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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播报] 新生代打工男孩:在“没出息”的日子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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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5 08: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1年的冬天,为了写硕士论文,我进入深圳龙华富士康打工,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打工妹。在车间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打工仔间“屌毛”的称呼。“屌”在粤语中是对男性生殖器一种粗俗的称呼。从2011年到2018年,我陆续走访了富士康在深圳、佛山、衡阳、郑州的工厂,发现尽管工厂所处的地域不同,富士康的男工私下都以“屌毛”相称。为什么新生代的男性农民工要这样称呼自己?带着这一问题,我开始思考世界工厂里的打工仔们如何活着。

打工仔成为电子制造业的主要劳动力

“女工比男工听话。”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国,生产了世界75%的智能手机和80%的电脑。电子制造业一直倾向于雇佣年轻的女性农民工。打工妹被贴上廉价、温顺听话、手指灵活、心思细腻等标签,被认为是流水线上的理想劳动力,而打工仔却往往没有这么受欢迎。

但是21世纪初,随着用工规模的迅速增长,女性劳动力逐渐供不应求,出现“女性农民工用工荒”。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7年广东省女性劳动力用工缺口达到139.86万人。由于无法雇佣到足够的打工妹,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雇佣年轻的打工仔,使得男性农民工逐渐取代女性农民工成为流水线上的主要劳动力。

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电子制造业男性工人比重从42%上升到53.9%。在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工厂富士康,男性工人的比重从2007年的36%上升到2017年的65%。在富士康近100万的员工中,有65万是男性。如果说10年前打工妹是电子厂中的主要劳动力,现在已经主要是年轻的打工仔在流水线上日夜劳作。

主人翁VS“屌毛”:打工仔的自我认知

“你也不过是一个屌毛。”

2017年10月的一个夜晚,阿飞在车间和同事吵架时,脱口而出这句话。在阿飞看来,屌毛不是一个好词。当他这样称呼对方时,他想羞辱对方,强调他和自己一样,在富士康体系里处于最底层的地位。这个词最早是在深圳的富士康工人间流行开的,没有人知道最早是谁使用的,但是却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打工仔所接受,成为他们对彼此最常用的称呼。随着富士康从南方扩张到中西部地区,这一称呼也逐渐在位于内陆的富士康工人间传开了。

作为一种工人自己创造的身份,“屌毛”的称呼代表了新生代打工仔的一种“自知自明”。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打工者,他们通常没有务农的经验,其中一部分曾跟随父母在城市中长大。与他们的父母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接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更容易接受城市的消费文化和个人主义。尽管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通常优于上一代农民工,但是他们对于工厂和社会的不平等制度往往抱有更深的不满和愤怒。他们对于自身的阶级处境也有着清醒的认知。像阿飞一样的打工仔显然没有将自己视为“主人翁”或者“工人老大哥”。相反,他们将自己和同事定义为卑微、无力、依附性的“屌毛”,以此形象地表达了对自己的劳动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无奈和不满。

“屌毛感”是根植于打工仔的日常工作体验中的。在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作被“标准作业流程”拆解、设计和规范化,工人的劳动高度简单、机械、重复,在劳工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阿飞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就是每天扫描电子产品的标签,并下载一个应用程序到产品上,这些动作每天重复操作1900次。他抱怨自己就像机器的一个零件,“整天就是那些枯燥的活,头脑空空,像个机器,很没意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让阿飞感叹,“每天的日子除了天气会变,其他什么都不会变。”

更让阿飞难以忍受的是严格的管理制度。在阿飞工作的生产车间,基层管理部门的会议室叫“战情室”,每条生产线每个小时的产量都会在电子显示屏上显示出来。如果工人没有达到产量要求,常常会面临被骂、写检讨、罚站等惩罚。阿飞和工友们把挨骂称为“挨屌”,把富士康的管理称为“屌人文化”。在车间里,挨屌已经成为工人的日常体验之一,“线组长经常开会,目的就是屌你,工作中稍有不慎就会挨屌。”在挨屌时,打工仔常常觉得自己“不被当成男人看待”。在屌人文化下,打工仔最大的体验就是没有尊严,他们的无力感、异化感和屈辱感不断强化。

但是,在阿飞看来屌毛并不是逆来顺受、懦弱无能的,反而代表着一种叛逆、桀骜的形象和气质。男工和管理者吵架、甚至打架的情况在车间和宿舍里时有发生。阿飞曾经学过半年的双节棍,是一名打架的好手。阿飞回忆了自己和线长的一次冲突:“(线长)骂我指到我头上了,那个最过分了。他直接把手指指到我的头上,然后我直接把他的手扳回去了。我说:‘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要动手,就到外面去!要单挑也可以,要打群架也可以!你这样不是在批评我,你是在侮辱我。’后来他道歉了。如果他不道歉的话,我一定会弄他的。这个不是工作了,是不把人当人看,那我不会放过他的。如果你太过分,我会相应地反抗。老子受不了那种气!”

