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稿】纱縠行既不是三苏的出生地也不是三苏的居住地【修改稿】纱縠行既不是三苏的出生地也不是三苏的居住地

      学者们争论不休，说眉山城纱縠行不是三苏的出生地便是三苏的居住地，我却以为，纱縠行既不是三苏的出生地，也不是三苏的居住地，而是程夫人的经商商行。

      先看这篇文章：“昔吾先君夫人僦宅于眉，为纱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乃已，人以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问者，闻之欲发焉。会吾迁居，之问遂僦此宅，掘丈余，不见瓮所在。其后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苏轼《东坡志林·先夫人不许发藏》

      什么叫纱縠行呢？纱縠行是卖轻细丝织品的商行。注意：不是卖原材料蚕丝的。纱縠，指代轻细的丝织品，没有棉纱及其制品的意思。纱，古作“沙”，指绢之轻细者，取自《周礼·天官内司服》：“周王后夫人之服，以白纱縠为里，谓之素沙。”非现在之棉纱，那时棉织物还未出现；縠hú，绉纱一类丝织品，历代以来，西南一带的女子头部喜包绉纱帕，由丝织品逐步由麻纱织品取代，需求量极大，故卖绉纱历代走俏，甚至苏轼在《梦南轩》里，干脆把“纱縠行”叫成“縠行”，可见该商行应是以买绉纱为主，程夫人经商的选项极佳。行，商行，商店（多指较大的），没有集市的意思。何况眉山就是发展到九百多年的解放前，也只有绸缎铺、蚕茧市和布市，没有纱縠市，只在“赛宝会”（今叫交流会）上，才有几个卖绉纱和绸缎的摊子而已。

      苏轼的文章告诉我们，程夫人在眉山租了一所住宅，改成为纱縠行。纱縠行是干什么的呢？是经商的，下文就印证了，“二婢子熨帛”的“帛”一词就透露了这个信息，“帛”丝织品的总称。即使苏家很富，几个人全做绸子衣服，难道用得着“二婢子熨帛”吗？这只能说明“纱縠行”是苏家开的卖轻细丝制品的商店，是做生意的，不是居住地。烫熨丝织品是在打扮商品，只是为了出售。

      纱縠行是什么时间出现的呢？《三苏年谱》说：“景祐2年乙亥（1035）：苏洵二十七岁。苏洵始大发愤，刻苦读书。”司马光在《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中说“府君（苏洵）年二十七犹不学，一日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府君由是得专志于学，卒为大儒。”景祐2年（1035年），苏洵二十七岁了，才告诉夫人程氏说，他想学，但担心会“废生（废弃生计，饿肚子）”。程夫人毫不含糊，表示愿拿生计来累她，行动上“即（当时）”就拿出服玩卖了來处治生计。怎么治生的司马光没说，儒家很轻视经商，对经商讳莫如深，苏洵也是这样，即使给妻子作祭文，也绝口不提纱縠行，似乎感到羞耻，这证实苏家也绝不会住在纱縠行里。但是从小生活在眉山城内的程夫人来说，耳濡目染，深知经商的重要性，要担负全家的生计，只有走经商之路。当时卖服玩经商都只有在眉山城。所以一个“即”字，就可以认定“昔吾先君夫人僦宅于眉，为纱縠行”的“昔”是景祐2年（1035年），那时苏轼还没有出世。“纱縠行”，附近的县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这么古董的名字肯定为苏洵所取。

