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鸦片种植 作者 金光华民国时期的鸦片种植 作者 金光华

《邛崃经纬》

金光华

罂粟是一种植物，全草所含的白色浓浆液即是鸦片（大烟），人们称种罂粟为“种鸦片”或“种大烟”。鸦片本是一种麻醉止痛药，是西医外科手术所用的止痛麻醉剂，而社会上一些人却把它作为“提升精神”的兴奋剂出售。从熬成膏状在清烟灯上抽烧，逐渐到加入化学药品制成吗啡抽，或制成丸（片）剂口服、注射。后来又有唆唆、海洛因（粉剂、针剂）、冰毒等多种制剂。吸食者从闲抽，逐渐成瘾。吗啡、白粉及提炼精制的海洛因吸食一至两次即可上瘾。烟瘾大者当成每日必食的饭食一样不可缺少的“救命品”，人们称其为“吸毒者”、 “瘾客”、 “烟鬼”、“烟灰”。

吸食大烟者不仅要耗费大量钱财，且体质严重削弱，成为青脸壳瘦的病夫，无论男女长期吸毒，不但自身寿命短暂，而且遗传后代。20年代原何家乡一人家男主人吸大烟，六个女儿，有五个在二十多岁至三十多岁时，就短命死了，剩下一个也只活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人们把吸烟（鸦片）者都叫烟鬼，形容其面容不像人，活像鬼一样的形象形容。

据传鸦片原产印度和南美等地。原印度是“英联邦”殖民地，又是鸦片大量种植的地区。清代前期即从那里的“联合东印公司出品”标明为“公班士”的货物大量输入中国。这不但大量掠夺中国的银钱，更是为削弱中国国民体质。真是一箭双雕，既掠夺中国金银，又使中国人成为弱不禁风的“东亚病夫”，以利其实现殖民统治的目的。中华民族有识之士洞察到殖民者的诡计，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力主禁烟，进行“虎门销烟”，从而发生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以闭关自守、腐败无能、落后软弱的清政府失败告终，并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门户开放”，外国正式把鸦片作为“商品”大势倾销中国。据《成都历史》（乡土教材）记载：“1840年前，鸦片已从英国占领的印度，由云南流入，成都、大邑等县已有人种植罂粟。”这样，自清中叶——民国末代的100多年间鸦片在中国种植不断扩大，成为殖民者带给中国的一大祸害。至民国末年，邛崃西南山区与丘陵地区，如火井、夹关等地，鸦片成了田地里的“庄稼”。当时，临近的西康省地区更是年年种，年年收，成为商家和普通人求财心切的一项主要交易，火井（高场）更是一个贩卖鸦片的大市场。

一、鸦片的种植

罂粟种籽是泊来品，全株有根、茎、叶、花、果，种籽是跨年生高等植物。种籽细小呈猪腰形，有白、灰白、淡红等不同品种。种籽虽小，可生命力与适应能力极强，保存几十年都能发芽成长，而且不择土壤、气候。在我国热带、温带，亚寒带地区，南方北方，高山平原，凡是能种庄稼之处都能种植。在邛崃及与西康相邻的天（全）、芦（山）、宝（兴）一带有早熟（乌花），中熟（二红花），晚熟（白花，又称三烟）等品种。早、中熟种鸦片全株高120公分左右；晚熟种全株高170公分左右。淡灰色、叶轮生、带大缺口，全绿色，孕蕙抽苔后顶上长一顶椭圆形（早、中熟种）或扁圆形（迟熟）的果子为“烟桃子”（内为种籽）。围着烟桃子对生四瓣自立花瓣，桃子合围在中间成为整体。早熟种花为乌色、中熟种为二红色，迟熟种为白色，花色鲜艳，美丽非凡。花瓣高６－８公分围着中间的烟桃子，整花直径６－8公分。花期10多天，烟桃逐渐长大花瓣即凋零。烟桃趋于成熟，外壳变硬，呈灰白色，即可收获。在邛崃，罂粟从“霜降”下种到跨年后的“立夏”节后生植期170天左右。种植为窝播，每窝需有幼苗７、8株以上（缺窝时补栽不易成活），中间经间苗，定苗每窝留１至２株。施肥用猪粪和草木灰，间苗、定苗和壅土时各施肥一次。壅土肥以草木灰和菜籽饼（油枯）为最好。罂粟种植用肥最难掌握，肥轻了苗子纤细，高只能长到50至60公分。烟桃也只有拇指大，很难取到鸦片（正常的烟桃直径都在３公分以上）。施肥重了植株猛长，烟桃也更大，反而成为油桃，不出浆液，难有收成。