与打工妹的抗争方式相比,男性农民工的抗争往往更为激烈化和暴力化。打架、伤人等事件在富士康屡屡发生。厂内甚至会出现大规模的骚乱事件。2012年9月23日,因为太原富士康的一名男工在宿舍被保安殴打,激起了工人的不满和愤怒。2000多名工人追打富士康保安,还破坏了厂内餐厅、工厂大门、厂区巴士等设施。骚乱最终造成超过40人受伤,太原富士康也因此关闭一天。在以男性工人为主的工厂中,资方强硬的管理方式会造成工人的强烈不满和怨恨,导致生产秩序变得更加不稳定。

爱情是把双刃剑

“打工富士康,休想娶婆娘。”

阿飞来自广西的农村。自从18岁从大专退学,阿飞已经在外面打工了10年。他去过五金厂、灯管厂、牙刷厂、电路板厂、音响厂,又进了富士康两次。但是打工一年又一年,阿飞一直没有存到什么钱。他期待着在30岁前结婚,但是又强调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与一代男性农民工的情况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谈恋爱、择偶是他们的打工生活的重要环节。谈恋爱可以转移对工厂艰苦生活的注意力,让苦涩的打工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有趣的是,富士康也意识到这一点。从2010年“跳楼门”后,富士康也开展了一系列以约会、恋爱为主题的相亲活动。在富士康建立的内部约会网站“鹊桥之约”上,有超过25万员工注册会员。通过鼓励员工勇敢地追求爱,富士康希望给工人呆板的流水线生活增添色彩。

但是对阿飞而言,感情常常会撞上钱这堵冷冰冰的墙。阿飞解释为什么自己不愿在深圳交女朋友,“一个月到手是两千多块钱,如果你是在外面找到一个女朋友的话,跟她在青湖这里租房的话,最少要600块钱,如果要阳台,可能要800块,你想想,一个月2000多的工资,房租花掉800块,你还有多少,是不是?这一点,我是看透了。”谈恋爱不易,建房结婚更是遥遥无期:“在老家建两层楼的话要20多万,3层的话要30万左右。这个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只是这样打工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单身是新生代打工仔的一个共同特点。阿飞的朋友小鸿当初为了找女朋友来到富士康,但是却在找女朋友的过程中屡屡碰壁:“我在富士康里面受的打击太大了!一开始喜欢哪个女孩子,人家就会问: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呀?市里面有没有房子啊?一谈就谈到这个了,聊到这些话题我就感到很自卑。不过这也确实是现实。在富士康里面,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没有一点社会实力,找女朋友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我知道金钱对我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由于没钱谈恋爱也没钱结婚,感到孤独时,阿飞也会和朋友们去舞厅和溜冰场占女工便宜。“我们去蹦迪,我们两个人去围一个女生,把她围起来,然后手上有动作了。在那个场所里,都可以乱摸的。”阿飞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性骚扰,“一般来这种地方玩的女生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她们心里很清楚的。只有想玩的人,才会来到这边。”阿飞说自己有时也会搭讪到愿意开房的女工,但是一夜情很难变为稳定的感情。阿飞也强调自己不会动真的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只谈激情,不谈感情。”

新生代打工男孩的未来

屌毛一词的背后是被掏空的劳动价值。

上一辈农民工还相信“劳动致富”,相信“劳动光荣”。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打工既不能带来足够的金钱,也不能带来多少尊严。尽管他们日复一日地努力工作,却仍然难以摆脱被视为loser的命运。值得担忧的是,他们也认同自己就是loser。

对于打工仔而言,他们面临的处境可能更为艰难。当今社会衡量一名男性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是他的经济收入。男性通常被家人和社会寄予更高的期望,男性被认为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需要通过为家人提供体面的生活以证明自己“一家之主”、“男子汉大丈夫”的地位。但是,工厂里的微薄工资让打工仔们很难承担养家的角色,也使得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屡屡受创。

迷茫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普遍状态之一。他们不甘于当前的处境,却也难以找到实现阶层提升的通道。提到未来的打算,阿飞和小鸿都表示在富士康的工作只是暂时的,他们甚至说长待在富士康的是“没有出息的男人”。为了挣得一条出路,阿飞想过加入黑社会,“现在年龄大了,感觉钱不够用,所以就有这种想法了。现在如果我去做正规生意,根本就赚不到钱的,最后都会亏本。……所以说,走正道走不了,只能走黑的。但是黑社会又怕被抓。”而小鸿更是流露出虚无主义的倾向:“我觉得人生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场赌博。因为现在像我这种人,就是要死不活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任何价值。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让我留恋。没房没车,也没有女朋友,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2018年春节后,阿飞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富士康。在外漂泊了10年后,他决定远离制造业工厂,在广西的建筑工地上做起了装修工。虽然工资略高于富士康,但是他的工作却变得更加辛苦。无论是在他乡还是故乡,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工地,打工仔的劳动都不被资本认可和尊重。兜兜转转过后,阿飞似乎依然没有摆脱屌毛的影子。作为理应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他却常常感到自己没有未来。

阿飞背后是千千万万个新生代打工仔。作为劳动者,他们是支撑中国制造的脊梁;作为青壮年,他们承载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如何让他们找到劳动尊严,重塑自我价值,是当下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只有建造一个尊重基层劳动者的社会,我们才有可能打造有温度的劳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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