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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恺，原名杨询，字道融。1892年12月16日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小蓬乡杨家坝（今小蓬乡花园村）。杨伯恺自幼聪明伶俐、活泼开朗，6岁时就学于本乡圣水寺私塾，10岁入营山县立骆市高级小学，后考入顺庆联中。1917年到上海求学，又考入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3月，他同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一起从上海赴法国。最初，他在里昂干粗活，不久又和李富春、聂荣臻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1921年，他积极投身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1922年6月加入共青团，任团支部书记，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1月，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5年3月，杨伯恺回到上海。时值“五卅运动”爆发，他立即投入革命运动，连续在中共中央办的《热血日报》上发表痛斥帝国主义的文章。为了加速革命进程，培养革命干部，建立我党活动据点，1925年秋，党组织派杨伯恺回四川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大学”，并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会委员。为打开川北农村的革命局面，1926年2月，杨伯恺回到家乡营山开展革命活动。他自己编写教材，开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真理，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1926年3月2日，四川省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县级农会——营山县农民协会在杨伯恺的家乡正式成立。在此期间，杨伯恺还筹建了第一个中共营山支部，及时向党中央、团中央写信报告了组织发展情况，并请中央对新发展入党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他还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对于主义及组织有相当的了解，且使其为全县工作努力。”不久，营山全县即建立起区农会22个，乡农会64个，会员发展到近万人。红四方面军进入营山后，身为乡农会负责人之一的杨伯恺的父亲杨光普，带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后于长征途中光荣牺牲。
1927年3月31日，杨伯恺回重庆参加中共重庆地委召开的反帝群众大会。国民党右派对手无寸铁的到会群众进行野蛮镇压，制造了死伤900多人的“三•三一”惨案。杨伯恺头部受伤，幸免于难。“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委和省委党部遭到破坏，四川顿时乌云满天，一片白色恐怖。杨伯恺毅然决定到武汉寻找党组织。1927年4月，他来到汉口，向党组织汇报了“三•三一”惨案和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的情况。此后，党组织分配他在汉口一所中学任教。在此期间，他作为四川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杨伯恺接到党组织通知，让他立刻离开学校赴广州参加革命运动。杨伯恺偕夫人危淑元到达上海后，始知广州苏维埃政府在与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中，因力量悬殊而撤退。于是，杨伯恺便留在上海，在中共沪东区委领导下参加党组织的工作。作为上海泰东书局、世界书局和招商公学的支部书记，杨伯恺对当时党内的“左倾”作法多次提出不同意见，以致在1929年春被头脑发昏的领导人割断了党组织关系。但是，杨伯恺没有放弃革命，一如既往地与党内同志保持着紧密联系。
1929年下半年，杨伯恺在上海海宁路三德里45号开办辛垦书店，在经营书店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多部十八世纪西欧哲学名著，如：荷尔巴赫的《自然之体系》、赫尔维修的《精神论》、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思想集》以及《哲学道德集》、《学说与格言》、《思想起源论》等等，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科学丛书”、《二十世纪》等刊物，极力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广泛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和国外最新技术成果，引导民众抨击庸俗哲学，追求知识和真理。
抗战爆发后，杨伯恺从上海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同志，听取回川工作的意见。到达武汉后，他安排妻儿先行返川，自己则和学生陈同生一道去完成党组织派遣的任务，到山西作抗日川军的统战工作。1937年冬，他们来到了第22集团军总司令、营山同乡邓锡侯驻防的山西省洪洞县。杨伯恺向邓锡侯介绍了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邓深为敬佩，表示愿意摒弃前嫌，与八路军携手抗战。
1937年底，杨伯恺回到成都后，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从事统战工作。这时，他应成都协进中学校长、川军进步将领陈离的聘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他经常对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该校办成了“第二陕北公学”，并输送了许多学生到延安抗大学习。后来，杨伯恺又将自己不满16岁的大女儿杨洁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解放后，杨洁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担任编辑和导演，被评为1978－1987全国影视十佳导演。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荣获1988年全国电视剧飞天奖）。
1941年10月，杨伯恺与同事创办《大学月刊》，广泛宣传民主宪政，积极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1943年春，他又担任了《华西日报》主笔。杨伯恺平生最恨法西斯独裁，他义正词严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自由和文化事业。“他是一个忠贞无畏的战士，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不论他做什么工作，不论他的公开身份是什么，他都运用一切方法向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不屈的斗争。”（杨洁《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时，为了进一步搞好党的统战工作，适应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杨伯恺积极协助张澜先生在成都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并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支部宣传部长。当时，国内主张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要求蒋介石结束法西斯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成立多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华西日报》的几年中，杨伯恺不断为民主而呐喊拼搏，先后写出了《民主的理论性与现实性》、《实现民主的实际工作》、《民主与民权》、《扫除团结的障碍》、《紧急关头的紧急对策》、《抗战第八年度的特质和任务》等社论文章，这些文笔犀利、正气凛然的文章“如同一支支利箭射向国民党统治集团，痛骂揭露他们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的种种罪恶行径。”（杨洁《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将杨伯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1945年5月，《华西日报》被查封后，杨伯恺又于1946年5月创办了《民众时报》，任总经理兼主笔，继续高举反蒋反美的大旗，为擦亮大众眼睛，唤醒人民而战斗。可是不到三个月，《民众时报》又被勒令停刊。尽管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断遭到反动当局的摧残压制，但杨伯恺从不屈服，他将报社印刷厂改名为“华昌印刷厂”后，又办起了《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继续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
1947年夏，国民党为了稳定其统治区日益动荡的危局，密令各地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在国统区大中小城市中，明目张胆地抓捕手无寸铁的革命人士。当时，得知这一情报后，有同志来送信，要杨伯恺离开成都躲避风险。杨伯恺说：“我在领导盟务，平时号召革命，在紧急关头，自己不该躲避。”他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坚持战斗。6月2日凌晨，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查抄了杨伯恺的住所，并将他嘴里塞满棉花，眼睛贴上膏药，两手反捆关进成都将军衙门监狱。“将军衙门监狱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在这个人间地狱里，杨伯恺与敌人进行了两年零七个月的顽强斗争。”（危淑元《回忆杨伯恺烈士》）当敌人企图以写悔过书作为释放条件时，杨伯恺严辞拒绝：“我绝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有价值！”在铁窗里，铁骨铮铮的杨伯恺用坚强的意志，挫败了敌人的利诱，忍受了各种酷刑。
1949年8月2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举行扩大会议,作死守四川的部署。胡宗南部主力迅速在成都附近集结，妄图进行川西平原决战。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国民党反对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的民主人士大开杀戒。1949年12月8日，55岁的杨伯恺和王干青、于渊、余天觉、毛英才等30余位同狱革命战友，被残酷屠杀于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边。
在杨伯恺牺牲后的第17天，即1949年12月25日，成都和平解放。1950年1月3日，成都军管会将杨伯恺烈士遗体迁葬在文化公园。为庆祝成都解放，在东胜街沙利文旧址召开的一次盛大宴会上，贺龙将军为杨伯恺的遗孀危淑元敬酒时说：“杨伯恺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他的牺牲，我们都很惋惜。请你不要难过，这仇一定要报的。”（危淑元《回忆杨伯恺烈士》）1950年1月17日，旅居成都的60多名营山县籍知名乡友为杨伯恺烈士举行了追悼会。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营山县委、县人民政府，特在县城近郊骆市镇修建了杨伯恺衣冠墓和烈士陵园。
原载《四川档案》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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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8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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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8 2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