      纱縠行到底开到何时止呢？有多种说法，我认为是在庆历五年（1045年）。苏家历来重视孩子的学习。王宗稷在《东坡先生年谱》庆历“五年乙酉（1045年）”条下按：赵德麟（赵令畤，与苏轼同朝为官，交往甚密的好友）所编《侯鲭录》云：“东坡年十岁（后蠢不可及的出版商加上一个‘余’字，成‘十余岁’，大谬，不从，以王引最早版本为准），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这是在拨股祠。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公（苏轼）生十年，而先君（苏洵）宦学四方。太夫人（轼母程氏，追封国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难道）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两件事发生在同年，苏轼十岁，苏辙七岁，他们的爷爷苏序七十三岁，再过两年就死了。当年苏轼、苏辙先是在拨股祠由苏洵管，后苏洵要“宦学四方”，对两个儿子必须要有所交代才会走，否则拨股祠已经没有人来管苏轼苏辙的学习了。这时苏家已经富了，已经建起了三苏祠，不必再为生计发愁了，所以程夫人才放弃了纱縠行的生意，退了“僦宅”——“纱縠行”，把家从拨股祠迁到“纱縠行宅（三苏祠）”（ “会吾迁居”即指此），把精力抽回来教育儿子。这样才会静下心来，才有多的精力，才有“太夫人亲授以书”教苏轼，才有“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之事。如果还在经营纱縠行，哪里还有闲心教苏轼和读《东汉史》？所以我认定纱縠行停开的时间为：庆历五年（1045年）。纱縠行共开十一年。

       纱縠行苏家经营期，三苏到底住没住那个商店里？没有。理由如下：1、前面我已经说明了，儒家有轻商思想，尤其像苏洵那样的老夫子，从《苏洵集》来看，正统儒家，不齿染指商业，他一生提都没有提过纱縠行，更不可能住在商店纱縠行里。2、苏洵不可能让他的儿子们接近经商，沾染经商思想，打死也不会，“昔孟母”都要“择邻处”嘛，老苏难道不吗？3、“僦宅”后，苏东坡的母亲把住宅改成商铺——“纱縠行”，就不再是住宅了，所以三苏也不可能住在那里，因此才没有直接介入“不许发藏”之事。4、商务活动喧嚣，不宜三苏读书。以上均说明三苏不可能住在纱縠行里，也说明他们是由三苏场拨股祠、直接迁到眉山城三苏祠的，而且没有在纱縠行中转过。停开纱縠行后，三苏才迁居到三苏祠。

三苏成名后，“纱縠行”也出名了。眉山人“行”、“巷”读的音节均为hɑnɡ，“行”为阳平，“巷”为去声，读音很相近，误把“纱縠行”理解为“纱縠巷”，后来竟把邻近的进西门左边的那个小巷、叫成了“纱縠行”，而且还传承了下来，竟忘了传那家住宅开过“纱縠行”。

       纱縠行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无法考证确指了，我们只能从苏轼的文章里面探索。苏轼在《天石砚铭（并序）》中说：“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又在《东坡志林·梦南轩》中说：“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园中。”可见“纱縠行宅”或“縠行宅”，确系苏轼所说，“纱縠行宅”只能证明是苏轼十二岁时的居住地，没法证明是三苏的出生地。到底怎样理解“纱縠行宅”又是一个问题。“纱縠行”和“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纱縠行本来是宅改成的，如果它们是同位关系，即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宅指纱縠行，纱縠行指宅，还不如直接叫“纱縠行”，偏要多加一个“宅”字，加一个“宅”字，又没有增加减少什么，把汉文字用得出神入化的苏轼，也不可能那样遣词造句，所以应该理解为修饰关系，即“纱縠行”修饰限制“宅”，意思是在纱縠行那里的宅子，也就是现在的三苏祠。再说“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和“遍历蔬园中”，纱縠行不可能有吧，“南轩”，也确定只有三苏祠才存在，这些都证实了“纱縠行宅”就是三苏祠。再说苏轼在《东坡志林·先夫人不许发藏》中明确告诉我们，先夫人租了一所住宅，改成纱縠行，“会吾迁居，之问遂僦此宅。”可见苏家迁居时，程夫人退了“纱縠行”，而且退租前，又恢复成了住宅，才有“之问遂僦此宅”之事。也可见那个“僦宅”的“宅”所有权不在苏家，房东一直在出租，苏家也没有心意买那个宅子，因为已经建了“纱縠行宅”，用不住为生计奔波了，苏家毕竟不是商家，况且房东也不一定卖。再回过头来说“迁居”，显然不能迁到开过“纱縠行”的那个宅子了，因为程之问已经从房东那里“僦此宅”了，只能迁到纱縠行那里的另外的宅子“纱縠行宅”，即现在的三苏祠。纱縠行和迁居的居所“纱縠行宅”（三苏祠）是两个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纱縠行”不等于“纱縠行宅”，纱縠行也不是苏家私第。当时三苏祠还没有名字无法叫出，纱縠行是不俗的有名商行，只有借用纱縠行来表述三苏祠，所以用“纱縠行宅”或“縠行宅”来表述三苏祠就顺理成章了。