二、鸦片的收获

以往因技术限制，无法全株提取。唯有从“烟桃子”上割（称割烟）、收（称收烟），有割、收两道工序。割烟——工具是一种专制的割烟刀。用长约８到９公分宽约１公分多的硬竹片，一头削成斜形，小锯成约两公分长的锯口，以五片磨成四十五度斜口的薄铜刀片（青铜片更好）嵌入，外露约一毫米的刀尖。使用时只有刀片尖插入烟桃外皮，从上往下划五条细线，浆液即从线口泌出成一片，布在烟桃上，很快由白转红、变黑。隔天割一次，头天下午割，第二天清早开始收。收烟用的是铁匠打的长约８公分的镰刀形纯铁制小烟刀子，使用时在烟桃上轻轻刮取，大烟即附着在刀上面。刮到堆满烟刀时，即把浓浆烟液刮在腰部的“烟梆梆”里，再继续收烟。收烟当天如果是晴天更要早动手，怕太阳出来后烟桃上的烟液晒成“干锅巴”，难于收取。如果头天割烟时当夜下雨，割出的烟液被雨水冲掉，很少收成。所以收获大烟流行的话是：“发财不发财，要看天气来不来（即好不好）。”“割烟收烟，运气靠老天。”割烟或收烟技术要求虽不算高，主要是动作快，熟手一个人半天可以收割0.4亩以上，一般人只能达到0.2亩。鸦片产量，一般每亩为11到15两（时以16两为一斤）。以迟熟种白花产量为最高，而且烟色黑红粘性强，气味特浓，熬制熟烟吸食的收成率可达60%以上。地区产品则以新街烟（阿坝州小金县一带）为最好，烟劲大、香味浓，熬制收成可达80%以上。

三、鸦片的吸食

刚收成的烟还是“生货”（原料），还要经过加工，熬成熟烟才能吸食。即将大烟经开水溶化，用土纸过滤，适量加入原吸食留下的烟灰，在小锅内文火熬成糊状的清烟（熟烟）供吸食，当地货收成率只有60%左右。抽烟有一套专门点菜籽油、套玻璃罩的烟灯、烟枪、烟钎、盛烟盒等。吸食者横躺床铺上用烟钎挑上熟烟在烟灯上边烤边搓，搓成鼠粪样的泡子，粘在烟枪（即烟斗）上靠近烟灯边烧边抽，逼着气使烟雾全吞入肚内过瘾。烤搓成一个烟泡得要７－８分钟，吸食一个烟泡子为“一口烟”，瘾不大者２－３口烟即过瘾。有的“大烟客”，一天到晚想抽就抽。40年代油榨一个姓杨的大瘾客，20出头还未结婚成家，每年约300田所收的地租的粮钱都在吸大烟上耗光，为全乡的第一大瘾客，人称“烟王”。吸烟上瘾者，像吃饭一样天天离不开。有钱者坐吃山空，有势者诈欺百姓，甚至为盗、为匪，杀人放火。有的卖苦工、下苦力的人，好不容易挣点钱，但因吸烟花光，不得不为非作歹，最后被处死者有之。

30年代原何家乡小地名盖枝上（现毛河村），一个人称“寇幺爷”的富裕人家，因抽烟彻底破落，成为人们引以为戒的典型。人们问他：“好田好地卖了干啥？”寇答：“卖了田地好游天涯。”“大瓦房卖了干啥？”“住草房好种冬瓜。”“花铺盖卖了干啥？”“盖棕毯手头有抓拿。”“大花床卖了干啥？”“睡地铺娃娃好爬。”“卖了妻子咋个办？”“单身过活没牵挂。”“卖了娃儿又咋办？”“免得我再供养她。”为了吸大烟，不顾一切，貪婪无尽，失去人性，丢掉人格，灵魂肮脏，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这姓寇的最后弄得家破人亡，客死他乡。

当年吸烟者普遍吸熬制的清烟（熟烟），有吗啡可作烟抽，也可口服或注射，还有唆唆加化学药制成的“砒子”等，价格昂贵，使用不普遍。

四、鸦片买卖

民国年间种鸦片时期，因为也在讲“禁烟”，大烟不好在公开场合买卖，都在乡场上的屋内或附近人家悄悄交易。有熟人的购买者到乡下人家购买。因纸币随时贬值或作废，往往都是以物（大烟）换物（各种用品）为主。正当鸦片收获的１－２个月内为烟会期。外来购货的络绎不绝。外地的亲戚朋友、熟人等，则带些东西来赠送种植人家，走时主人家即送些鸦片表示表示意思，实际是变相的交易形式。种烟地区的场镇，商贾云集，热闹非凡。

