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中国人的“晚年恐惧”朱大可：中国人的“晚年恐惧”

    “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的方案，剥夺了辛勤劳作的中国人享受晚年幸福的基本权利，引发全国舆论哗然；清华女教授“15年义工论”，企图置数千万中老年人于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财务真空”，再度激起广泛民怨；而国务院出台的“以房养老”意见，因面临“七十年产权”等难以逾越的“路障”，更是触发强烈反弹，以致民政部不得不反复解释，以平息公众的怒气。但此类“养老金论战”，显然还将长期蔓延下去，持续折射着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严重焦虑。

    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而跟经济总量的飙升形成讽刺性对比，国家公积金管理不善，却拒绝民众自主选择优质基金管理机构，政府挪用和管理不善，其后果却要由民众买单，这似乎正在成为政府的基本策略。但它的功效不是为政府解脱困厄，而是腐蚀“中国梦”的内核，令其沦为一个难以企及的幻影。

    民族焦虑和社会恐惧，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心理危机。中国人的晚年恐惧正在不断加剧，究其原委，就是对朝令夕改的政策的高度疑虑，它折射出日益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有网民为三十年来的政府口号，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从“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30年前），到“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年前），再到“养老不能靠政府”（10年前），最后沦为“65岁再退休再说”（当下），政治承诺的戏剧性演变，向我们验证了行政诚信体系的凋谢。

    医保和养老制度跟民众日常生活，正在面临两大严重错位：重病高发和低额医保，跟高价医疗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通胀撬动的高昂消费指数，跟低微退休金之间，出现了严重失调。这两种失调，是导致中国人晚年恐惧的根源。

    鉴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执行，中国正在迅速成为老龄化社会，老人将成为人口构成的主体，而他们的权利和诉求，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倾听与尊重。中国目前有2亿老人（60岁以上），其中至少1亿人身患慢性病，而中国城市老人的贫困率约为23%，农村则高达近30%。他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处于不断动摇和消解的危机状态。在今天，如果你没有积蓄足够的钱，或者有孝顺的儿女作为依托，又有哪个养老院和保姆愿意来背这沉重的包袱？

    然而，恐惧不是中国老年人独占的心理感受。每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要面对自身独特的恐惧主题。这些截然不同的高低声部，汇聚成恐惧大合唱的涌流。人们行走在自己的家园，犹如行走在深渊边缘和薄冰之上。1987年，一帧《我要读书》的大眼睛女孩照片，引发了人们对乡村儿童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从那双好奇的眼睛里，流露了难以言喻的疏隔、戒惕和恐惧。而现在，这种表情已经从儿童转向老人，进而向各年龄层广泛扩散。

    幼年恐惧，则导源应试教育体制的严重畸形。在贫困乡村，人们惊恐的是教育缺失，而在发达的城市，人们担忧的却是教育过度膨胀、过度依赖标准答案，过度强调知识量和解题的顺从性，完全无视想象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无视正确的公共交往和表达方式、无视以普遍价值为基准的人类德行，由此引致“童年早谢”和“精神早衰”。有钱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作“教育避难”，而普罗大众却只能被迫跟这种体制长期周旋，最终沦为它的痛苦祭品。

    青年恐惧，则多缘于天文数字的新生活预算。大多数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尤其是在非出生地谋职之后，被迫要面对结婚、购房和生育的沉重经济压力，而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北京这样的城市，出现了数十万大龄未婚群体，因为终止婚姻计划，是卸下生存重负的唯一方式。

    中年恐惧，是关于迅速增长的癌症发病率的惊骇，尽管卫生部矢口否认，但许多网民在微博交流中都透露，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圈里，肿瘤患者在不可遏制地迅速增多。这癌症景观是令人惊骇的，它不仅制造死亡，而且描绘着整个民族的悲剧性面容。

    本文所陈列的景象，只是所有现实恐惧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政府丢失诚信度，而公民没有安全感，这是国家总危机的危险先兆。在日益逼近的老人化时代，养老金一旦处置不当，可能会成为压垮改革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决策者须以更高的智慧来解决这一难题，而非放任它对国家诚信的侵蚀。所幸的是，恐惧感只是一种心理警报，坐拥11万亿年度财政收入的富庶政府，必然具备足够的社会保障能力，而它的唯一方式，就是放弃以延迟退休和提高缴纳养老金额度来转嫁危机的策略，履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承诺，建立完善健康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修复政府诚信体系，让恐惧从民众的眼神里彻底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