       再回过头来说，纱縠行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只能推测，应该在眉山城下西街南侧离三苏祠最近的点上。为什么不考虑上大南街呢？因为传承为纱縠行的小巷，就在下西街尽头，而大南街却没有这种依据。

      综上所述，苏轼在告诉我们，纱縠行既不是三苏的出生地，也不是三苏的居住地，而是程夫人的经商地，“纱縠行宅”（三苏祠）才是他们的居住地，“所居纱縠行宅”就明确了是居住地。

      “纱縠行宅”（三苏祠）的位置，距下西街和上大南街的最近点均在二百米左右，离开街市喧嚣，孤零零地，苏轼苏辙有描绘，里面有蔬菜园地，种了松树和几百根长竹，堂上有四库书，门前也种满了竹子，还有许多鸟飞来飞去，苏轼《梦南轩》“遍历蔬园中”，还有“修竹数百，野鸟数千”、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松筠（yún竹子）南轩”可证。可见“纱縠行宅”（三苏祠）确实是一个居住读书的好地方，而绝不是经商地——纱縠行，从三苏祠最初规模来看，也仅有三苏读书生活的地方，三苏也从来没说过“纱縠行宅”经过商。

      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说，苏东坡“景祐三年丙子，先生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眉山县纱縠行私第。”出生年月日对，王宗稷已早有考证，有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的文字为证（见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但是“生眉山县纱縠行私第”，却没有论据支撑。傅藻《东坡纪年录》说，苏东坡“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公生于眉山县纱縠行私第。”你看，跟施宿的文字何其相似乃尔，纯属照搬施宿的，也没有论据支撑，不足为凭。

      “纱縠行私第”是借用来指眉山城三苏祠（当时还没有名字）的。苏东坡在《天石砚铭（并序）》中说，他十二岁时 ，在“所居纱縠行宅”空地中，与群儿玩耍。这就说明苏东坡十二岁时，居住在三苏祠，三苏从未说过他们生在纱縠行宅，同辈的人也没有说过，所以施宿说东坡“生眉山县纱縠行私第”没有论据支撑。要说孤证，这就是孤证，没有苏东坡及其同时代的人的文字为证，并不可靠，这是第一。

      第二，写第一部《东坡先生年谱》的是王宗稷，绍兴十年（1140年）他随其外祖守黄州，首访东坡遗迹，离东坡去世仅三十九年，东坡的儿子孙子应该在，东坡的出生地址容易知道，他都没说东坡的出生地，我怀疑是拨股祠当时那个小山的地名太不好表述了。苏东坡去世一百零八年后，儿子孙子都不在世了，外省已经没有调查对象了，竟冒出一个施宿，在他的《东坡先生年谱》里言之凿凿地说，他就知道东坡生在“眉山县纱縠行私第”，证据何在？他又没拿出来，仅有自信心而已。纯属误导。

      第三，施宿从来没来眉山调查过。在眉山千里之外，竟认定东坡“生眉山县纱縠行私第”，这除了说明施宿是在室内瞎猜的结论外，还能说明什么？即使两次亲来眉山拜谒三苏的陆游为《施顾注苏诗》作序，也不能证明陆游赞同了施宿在该书中、东坡“生眉山县纱縠行私第”的这个结论，作一个序就要让陆游对施宿的错误内容全部买单，那是不公正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以上几点看出，施宿说东坡“生眉山县纱縠行私第”并不可靠。