枪枝因烟大量流入。1942年前，枪枝流入很少，那年不管山上和平坝满种都有收成，地方势力和土匪都大量购买武器，扩大自己的势力，老百姓也有购枪枝自卫。枪枝有交易市场，国产汉阳造、新式枪、驳壳手枪７－８两烟一支。巩县和重庆造“中正式”（仿二四式）都要10多两烟一支，而德制骑枪每支则需40－50两，德国加快、罗汉驳壳枪和意国梭板儿枪每支则需要百多两烟。1949年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入川，大量卖枪（换鸦片），更有美制卡宾枪、加拿大冲锋枪、汤姆逊冲锋枪、布朗宁机枪、加拿大机枪、价格都很便宜，每支冲锋枪10两烟，机枪20——30两。由于枪支泛滥，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吸烟者普遍，由于是产区，价格不高，吸烟习以为常，成为家常便饭，每个小村落和城市都有一定数量的吸食者。上海、南京、重庆、成都等大城市都有吸烟者。鸦片有销售市场，买或卖都好办。最关键是运輸难度大，有势力的人做此生意，运送时有武装保护（称烟帮）。其他人运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有土匪队伍临时凑成的抢劫队伍（坝坝会）拦路抢劫，还有区丁、乡丁（区、乡武装人员）设卡检查。只要发现运输鸦片，即以“禁烟”名义没收（上交少数，大部私分）。做鸦片生意者有被土匪抢劫丢命，或巡查者表示“积极禁烟”抓进监狱者，其实都在多方设法偷偷贩运大烟。由于鸦片运送难度特别大，所以地区差价也很大，产地到县城差别起码一倍，到眉山、成都等地要高两倍以上。

五、关于禁烟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更是衰败不堪，无力禁烟，外货大量倾入，泊来的种籽也在国内大量种植，这一祸害遗留至以后的中国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也发布了禁烟令“种烟者田土充公，保甲连坐”（蒋介石前任秘书杨永泰为其设计的“连坐法”）。即同一保（相当于村）、甲（10户为一甲相当于组）者都要牵连，同坐班房，严令禁烟。省县也出相关布告，区、乡也不断宣传，并常在大路上或赶场天鸣锣喊话不准种烟，声势不小，可是却禁而不止。30年代以后，西康地区都是当庄稼一年一种，邛崃地区在离人行大道较远的地方也年年有种植。1944春季，驻军出动“铲烟”，对坝上烟苗除掉一些，山沟一带即未过问，也称是“禁烟”了，这仅是做的表面文章而已。实际上，省、专区、县、乡官府，不但不积极禁烟，反而支持。因为种烟是为官者额外的“大财路”，所以，种烟除公粮外，还另立烟税（叫公烟），乡公所向县上包干当年应交数。乡公所再加码包与有势力者收取。1943年何家乡10个保，除乡公所自身收２个保外，其它都包给他人收缴。收公烟时乡公所及包收人都是带着武装人员逼老百姓交烟，并使用“出二、出六”的大秤（1.2－1.6两才算一两）。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敢反抗。1942年秋，何家乡一位姓杨的乡长还专门到各保召开群众会，叫大家不要担心，要多种烟。可是他势力弱，后来，乡长被别人挤掉，还远走他乡。人们说他是“自己卖力，别人得利”。除收公烟是为官者一笔大收入外，还有就是大做鸦片生意。邛崃张石如1947年起任西康宝兴县长，那里普种大烟，他又是做鸦片生意的大商家，从邛崃办大米和日用品去换鸦片，然后由军队保护运输的烟帮运抵邛崃，再转销远地。如1948年秋，张的烟帮至现水口蜂桶岩，被火井头目陈芷渊等的 “兄弟伙”（武装人员）组织的“坝坝会”（临时抢劫团伙）抢走大烟12背（每背30斤）还只是烟帮一小部分。各地驻军和土匪头子同样也做鸦片生意，自运自送，自然保险，所以这成了鸦种植禁而不止的最主要原因。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政府的强大攻势下，鸦片这一祸害人们身心健康的毒品才得以消声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