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义奎撰：私塾

1054019296 · 发表于 2018-12-18 03:35

私塾

高义奎

私塾，也叫私学堂，是旧时农村的简易学校。那时山区很缺文化，办学堂只要能找到老师（那时叫“先生”）就很好了。私学堂一般都有当地名人承头议学，先生的薪米都由家长分摊，通常每生一年交米一斗，约合40斤。个别困难的可酌情少交，或交玉麦，等等。一切校务都由承头议学的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先生是一人一校，任意找个地方，或庙宇、或祠堂、甚至私家堂屋或走廊都可以，随便找几张旧方桌、长板凳一摆，就成了学堂。学堂没有办公室，没有黑板，更没有钟表。先生只需一张讲桌能教学生认字、读书、背诵课文就可以了。时间全凭先生看太阳和天气来掌握。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天，我就到学堂上学了，那时我才四岁半。学堂办在油榨乡的羊子山高德奎家的堂屋头，离我家约有四里路，有七八个学生。先生姓宿，名叫宿卓章，据说是大邑县墩义人。他头戴一顶黑色金绒瓜皮小帽，身穿一件灰布长衫，年约二十多岁，长得眉清目秀，和蔼可亲。第一天是我父亲背我去上学，那时叫“发蒙”。到学堂里，在先生的指导下，先跪拜“孔夫子”，其实就是一张红纸贴在壁头上，纸上写着孔子的牌位，之后，先生就给我起名字，当时叫“学名”。“高义奎”这三个字就是当时宿先生给我起的“学名”，听起来还可以。父亲走的时候，我扒在堂屋大门口伤心地哭了起来。但是，高德奎家的一只大黄狗拴在外面“汪汪”地叫，我也不敢出去，这一天基本没有读过书。

第二天以后，是我堂兄高义昌带着我去上学，他已经读过两年书了。中午就将带的馍馍在高德奎家汽热吃了。这天，先生教我读了“人之初，性本善”。我总是读望天书，只会喊，不会认。除读书外，宿先生还抱着我的手教我写“一、二、三”，一会儿就弄得一手都是墨，又用手去擦脸，结果弄成了“大花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宿先生又耐心地继续教我握笔、写字。那时读书的学生大都是提一个有盖子的竹编长方形的提篼，书和笔、墨、纸、砚等都有序地放在提篼里。就这样，在高德奎家读了约有十天书，学堂就迁到更高的苏家山上苏月华家的干坎上（走廊）了，还是宿先生教我们。

宿先生人很和气，他很少打学生，总是耐心教我们读书、写字。我们都很尊敬他，逢端午节和中秋节，家长总要让我们带点鸡蛋和点心之类的礼物给先生送去，这叫“送节”。先生也给我们准备一些纸扇、毛笔之类的小礼品。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学生人数也增加到二十多人。

我们每天的活动就是读书、背书，写一篇毛笔字，当时只有毛笔，根本就没有铅笔、钢笔、圆珠笔等。各人读的书大都不一样。就是相同的书进度也不一样，你读你的，我读我的，谁也不管谁。有的在读“人之初，性本善”，有的在读“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还有的在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旁人听来，只闻一片吵闹之声，什么也听不清楚。但当时却美其名曰“炒书”。除了读书写字外，根本不知什么叫历史、地理，更不晓得什么叫数学，也不知体育、图画为何物，从来也没有人教唱歌。背不得书就打板子，跪“孔夫子”。拿到一本新书，先到先生讲桌前单个教你一段一段地认，然后自己再一段一段地读，一段一段地背诵，这叫“背道道书”。书中夹着一张白纸，你背诵到哪里，先生便将进度记在你书中夹的书签上，以便下次背诵时，好从此开始，如此不断地向前推进。这样读完一本书后，便在先生面前一次性通背全书，这叫“温书”。否则，再反复读，直到“温书”过关为止。之后，便是“考字”，在“温”过的书末页，一般都在“封三”上的空白处，由先生写十个或二十个此书中的难认字让你一个一个地准确念出来。如顺利过关，就算你把这本书读完，那就再添新书。一般都由先生建议，家长上街到书摊上买来新书给学生读。如此往复，书越读越多。但先生一般只教书，不讲解。学生只会读书，不懂意思。因此，对私学里这样专门的读书，有人则戏称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读成一个书呆子。”

