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是一个猪狗遍地的盛世乾隆盛世是一个猪狗遍地的盛世

  
    我们历史上的盛世，数起来五个手指头都用不完，而且都很短命，最长的康乾盛世也就115年，和上下五千年比起来，不过是流光瞬息。

    这个最长命的盛世，却也是最尴尬的盛世。

    无论是与过往的自己还是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各个硬指标都可以睥睨古今傲视寰宇，尤其是建立在康熙、雍正二帝基业之上的乾隆盛世：经济总量巨大，GDP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远超过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人口空前增长，仅用了50余年人口总量便翻了一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亿，而这占到世界30%左右的人口却只依靠10亿亩的耕地来养活，堪称奇迹；政治稳定，所有对最高权力的威胁基本消灭殆尽；军事力量强大，对边疆的控制力前所未有，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高高在上。

    对于治下的这个辉煌成就，乾隆自己十分满意。公元1792年，在退位的倒数第三年，他借着大胜廓尔喀的捷报自称为“十全老人”，怡然自得地沉浸在盛世的喜悦里。

    然而这个盛世，却还有另外一副面孔。

    公元1793年，在乾隆自称为“十全老人”的第二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满怀着景仰和憧憬之情来到了中国。但一踏上这片神往已久的土地，他们便大跌眼镜：与想像中完全不同，他们见到的中国人大都形容消瘦面无笑容，沿途村庄贫困丑陋，百姓在官员跟前卑躬屈膝毫无尊严，弃婴随处可见触目惊心，军队装备落后士兵精神萎靡外强中干。

    即使到了1900年清朝的军队仍然是冷热兵器混用

    他们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就是：经济上贫富悬殊，大部分普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民生艰难；政治上专制统治牢不可破，一人在上万万人在下，百姓在统治者眼里不过是一群“奴隶和婴儿”。

    总之，正处在令乾隆洋洋自得地自封为“十全老人”的盛世中的中华帝国，在英国人眼里却“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个盛世不过是个“剩世”。

    那么，这个来自“船外之人”的负面评价，到底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不刊之论，还是出于“羡慕嫉妒恨”的恶意诋毁？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船内之人”又是怎么说的。

    就在这趟令英国人眼镜碎了一地的中国之旅成行的3年前，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道奏折，称他从云南回京一路所见，无不是一派官员腐败、财政匮乏、贫民遍地、民怨沸腾的景象，形势十分不妙。

    正被八十大寿庆祝活动逗得十分开心的乾隆，一下子没了心情。恼怒之下，他和尹壮图开了个赌局，要就奏折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以证明现在到底是盛世还是“剩世”。

    君臣对赌，千古未有。在皇帝的精心安排下，调查的结果自然没有悬念：形势一片大好，盛世局面前所未有，皇帝英明神武，尹壮图则是居心巧诈颠倒黑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革职留任。最后，尹壮图还是识趣地主动请辞，卷铺盖走人。

    这艘旧船，就这样错过了一次自检的机会——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可惜的，就算没错过，又怎样？

    那么，皇帝眼里的“盛世”，与英国人和尹壮图眼里的“剩世”，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答案是，都真实。

    但一个时代，又怎么可能有二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此中端倪，要把目光放到整个世界，才看得明白。

    乾隆时代所处的18世纪，正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同时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发源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使人类告别了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自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进入高潮的以法国为策源地的启蒙运动，对专制制度发出了猛烈的抨击，诞生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重要现代政治理念，并催生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

    两相对比之下，乾隆盛世完整而真实的面目，呼之欲出：假如只把头埋在传统社会的沙堆里，它的确是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但如果把头抬起来向外张望，就会发现，这个盛世不过是农业经济和专制统治这个老旧组合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是历史上所有“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在工业经济和宪政制度的崭新历史潮流面前，它不可避免地显得是那么的腐朽和没落。

    这个腐朽和没落的集中体现，就是乾隆一手缔造的皇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盛世的各个“硬指标”一起，同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对官僚系统，乾隆通过玩弄高超的权术和施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他们身上本来就已日渐式微的那一点儒学人格追求，摧毁殆尽，成功地将王公大臣们变成专制机器上一颗颗冷冰冰的螺丝钉；

    对知识分子，他更是如临大敌，以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从里到外对他们的思想言行进行“杀菌消毒”，消灭掉一切异见，把士人的脊梁都打断，牢牢地钳制住整个社会的思想；

    对平民百姓，他称皇帝、官员和百姓之间，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能反抗，就算上访也不能“越级上访”。他把这一套理论以谕旨的形式公告天下，直白地警告他的子民们安安稳稳地做好他们的奴隶——在他的高压统治下，他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标。

    乾隆时代的这个社会控制水平，假如技术条件允许，很有可能取法西斯、前苏联而代之成为“极权主义”、“极权社会”的始作俑者。

    这个“差一点”的“始作俑者”头衔，后果极其恶劣。它把“民众的权利剥夺得最干净、意志压制得最靡弱”，将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就在走下坡路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打进最黑暗的深渊，懦弱、自私、冷漠、缺乏自尊心成为中国人很久以来挥之不去的标签，凿好了令这艘“破败不堪的旧船”迟早沉没所需要的破洞。

    观察乾隆盛世这副完整而真实的面孔，马克思说过的“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否定人，把人当作‘非人’”，是对它最好的注解。在乾隆的盛世里，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形同猪狗——只不过，因为生活在盛世，他们还是要比乱世里的“猪狗不如”幸福而已。

    因此，乾隆盛世是一个猪狗遍地的盛世，国强而民衰，有物质而无精神，既繁荣又落后，既光鲜又丑陋。

    这样一个没有“人”只有猪狗的盛世，一个坚如铁板拒绝不同思想的盛世，一个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绝缘的盛世，一个与民主、法治等普适价值遥遥相望的盛世，必定是一个过时的、逆潮流的、最终被历史遗弃的“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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