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评我议] 陈天桥给加州理工捐1亿美元，是“典型的错误”？陈天桥给加州理工捐1亿美元，是“典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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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捐赠私人财产，是陈天桥夫妇的私事，不必接受公共舆论的检视，更不必接受站在国家高度的审视。这次捐赠，更可能是陈天桥的个人兴趣，企业家对前沿科学有兴趣是好事。[/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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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中国大学难募私人捐赠，和国有办学体制、科研经费机制有关，不透明让富人望而却步。更和高校没有募款传统，不懂方法，不积极主动相关。募款是门技术活。[/url]
  

这个捐赠有没有错，咱们先不谈。可以先谈一个现象。近几年，只要有中国富人给国外大学捐款的消息传出，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为子女录取买单”。不可否认，美国排名靠前的一些高校，确实有吸纳校友捐赠，并对校友子女优先录取的传统，但这一点对加州理工不成立。

加州理工学院更像是一个科研机构。它明文规定录取不会参考种族、校友、捐赠等因素。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表示，这世界上没有哪个土豪会弱智到送不成器的孩子去Caltech（加州理工学院）受苦的，同样的钱去读常青藤不就完了？

在将盛大游戏和盛大文学出售后，中国互联网最早一批的风云人物陈天桥，就云淡风轻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中，除了在网瘾少年这样的话题时，被当做“始作俑者”拉出来批斗几句。

陈天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这两年他拼命学习脑科学知识，已经见了斯坦福、哈佛、加州理工、麻省理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长，也和国内的知名大学交流过。在2015年春节，陈天桥甚至托人从复旦大学借了20多本脑科学基础教材。

这种巨大的学习热情，是需要兴趣作为强力支撑的。这个兴趣和他做游戏时的经历有关。据陈天桥介绍，盛大游戏最多时上千万人同时在线，如果改一个游戏数据的输入，有的玩家就崩溃了，有的人就上来闹事，有的人则觉得很开心。同样的输入，经过人的大脑的处理，会输出不同的感觉，最后引导你的行为。“信息输入和输出之间，我们的大脑怎么处理？我们对它完全未知。”

当然，这可能不仅是陈天桥个人的兴趣爱好，他认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脑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他要提早布局。

饶毅批评陈天桥夫妇的捐赠行为，更像是从国家层面出发的。饶毅曾经给出过一组数据，说美国每年投入神经科学研究的资金是50亿美元，中国是2亿美元，只有美国的4%。言下之意是中国更需要这笔钱。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存在两处不妥。

其一，捐赠是陈天桥夫妇的私事，不必接受公共舆论的检视，更不必接受站在国家高度的检视；其二，脑科学研究，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对科研工作者自身有竞争，但对全人类而言不存在竞争。中国人一直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受到美国科研进步的好处。把目光只局限在一国，稍显狭隘。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在接受捐款后表示，“本校与这对夫妇共享着同一个愿景。我们都坚信通过对大脑的科学洞察，从而使我们更深地理解人类如何感知世界，以及技术干预如何改善人类体验。”

为什么不捐给中国大学，似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今年3月，陈天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曾经要捐赠给某大学一笔资金，对方开始很高兴，我们说希望你给我一个报告，结果就不给。问题出在哪？他们还是不缺钱，没必要和我打报告做乙方。

是不是真的不缺钱，不得而知，至少从态度上看不像缺钱的样子。陈天桥认为，中国大学得不到私人捐款，是国有办学体制、科研经费机制遏制了整个民间慈善。直接点说，陈天桥即使不愿给国内高校捐款，也是被逼出去的。

反看加州理工学院，他们有一个叫做发展与研究所关系的部门（Development and Institute Relations），负责与捐赠者和潜在的捐赠者合作，建立一个良好的支持环境，“使资金资源与学校的愿望相匹配，所有的支持者都能够充分参与，享有知情权”。

我国高校的造富能力并不差，2014年，仅清华、北大两校培养的亿万富翁就分别达132位和125位。但是，一些富豪在选择捐款时，并不会把国内高校作为首选。2010年，耶鲁大学2002届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万美元，这一举动遭到多数网友非议。原因在于，张磊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不捐给人大而捐耶鲁就是“忘恩负义”。

在接受捐赠后，捐赠者以何种方式监督资金使用，捐赠资金怎样公开、透明地使用，这些问题在国内大学都不清晰。连捐赠前让你提交一个资金使用规划都不肯，还想在钱撒出去后监督？想给国内大学捐赠的人，在心里不得不掂量一下，我这样做有意义吗？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中国大学之所以收到的捐款少，和他们自身募款意愿、能力低有很大关系。著名美国脑科学研究所冷泉港(ColdSpringHarborLab，CSHL)神经科学主席AnthonyZador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为什么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得到了这项捐赠，很显然是美国大学接受私人慈善捐款的历史更为悠久。”

这话说得一点没错，在美国大学，校长、院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募款。清华大学潘庆中教授举过一个例子，他有一次和几位老师去麻省理工学院见一位院长，“我们早上见的他，他说中午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因为他要从波士顿飞旧金山，晚上要跟旧金山的一位捐赠者一起在机场吃饭，吃完饭以后他在机场的酒店过完夜，第二天一早再回来。你想，他用6个小时飞过去就为了吃顿饭，睡一觉，再用6个小时飞回来，就是募款去了。”客观地说，中国大学有些校长和院长的观念还没转变过来，觉得“管人要钱”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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