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足球运动往事钩沉（上）

秦巴闲士 · 发表于 2019-11-21 21:40

前世纪90年代大操坝足球比赛

1998年达县市足球代表队参加达县地区第四届运动会足球比赛获第二名。最后排左第二人为笔者王元达

足球是目前全球体育界最具影响力的单项体育运动，称为世界第一运动。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一种球类游戏“蹴鞠” （Cùjū ）。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唐代时，蹴鞠就是一项很普遍的运动，杜甫有诗曰：“十年瞰鞠将雏远，万里秋千风俗同”。《水浒传》描写：市井破落户高俅因善蹴鞠获宋朝皇帝徽宗赏识升为太尉。国际足联前任主席阿维兰热博士来中国时曾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蹴”踢的意思，“鞠”是球名，后来经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几经演变，由英国发展成为现代足球。

1912年，现代足球传入达县城。法国传教士在小东门（今文化街）设立天主堂，英国传教士在滩头街设立福音堂，福音堂内办一所“保罗小学”，校内设有足球场，每天下午，英国、法国传教士都要在球场踢球消遣。达县城张元昌等一些少年儿童被足球吸引，常到福音堂围墙外观看，成了每天不可缺少的忠实观众。次年，八岁的张元昌在绥定第一小学读书，开初和同学们用橙子、废纸团充当足球踢，过后用胶皮球在学校操场踢，许多学生仿效，各中小学校开始流行。暑假期间，达县城在省城读书的少儿学生况作湘、周兆雄各买了一双有钉子的足球鞋，富绅子弟陈富元买了一个足球回来。陈元富有些傻乎乎的，达县城少儿小朋友叫他“双料宝器”，他不会踢球，于省城带回足球是装“洋盘”。张元昌给他说两句奉承话，陈元富高兴同意借球，张元昌等一批少年，第一次踢上真正的足球。踢球中，小伙伴们都怕与穿有钉子足球鞋的周兆雄紧身踢球，唯有张元昌等几人可以防住他，偏与他争高低。这些外地读书学生见张元昌等人球技不凡，便和他们进行多次比赛，北门大锣坝成了开展足球比赛的场所。于是，校际间球赛开始出现，学校足球爱好者，自发组建了足球队，星期天、节假日便是他们踢球比赛的好机会。他们常常踢球忘记吃饭，往往是家长到球场拉他们回家。

北门大锣坝：民国前达城还没有开展现代体育活动，无大型体育场，只有部分校场、演武亭开展武术运动。1919年靖国军颜德基部驻达县警备司令王维舟苦于达城无练兵场地，在大锣坝征集土地80余亩，平整为大操场，成为驻军练兵及群众体育锻练所。达城人将经过平整改进的大锣坝叫大操坝，或大操场。1979年改建，1982年峻工使用，更名为巴山体育场，场内有标准400平方米田径（足球）场，增设17层钢筋水泥建筑结构阶梯式看台，能容纳3万人观众。1986年巴山体育场举行四川省青少年运动会，体育场座无虚席。2012年改建为商业中心广场。王维舟(1887~1970)，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护国、护法战争。后任川东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解放后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少年时期张元昌日复一日踢球，练成一个体魄强壮、机智勇敢、动作敏捷的小勇士，在同学中颇有号召力。张元昌进入联中后，由于球技出众，深得学校教师达县新文化运动发起人共产党员戴治安、张鲤庭、体育教师牟仲宇的器重和支持。张元昌成了联中学生中活跃人物，以他为首建立了班队、校足球队。校内班级对抗赛频繁开展起来。当时，在省立达县中学读书的张爱萍（新中国开国上将，国防部长）、魏传统（新中国开国少将、全国政协常委）、王荣澍（曾任红三十三军政治部干事、九十七师团长，1933年因肃反扩大化被害）等进步学生也组织了足球队，两校经常举行友谊赛。学校足球运动开展，对社会青年人影响很大，20年代初期，达县城内有近十支足球队，其中水平较高的有四个：联中足球队，队员张元昌、郑君德、阮伯宽、柏明棍，江龙肃（人称“五虎”）、贾文全等；达中足球队，队员有黎昌盛、张鹏翥、李治模（保罗学校毕业）、彭德修、马文武、彭贵胜等；社会联队，队员有刘天明、王明成、梁静巷、况玉修、万百千、曹大川、周兆雄、伍连坚、李春海、佘世成、陈富元（均是工商界、教师、士绅子弟）等；军队足球队，队员陈仲华、刘占益、陈亮、唐步云等（均是21军中下级军官）。这些球队，经常互下战书，在北门大操场举行比赛，观众甚众、热闹异常。尤其是张元昌等“五虎”上场，掌声犹为激烈。前些年，有九十多岁的老人提起张元昌，啧啧称赞：他是达县城最早的杰出踢球人。