因为离家远，我们笕水沟的四五个同学，每天都带起玉麦馍馍或饭粑团到学堂里当中午饭。有一天，艳阳高照，天气很好。我们几个上学走到老蓬岭的山坡上，在一棵枝叶茂盛、高大挺拔的青㭎树下，大家想中午到这里的草坪头来玩耍，就一齐把玉麦馍馍拿来挂在青㭎树上，弄些树叶来把它遮住，就去上学了。到中午时，我们给宿先生说今天未带午饭，要回家去吃。先生吩咐我们抓紧时间，不要迟到，就同意了。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那棵青㭎树下往上一看，连馍馍的影子也没有了，我们仔细寻找也一无所获，可能是上山捡柴的人发现后取走了。我们又不敢回家去，大家无精打采地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躺到草坪上，肚子“咕咕”地叫着，真是气死人。这一下午，我在学堂头有气无力地熬着，好不容易才盼到放学。晚饭时，狼吞虎咽地吃得特别香。奶奶还夸我：“瓜孙今晚吃饭好快啊！”我心里说：“快！快要把我饿死了，你知道吗？”至今回想起来，仍是历历在目。

在学堂里除大量时间用来“读书”、“炒书”、“背道道书”、“温书”、“考字”外，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就是一天写一篇（相当于八开纸）毛笔字，所以念过私学的人，一般毛笔字都写得比较好。就这样，我在苏月华家读了一年多时间的书，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传家宝》、《随身宝》等杂书。

敬爱的宿先生在苏月华家教了一年多，不知何故，突然回家就没有再来了。我们的学堂只好迁到距苏月华家很近的苏登寿家堂屋头，苏登寿也就当起了先生。

在苏登寿家读书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像。他家外面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林中有棵很高的酸枣树，怕有三丈多高啊！一天上午，苏先生有事去赶场，他让一个大同学代管一下学生。同学们大声高气地“炒”了一阵书，就一窝蜂地跑到树林里去玩。有个姓王的同学爬上酸枣树去摘酸枣子。另一个杨姓同学也想爬上树去摘酸枣子，正爬到树干中间，万万没有想到，顶上的王姓同学突然恶作剧地屙了一泡尿下来，正好撒在杨姓同学的头上。他只好硬着头皮，闭着眼睛，死死地紧抱着树干，一点也不敢动弹，否则摔下树来就完了！逗得树下的同学们捧腹大笑，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笑出了眼泪花花。先生回来得知此事后，王姓同学挨了一顿狠狠的板子，也打得他流出了眼泪花花。

不知是何原因，苏先生大概只教了一个多月，就把学堂关闭了。我们山下有七八个学生，便转入了山家营山先烈家的学堂里。此处离我家较近，又不爬山，我心里很是高兴。

山先烈家紧靠洗甲溪东岸。对岸是高耸陡峭、翠绿漫坡的龙头山，山脚溪边往南是蜿蜒出山谷通往高场的林荫大路。他家周围没有人户，是一个三合头的大院子。大门外是淙淙的山溪流水，清澈见底；院坝边有棵枝繁叶茂、形如伞盖的桂花树，花开时，香飘满院；屋后是挺拔高峻、竹树成荫的老蓬岭。院子北侧是一片竹林，青翠欲滴；南侧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郁郁葱葱的蔬菜嫩绿可爱，悠悠清香，令人心醉。菜地边是猪圈房带厕所。整个院子幽雅宁静，风景宜人，真是读书的好地方。山先烈先生就在自家的堂屋里办起了学堂，自任教书先生。山先生年近五十，中等身材，稍显驼背，下巴上留着稀疏的短须，头戴一顶稍旧的瓜皮小帽，看书写字时戴着一副不起眼的老花眼镜，常在讲桌旁边放一根近两尺长的烟杆子，和一根约两尺长打人的竹片（戒尺）。先生平时满脸严肃，不苟言笑，一派斯文，活像一个老学究的样子。他教的学生有三十多个，年龄参差不齐，竟然还有三四个女生。他教书认真负责，管理严格，在这一带口碑较好。但他爱打人，许多学生都惧他三分。

