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评我议] 1000多万片假冒卫生巾流入全国，别光让消费者学鉴真伪1000多万片假冒卫生巾流入全国，别光让消费者学鉴真伪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起仿冒卫生巾大案的同时，还会在文末附上贴心的提示——如何鉴别真假卫生巾，不厌其烦地从视觉、嗅觉、触觉、质地等角度教导网友分辨真假。

然而，这些鉴别方法可能让人失望。2011年，曾有媒体报道过山东临沂生产的高仿品牌卫生巾，这些高仿品和真品在外观上极为相似，记者在街头临时邀请25名消费者测试，绝大部分人无法从外观上分辨哪个是正品。如果制假售假者用的材料再好一些，即使消费者能摸能闻，也很可能无法分辨真伪。

除了教导大家鉴别假货，还有媒体认为，乱世应用重典，专项严打该多来几次。然而，论文《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研究》的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蔡若夫认为，在从政策看，自1978年以来，我国在打假领域一直奉行的是严打政策，虽然抢险式、运动式的严打行动常有，制假售假却屡禁不绝。在有的年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案件数还急剧上升（2012年，全国审判机关受理的相关案件数量为0.74万，比2011年上升了214.36%），这说明严打并不能对违法分子产生多大的震慑力。

此外，这些假冒卫生巾主要销往农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区处在监管盲区。曾有卫生巾经销商表示，他在卖正规产品时,经常有下家问他,能不能搞到一些低价的正品,在圈内人看来,这便是“求假货”的意思。这些下家有需求，自然就会有供给，严打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供求关系。

在我国，仿冒名牌卫生巾并进行销售，可能触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产品罪，如果产品质量不合格（卫生巾属于一次性卫生用品，应符合国家《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还可能触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该罪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和没收财产。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依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中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打击，不可谓不严厉。

不过，这种严厉只体现在最高刑上，一般假冒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却很容易“逃过”刑罚，这是因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接不严密，法网有漏洞。

在我国的侵犯商标权犯罪有三种：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三种罪均有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要求。

在司法实践中，造假者常常不开具进货、售货单据，不留进货、售货记录，库房存货与销售现场分离，缺少证据，确定数额就比较困难。无法确定金额，只能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对制售冒牌产品，行政处罚了之。这意味着，即使制假售假者被抓，只要当时手中的假货不多，就很难被判定为犯罪，这无疑是在变相激励制假售假者铤而走险。

相比之下，美国构成侵犯商标类犯罪的“门槛”远低于我国。美国刑法对商标类犯罪没有数额标准的要求，一般只要存在主观故意和侵权事实，就可以构成犯罪——《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20条规定：“明知某商品或者服务使用了伪造的商标或者与伪造的商标有联系，而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该服务，构成犯罪……”

如果中国不能像美国一样，对所有侵犯商标类犯罪降低门槛，至少应该考虑对卫生巾等特殊商品降低入刑门槛。毕竟，卫生巾的质量安全和女性健康关系密切。世卫组织的调查显示，全球约80%的妇女患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其中50%的患者使用过不洁的卫生用品。

对事关公共健康的重要商品，降低入罪门槛，也并非没有先例。2014年，为了打击制售假药，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发布司法解释，规定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不设入罪门槛。如果卫生巾也能享受药品的“待遇”，对制售假卫生巾的犯罪分子来说，无疑会有巨大的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