张元昌不仅是达县城足球运动的开拓者，还是川东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达县自五四运动以来，思想活跃，部分有识之士纷纷出外学习、考察，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1921年吴玉章应邀来达县讲学，播下革命火种。1923年王维舟回宣汉建立第—个共产主义小组，接着达县、平昌、巴中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青年团相继建立。张元昌经共产党员戴治安、张鲤庭、牟仲宇培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积极支持张元昌以开展足球运动为契机，团结进步学生，与反动政客在学生中组织的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张元昌不仅联络本校和外校学生，互通消息，相互支持，还带学校足球队到凤凰山西山寺，与军阀刘存厚办的军官教导队足球爱好者开展比赛。他们和下级军官打得火热，借机宣传革命道理，深得同情。这些军官对进步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充耳不闻，甚至通风报信，暗地保护。

为打击国家主义派，他们通过练球和比赛，把全城学校的学生团结起来，一有动静，互相声援。当时联中校长胡邦宁，是刘存厚“督办公署”参议，经常以“赤色份子”罪名开除学生，张元昌在地下党指挥下，领导“驱胡”学潮’，组织各校学生联合开展几次大型游行示威活动，影响广泛，让反动当局望而生畏，张元昌成了敌人追寻目标。张元昌被党组织安排逃离达城，参军朱德军队任连长，1927年随军北伐。1928年，张奉命由江西回到达县与王维舟一起开展地下斗争。他在家乡与张鲤庭共同组建共产党达县城区支部，组织知识份子党员分散到农村，以教书作掩护，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办农民夜校，领导农民抗租抗粮。他所在教书的木子场，成为活动中心，研究武装暴动，筹集军火，为王维舟的川东游击军输送了大批干部，筹集了一批枪枝弹药。1929年，张奉命转移到成都，任四川省委委员兼成（都）华（阳）中心县委书记。他念念不忘家乡革命斗争，承担起川东地下党和川东游击队与省委联系的中转作用。在成都读书的许多达县青年，在张元昌的教育和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春，为策应红四方面军人川，他到川军范绍增部周绍轩旅搞军运，当中校副官，他在大竹搞“模范城市”，禁烟禁赌，倡导新文化，组织“话剧社”，还组织部队打足球，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做策反工作，准备为党拉起一支队伍。到年底，部分营、连已控制在党的手里，关键时刻，坏人告密不幸被捕。他在监狱里，屡经严刑烤打，誓死不屈，敌人无可奈何，1933年被军阀杨森在广安杀害。陈毅曾于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21军林翼如旅任党代表，住达县西街火神庙（今川剧团），常与进步学生接触。解放后，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来四川，还念念不忘张元昌，他问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超（达县人，张元昌的战友）：“达县有个爱踢足球的张元昌，很能干，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当他得知张元昌已为革命牺牲时，心情沉重地说：“可惜了！”为党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而深深惋惜。

达城20年代的足球运动，场地及规则都不正规，踢球时大家临时推一名任裁判就开始，往往比赛要“扯皮”（互争道理），甚而打架。后来，校际足球比赛，由佘世成担任裁判，因他在外地读过书，懂一些裁判知识，是城内唯一“权威”，大家信任服从。

达城足球运动20年代初期兴起，外地在达城读书学生回家乡传播，对附近各县影响很大，20年代中期，宣汉、开江、大竹、渠县等地足球运动开始出现，并涌现出不少足球皎皎者。

20、30、40年代，达城足球广泛开展，足球赛事不断：临时组队比赛，各足球队互下战书，或官方举办。1925年，川陕边防军刘存厚在大操坝召开城属学生运动会，包括中小学足球比赛。1927年，通、南、巴三县物资展览会，举办大型运动会，会期近一月，足球比赛10天。1930年，绥定防区行政长官刘存厚，为粉饰太平，指令由教育局长周孟熊主办“绥属军团学联合运动会”，足球安排的比赛时间最长。1932——1933年，军阀杨森在广安举办了两次川东北戍区运动会，达县、大竹、渠县派出足球队参加。1935年，开江承办全国六届运动会川东北足球选拔赛，开江的张学直、陈显增、曾诗志被选为片区队员。1937年第十五行政督察区在达县举办运动会，1947第十五行政督察区在达县举办足球选拔赛。足球比赛为民国时期主要赛事。

40年代初，川东军阀杨森（广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曾任贵州省主席。杨森与“水晶猴子”邓锡侯、“巴壁虎”刘湘、“多宝道人”刘文辉，“王灵官”王陵基并称川军五行，最后逃至台湾。范绍增（大竹人），起义将领，曾任新中国湖北、河南省体委副主任。杨森20军，范绍增（范哈儿、大竹人）21军4师组建足球队，分别招募以达县人为主的足球爱好者，这两支足球队，当时可算四川劲旅。杨森20军足球队，代表四川参加国民党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范绍增21军4师足球队，1945年代表四川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第一场初赛对北平市（北京），以10：0获胜，与以李惠堂为首的香港队交过锋，受到上海青邦头目杜月笙的接待。（未完待续）

（本文相关文献资料由达州市图书馆提供，相关相片由通川区文广体新闻局提供，提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