       苏轼同时代亦师亦友的李方叔（李荐），写了《师友谈记》，与孔夫子的《论语》相似，记录很多苏东坡的言行，可信度高，其中有一段话如下：

      苏东坡又曰：“祖父嗜酒，甘与村父箕踞高歌大饮。忽伯父封告至。伯父登朝，而外氏程舅亦登朝。外祖甚富，二家连姻，皆以子贵封官。程氏预为之，谓祖父曰：‘公何不亦预为之？’太傅（苏序，苏辙作尚书右丞（副宰相）追封苏序为太子太傅—引者注）曰：‘儿子书云，作官器用亦寄来。’一日，方大醉中，封官至，并外缨、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太傅时露顶，戴一小冠子，如指许大。醉中取告，箕踞读之毕，并诸物置一布囊中。取告时，有余牛肉，多亦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归。跨驴入城，城中人闻受告，或就郊外观之。遇诸涂，见荷担二囊，莫不大笑。程老闻之，面诮其太简，惟有识之士奇之。”   

                                                                                                  ——李荐《师友谈记》

       研究者认为，一个“归”字说明是回城中的家，证明原来苏家眉山城里有家。其实不能说明是回家。归者，返回也。只能说明苏东坡的爷爷苏序是从城里到郊外去的，接受封告后，跨驴返回城里。如果城中有家，封官怎么不直接送到家？难道苏序的儿子苏涣就不能接受封告？苏序等待封告，肯定出城不远，他有那么娇气，用得着骑驴吗？相反还可以证实他城中没有家，拨股祠又偏远且是丹棱辖区，只得苏序亲自来眉山城接封告。苏序是从拨股祠骑驴而来，到衙门报告约定后，驴无法寄存，或舍不得寄存，才骑驴出城喝酒等候。随驴两布囊，也是赶眉山城的常备之物。苏序很有心计，骑驴返城，做足了宣示之事。骑驴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从拨股祠跑到眉山城，苏家和眉山城的联系就有了便利的交通工具，苏家很便利在眉山城活动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段话是：

      李顺反，攻围眉州。公（苏序）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会皇考病没，而贼围愈急，居人相视涕泣，无复生意。而公独治丧执礼，尽哀如平日。太夫人忧甚，公强施施解之曰:“朝廷终不弃，蜀贼行破矣。”

                                                        ——苏轼《苏廷评行状》

       王小波、李顺起义于公元993年发生在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西）。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从者万余，占青城、彭山。不久，王小波牺牲，李顺继为首领。淳化五年（994年），李顺攻围眉州，苏序这个小地主，为了不被“均贫富”，“操兵乘城（操着兵器登上城楼）”守护，也不难理解。此时苏序恰逢丁忧，其父苏杲死了办丧事，要说这就证明苏家居住在眉山城中，也缺乏必然联系，苏序回拨股祠办丧事也并无不可，而且办丧事暂可不操心守城，才能“尽哀如平日”，也能够讲通。

      另外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说，昌言与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可以理解为，苏家在拨股祠时，和石家是邻居。苏辙《程八信孺表弟部符单父相遇颍川归乡待阙作长句赠别》：“我生犹及见大门，弟兄中外十七人。两家门户甲乡党，正如颍川数孙陈。”显然时间是在苏家富了，已经迁居到纱縠行宅，“两家门户甲乡党”后，才“我生犹及见大门”的。以上只能说明苏家在拨股祠和石家是邻居，在三苏祠则和程家是邻居，不是苏、程、石三家同居拨股祠。苏轼《送表弟程六知楚州》：“炯炯明珠照双璧，当年三老苏程石。里人下道避鸠杖，刺史迎门倒凫舄。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头山高暗松栎。”苏程石三家相好互相来往，并不等于三家同住拨股祠，互相交往，程家到拨股祠玩也可以发生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