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评我议] 女记者跳楼死——、200位媒体人呼吁开除其未婚夫：秦香莲症候群要不得女记者跳楼死——、200位媒体人呼吁开除其未婚夫：秦香莲症候群要不得

虽然已经被明确定性为自杀，但是在家属和朋友看来，女记者的死肯定与她的未婚夫脱不了干系，一个很可疑的点是死者生前和她的未婚夫有一段28秒的通话，据其未婚夫潘某称，这段通话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话，但显然这一说法无法说服女记者的家属和朋友。而在媒体同行们看来，潘某在事后的采访中不仅态度冷漠，而且故意扭曲事实，更坐实了他在整件事中的责任，必须加以追究。

但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追究责任又行不通，一来他们没有正式结婚，在法律上没有婚姻关系的约束，二来也无法直接证明女记者的自杀是其未婚夫潘某故意刺激，且未加阻拦的结果。所以很难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来追究潘某的责任。既然法律途径走不通，又不忍看到潘某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媒体人就只好动用手头的资源来对他进行惩罚——用舆论来引导和打压。所以才出现了开头所说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一举两得，既可以形成舆论压力，又能利用媒体行业来“要挟”电视台进行惩罚。

由此可见，公开信其实是媒体同行们既想惩罚“渣男”又没有找到其他合适办法的结果。

公开信中，媒体人一方面强烈建议电视台“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又要求立即将这两个有损新闻操守的人开除公职，并且让他们赔礼道歉。且不说私德与职业道德是两码事，挂钩起来并不妥当，事实既然都还没有被查明，又何来惩罚之说？可见，前来声援的媒体人心里早已认定一个事实，一心只想要开除的结果，而不管过程。这样一种用大字报、扣帽子来打压和攻击别人的方式值得警惕。

如上所说，这件事在法律层面讨论的空间不大，最后只能在道德层面进行谴责，但是仔细阅读这封公开信，你会发现它已经超出了道德谴责的范畴，实际上是在利用舆论来进行打压和要挟，甚至动用权力私刑。比如，该信件写道：“我们恳请和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将这两个有损新闻操守的人开除公职，并向丹丹的家属和朋友们诚恳地进行公开和书面赔礼道歉……　否则，贵台之声誉将因二人而永远蒙羞，为业内所不耻！”

这样的行为逻辑可以称之为“秦香莲症候群”，是传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告御状、利用权力进行酷刑的现代版，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潜藏着很大的危险性。在之前的一些热点争议事件中，“秦香莲症候群”已经有所浮现，但是这么大张旗鼓，又是由媒体人来操持，就显得特别不同了。

首先，媒体资源是社会公器，不应该为私人所用。在这一事件中，由于自杀的人是记者，所以媒体人纷纷为之愤慨，呼唤正义，这是变相的公器私用。另外，这封公开信还利用潘某供职单位是电视台，同属媒体圈的关系，动辄以破坏媒体行业规范来进行攻击，也让人不耻。试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非媒体人身上，还会有这么多媒体圈朋友来愤慨谴责吗？

其次，200多位媒体人的联合声明，其实是站在舆论制高点，发动舆论谴责，必然会对当事人产生很大影响。目前事实未清，就无端地把所谓的“小三”给拉下水，这显然是暴力了。

再次，用权力私刑的方式来进行惩罚也很容易走向不可控的地步。从目前来看，公开信只是要求电视台开除潘某和“小三”，但是开除之后呢？会不会又有人觉得惩罚力度不够大，应该让媒体圈永远封杀他们，永不录用，甚至会不会采用更加极端的方式来打压，从目前公开信的语气来看，这样的结果并非不可能发生。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惩罚方式一旦开了头，很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示范作用，以后出现类似事件，都有可能要求打击式惩罚。

私事和公事，私德和公德是需要谨慎分开，不能混为一谈的。今年年初，有个日本议员因在妻子怀孕期间出轨在国会道歉辞职，也是因为政坛人物对公众的愚弄和欺骗是犯忌的，他一直在公众面前卖好男人的人设塑造形象。所以，公是公，私是私，这么浅显的道理，却行不通了，这不是时代的倒退是什么呢？

说到底，整个公开信事件涉及到的根本问题是，在法律缺席的领域，道德谴责的边界在哪儿，我们进行道德谴责的姿势又是什么，未加规范的道德谴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社会生活当然不能没有道德规范，对忠诚等美好品质的追求与维护是需要的。比如，伦理学关于此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是认为道德谴责是有必要的，对社会不公义事件的批判，目的在于创造更好的结果，让当事人悔过，让大众知道不可这样做，共同去维护社会的美好秩序；另一个则认为道德谴责在于维护社会的共同价值，对破坏社会共同价值者进行谴责。

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舆论对当事人行为对错的讨论和态度表达，而不是要求公家对当事人进行实际的处罚，这便不是道德谴责，而是道德审判、道德私刑了。从现实生活的案例来看，道德谴责很容易走向情绪化，而情绪化的结果就是罔顾事实，选择自己相信的部分，并且肆意扩大，所以谴责的尺度，应该谨慎，对于非公众人物尤其如此。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拿着道德大棒，喊打喊杀，这样的效果恐怕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