鼠疫，现在县里在石公桥南的邓家庄设有医院，到那里治可能能救你儿子一命。

就这样我住进了邓家庄的隔离院，当时医院已经有很多病人，医生进进出出的。一个个子很高，50多岁的大鼻子外国人让人抽我胳膊上的血，抽出来抹在玻璃片上。大个子的外国人会讲中国话，但讲得很慢，他告诉我：‘你幸亏来得及时，迟一天就无法救活了，你得的是鼠疫’。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伯力士。他给我一天打三针，吃两种药丸，一种是黄色的扁圆的，一种是白色的。一个星期以后，我渐渐的有精神了。

到冬天后，死人少些了。防疫队在镇上灭鼠，打预防针，还把我们的被子衣服拿到樟树山用蒸笼蒸，我记得春节时防疫队还在石公桥，第二年3月份他们才走。

没有我母亲遇事果断，没有巧遇周文善，没有伯力士他们来石公桥防疫，我也活不到今天。73年时光如水，把很多东西都冲淡了，但用细菌杀我们的事怎么能冲淡呢？虽然年深日远，但永远也不会忘记。”

熊善初，1929年9月24日生，今年86岁。世居常德市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

熊善初身体很好，花白的头发，不说年龄，完全看不出已经86岁了。今年5月在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办公室里，向我讲述他的故事。

“1942年的时候，我家8口人，三代同堂，住在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以种田为生。父亲熊大川、母亲鲁多姑都已年近六旬。大哥熊用楠31岁，嫂子陈双英30岁，二哥熊八生28岁，他们3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支撑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大哥大嫂有一对可爱的儿子，大的叫熊绍武8岁，小的叫熊绍平5岁。我是父母的么儿，时年13岁，当时家里有3亩地，又租别人8亩种，每年收成不错，家境富裕，所以能供我在石公桥小学寄宿读书，在学校吃住，不是假日不回家，当时我读到了六年级。

当年10月，大哥每天驾船去砍柴，中午在石公桥上岸吃碗面，有一天他听说鱼行丁长发家正在死人，成了镇上轰动性事件，大家都去看，他便也去看了一眼。大哥砍柴禾砍到第四、五天的时候，就病倒了，头痛高烧：后来又四肢抽搐，那病厉害得很，不到天亮他就惨死了，第二天，我得到大哥暴死的消息，从学校赶回家中，看到大哥尸体皮肤乌黑，而我的父母亲和大嫂哭得一会便昏死过去一次。

大哥死后，在村里乡亲们帮助下，埋葬在熊家桥村的坟地里，他的坟今天还在。就在我大哥丧事刚办完毕，谁知第二场悲剧又发生了：我大哥的5岁的小儿子熊绍平病倒了，接着我大哥的大儿子8岁的熊绍武也病倒了，病情与我大哥模一样：高烧、头痛、抽搐，两三天内二人相继死亡。这还没完，接下来我的二哥又以同样的症状发病了，3天后死亡。

就这样，我家在10天内被鼠疫夺去4名亲人的生命，还专挑我家的壮年人，大哥二哥整天种稻田，身体多好啊，还有两个侄儿，正是成长的少年，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我家就像天塌了一样，我的父母失去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子，我的大嫂失去了丈夫和一对孩子，此后，大嫂被迫改嫁另找归宿。

我二哥死了之后，我父母眼看着我们家只剩我这根独苗了，深怕我也抽搐暴死，绝了后代，断了祖宗的烟火，便督促我赶快回学校去。 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石公桥镇流行的鼠疫，让我大哥得病，并把病菌带回家的，而我大哥只是去看了那么一眼。

我回学校不久就发病了，头痛、发烧，身上觉得很不舒服，食欲严重减退，吃东西乏味，但还没有发展到我两个哥哥那样四肢抽搐的程度。学校的走读生大都回家了，我们班上的另外几个寄宿生也开始发病，我们班的班主任丁介南老师就把我们送到了设在镇上的简易医院，这是常德城里的医疗防治队设立的，专门收治鼠疫患者。医院设在乡公所旁边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医生给我抽血，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作的检查，查完了之后说病情还不算严重，治疗还来得及。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医生叫伯力士，是个外国来的鼠疫研究专家。我们几个患病的学生被医疗队隔离在学校的一间学生宿舍里，每天给我们打两次针，每天发药丸，每日服三次，接连打了7天打针后，我的病便开始好了。此时学校也全校停课了，学校直到第二年初才重新开学，开学一看班里少了不少人，那些走读的孩子得了病回到家里没有送到防治医院来治，很多都死了。和我当时―同在学校被隔离治疗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女同学现在还在世，住在常德城里，她可以作证。

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不幸者中的万幸者。令我终身痛恨的不是鼠疫这种病菌，而是撒播这种病菌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们一家人死了4口不说，帮我家办丧事的人也被传染而死。村里不像石公桥，有防疫队，只知道死人却毫无办法，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我是参加细菌战调查后，才知道当时全村120多户人家，有73户染疫死亡了人。”