其他学堂都没有招女学生，因为当时重男轻女，女孩子极少有上学的。山先生有一个小女叫山孝媛，要读书，因此，他就格外收了几个女生陪她一起读书。他家就只有一个猪圈房带厕所，为了方便学生，他专门做了一块有一尺多长的大木牌，挂在厕所的门边上。木牌的一面写一个大大的“出”字，另一面则写个大大的“入”字。如果有人进入厕所，就将木牌的“入”字朝向外边挂着，出来时便自觉地将木牌翻转，现着“出”字。这个办法确实不错。先生把这个规矩向大家反复讲得很清楚，学生们都依照执行，的确很方便。

可是，有一天却出了大问题。有个女生要去解手，见木牌上现的是“入”字，以为有人在厕所里，就回到座位上，等会儿又去，还是那个“入”字，再回来等。如此来回跑了几趟，终于憋不住，把尿屙在裤子头，顺着板凳流了一地。这个女生也觉得不好意思地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惹得男生们哄堂大笑。山先生很是惊诧，把“镇纸”（压纸用的小木枋）在讲桌上狠狠一拍，大声吼道：“不准笑！”同学们顿时鸦雀无声。先生走过去一看，全明白了，迅速跑到厕所一看，里面没有人，木牌上却依然现着“入”字。当时就毫不费劲地追查出了制造此尴尬闹剧的是一个姓刘的男生。先生气得暴跳如雷，一顿乱板打得那个刘姓同学钻到桌子底下嘶声哭叫，不住地告饶。只气得山先生铁青着脸，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直喘粗气。同学们都吓得目瞪口呆，我也坐在座位上吓得直打颤。这是我看到先生打人最凶的一次。第二天，刘同学不敢来读书。第三天，他的母亲才把他送到学堂来，并且给先生下了很多话（认错检讨）才了结。那个女生从此就再也没有来读书了。从那以后，学堂里平静了许久，我们每天机械式地炒书、背书、写字，大家相安无事。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天气炎热，为了防止学生下河洗澡，保障学生的安全，放中午学时，凡是男生都要伸出右手放在先生的讲桌上，让先生在整个手背上（包括手指）用浓墨写一个狂草字，这叫画“押”。下午上学时，先生要逐个检查，看画的“押”是否保持原样。这个禁止下河洗澡的妙法，效果倒也不错。

然而，这天却出了意外。我们照例画完“押”离开学堂回家吃午饭时，走到双庙子外的长滩边，有几个大点的同学，便脱掉衣服，光着屁股，嘻嘻哈哈地跳到河里去了。只见他们一个个举起右手，用左手划水，游泳起来。不一会就不自觉地把右手也放进水里，我们几个年龄小的在岸上也担心地惊叫起来：“你把右手打湿了咋办？”他们却若无其事地玩得很开心。上岸后，只见有个叫高礼友的大同学，从衣兜里拿出一支早已准备好的毛笔和一个铜墨盒来，相互按照先生划的痕迹，把手背上的“押”添现，看上去就像原来一样。最后，还告诫我们，不要乱说，否则就要挨揍。午饭后到学堂，先生照例挨个检查，发现几个大同学的“押”有异样，问他们下河洗澡没有，他们都说“没有！”先生在他们右手腕处，用指甲轻轻一抓，皮上立即现出一根“白道道”来。先生立刻沉下脸来说：“这是什么？”并狠狠地追问，终于查明了真相。原来，刚见过冷水的皮肤就会抓出“白道道”，否则就没有。结果，洗过澡的每人罚打五个手心（用板子打手板心），高礼友是“主犯”，则重罚了十个手心。他还真“坚强”，咬紧牙关挨打，硬挺着一声也不吭。

还有一次，我堂兄高义安背不得书，挨了先生几板子后，被罚在“孔夫子”面前去跪着读书。另一个先跪在那里读书的同学，嘻嘻笑他来给自己“作伴”。高义安刚挨打正没处出气，便一掌把他手上的书打落在地上，于是两人抓扯起来。结果，一个的书被扯烂了，另一个的书被踩在地上沾满了糖鸡屎。先生一见，气坏了，抓起板子一顿乱打，打得两个“哇哇”大哭。最后，还得规规矩矩地跪在“孔夫子”面前读书。在学堂里挨板子，谁也不敢回家去说，如果家长知道了，会说：“打得好。是我出钱请先生打的，你是不是嫌打轻了？”真是要把人气死呢！过去的人常说：“不打不成人，打了做官人，棒棒底下出好人。”你说是吗？山先生打起人来，显得有些太狠心，有的学生费起话来（跳皮）确实也是太气人。

在山先生学堂头读书的学生中，我是比较小的，也是最怕事的，难得挨板子，有时背不得书也挨两个。其实，我的记性很不错，善于背书，毛笔字也写得还可以。每天写一篇毛笔字给先生批改，先生不是打分数，而是画圆圈来表示好歹。如果认为其中哪个字写得好，就在那个字旁边画一个小圆圈，我们称它“小蛋蛋”。如果通篇字都写得太差，先生就在字纸上画一个大圆圈，我们叫它“大鹅蛋”，学生都怕“吃大鹅蛋”。我从未“吃”过“大鹅蛋”，还常常“吃”几个“小蛋蛋”。我把每天得有“小蛋蛋”的字纸拿回家中，挂在壁头上专门钉的一根竹签上。父亲虽然识不了几个字，却经常看字纸上的小圆圈，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对我说：“乖儿，好好读书，长大去吃笔墨饭，免得像我一样当‘黑鼻师’（文盲），只有摸锄把的命。”每当这时，我心里总是甜滋滋的。就这样，我在山先生学堂里读了将近两年时间的书，顺利地读完了《劝孝歌》、《增广贤文》等杂书，以及“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的一部分内容。但也是光会背诵，不懂含义，只是在私学堂里来回踩出一路幼稚的脚印。

1950年初春，解放军打到火井，兵荒马乱中，我们的学堂就关闭了。那时我才七岁半。

另外，在我读书的私学堂学生中，流传着一些有趣的儿歌。兹录几首以存念：

①人之初，性本善，先生教我透（捉）黄鳝，一天透了三斤半，不够先生娘子干（吃），打得先生爬猪圈，落到坑头比球蛋。

②赵钱孙李，狗吃生米；周吴郑王，狗舔黄糖；冯陈褚卫，白黑不睡；蒋沈韩杨，没得下场。

③山先生，真狠心，接个婆娘像草墩，学生挨打她在笑，生个娃儿没得屁儿心（肛门）。

④斑竹片片平又平，先生拿起乱打人，板子打成两半截，龟儿先生好狠心。

⑤逃学杆儿，不读书，先生逮到揪耳朵，先生是个烂心肺，收拾学生牌子（办法）多，又打板子又罚跪，随便咋都跑不脱。

⑥命搭子（小孩儿头前留的一撮头发），两寸长，提起篼篼上学堂，先生打你不听话，看你二天（将来）咋下场。

这些儿歌大多反映学生对先生打人的不满与怨恨的情绪，以及无可奈何的心态。语言俚俗，却道出心声，趣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