曾晓白　1940年10月11日出生，今年75岁　世居常德市周家店镇柳溪湾6组

曾晓白在乡间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在周家店镇柳溪湾、他的家乡的瓦垱中学教了一辈子的书，直到退休，他自己是初师毕业。曾老师教初中孩子的语文和政治35年，但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向他的学生教过日军在中国、在他的家乡使用细菌战的内容，因为教材里没有写，他没有机会教。直到2000年，经日本和平人士发动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中国受害者赴日诉日本政府等一系列事件，才推动本地的乡土教材里写进了细菌战，那是一种高考不会考的辅助性历史教材，曾老师才结合自己的受害经历给学生们讲这段历史，但此时他已经退休了。

“1942年，周士乡向家榨房的向资行家发生了鼠疫，他的儿子向道华，女儿向兰英，孙女向淑兰三人染上鼠疫后仅两天就相继而亡，此后，便迅速蔓延流行到附近村寨的许多农户，我母亲的姑母胡友姑、舅奶熊再姑、表弟蔡坤生祖孙三人染上了鼠疫，不到五天时间就被中毒身亡：那时，我刚刚两岁，还没有懂事，我母亲23岁，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当时母亲带着我回周家店集镇的外婆家里，外婆家得知亲戚家发生了人瘟死了人，于是我外祖父母和母亲带着我前去吊唁。突然间，我母亲和我身体都感到不舒服，头疼、时冷时热，当时把全家人都急坏了，我祖父曾贵白急中生智，说在石公桥有医院，听说是外国医生能治这个病，于是当机立断，叫人把我和母亲送往石公桥医院，经伯力士医生检查是鼠疫感染，便连忙打针吃药，才转危为安。

我和我母亲都活了下来，真是太幸运了。我们柳溪湾这个小小的村子，当时只有489人，短短20天，就死了158人。我当时小，不懂事，后来参与调查才知道有多惨。村里的曾广达，是一个武学教头，在家里办了个武学馆，学生有来自石公桥、镇德桥、大龙站的20多个人。曾广达作为教头天天舞枪弄棒，身体是全村里最强的，可是鼠疫偏偏发生在他家。先是他的儿子曾绍生，两天之后是他老婆，再接着是他，只得病一天，就死了。就这样，人传人，户传户，村传村，只有十多天，就死了31人，年纪最大的曾广茂，70岁，最小的曾妹芝看只有2岁。不仅人死，猪、牛、狗也死。死人之快，死人之惨，真是无法言表，真正是一场空前之浩劫哪！”

陈国建 1931年3月出生，今年84岁。世居石公桥镇周士乡瓦屋垱下陈家

陈建国和他的妻子76岁的王凤兰，都是教师。陈建国解放前高中肄业，49年一解放就教书，后来在周士乡瓦屋垱中学当校长，一共教了41年书，妻子王凤兰中师毕业，在乡村小学里教了31年书，当了31年的校长。两个人退休后除了调查自己乡里细菌战受害情况外，就是写诗。石公桥周家店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诗词之乡”，还有一本农民诗刊。陈建国和妻子平日里互相写诗唱和，或者为了一朵盛开的花，或者为了生活中的一些情景感发，有的也发表在那本农民诗刊上，诗让两个垂垂老矣的白发老人的生活有一些特别的情趣。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写诗，他们回答：这里是屈原的家乡啊，屈原投的汩罗江离这里不远！

“1942年10月石公桥流行鼠疫时，我11岁。在石公桥高小读6年级，是寄宿生。石公桥一条街鼠疫先发生在北街，我们学校在南街。开始死人时我们还在上课，后来死人多了学校就放假，我就回了家。

回到家里，发现村里、家里都在死人。我的伯伯克铣的女儿卯香先得病，也就是只有2天的功夫，就死了。我和我的三个姐姐梅香、文香、桃香，叔叔克权都生了病，开始了发烧、头痛，身上起淋巴。我是家里的独苗，我父亲到了34、5岁时才生了我这一个儿子，父亲当时就急了，背起我就往石公桥镇跑，送我去医治。谁知半路上都设了卡子，石公桥作为疫区被封锁了。我父亲又背着我回来，雇请了一只小船，乘夜色沿水路把我送到了石公桥。当时石公桥小学校已改成临时医院和隔离所，我们的教室，都变成了病房，上下铺，一个教室里住着20多个人。我住的教室门口冲着一条大街，我躺在那里，看着大路上每天不停地有抬死尸的经过，有的时候同时过几组。但我们教室里的病人死的人很少，大都康复了。

我回到家，才知道，我住院后，我的三个姐姐和叔叔都死了，唉，我父亲重男轻女啊，那时候女人的命不值钱。当时也是条件太差了，我父亲送我到石公桥还是偷偷摸摸的，再送三个姐姐就不太可能了。我活了，我的三个姐姐却都没了，当时治疗不要钱，要是能送去她们一定也能活下来的，可乡下送不到镇上的医院里啊！

复学了以后，我才知道给我从颈部抽血化验，我们叫他俄国佬的高鼻子的医生，是伯力士，他救了我5天才脱离危险。我的生命是伯力士医生给的，我要感谢伯力士医生再生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