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四川] 新津县修觉山历史文化探寻记（三篇）新津县修觉山历史文化探寻记（三篇）

修觉山寻访记之一：“诸葛亮”到底意味着什么？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唐代王勃的这首脍炙人口的题为《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透露出“五津”（今日之新津县河口地带）在唐朝人心目中乃是长安通往西川的一个交通要道。一本出版于明崇祯六年的名为《中国名山录》的书收录了中国的五十座名山，新津县修觉山赫然在列。“名山”之所以有名，不仅在于它的风景好，更在于它是一种文化符号性的存在，且为无数世代的人们提供着文化/心理世界的坐标。作为一个西川一带曾经十分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修觉山”三个字今日连新津县的人知道的也似乎不多了。著名的文化古迹总意味着什么。基于一种对隐藏于文化古迹背后的历史密码的好奇心理，搭上新近开通的地铁十号线，我又一次踏上探访新津县文化古迹之路。

《华阳国志》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太守南阳李严乃凿天社山，循江通车道。”天社山是新津城南诸峰的统称，具体开凿的这段山体正是修觉山。李严开凿的古道今天成了一条通往彭山、眉山的普普通通的公路。古书上记载的开道题刻肯定是一点踪迹也看不到了。不过，李严其人，却值得一说。因为，从这个人的身上，可以解开为什么诸葛亮被中国文化奉为神一样的人物的秘密所在。而这个秘密，却不是因为诸葛亮身上的所谓的“智慧”。

李严，与诸葛亮一起同受刘备白帝城托孤之重。但李严显然是那种全然服从功利主义的逻辑、谈不上有什么理想和信仰的人。见刘备死后的蜀汉出现了主弱臣强的局面，就打起了政治投机的主意，怂恿诸葛亮“宜受九锡，进阶称王”。在古代政治“语汇”里，所谓“受九锡”，基本上就是取皇帝而代之的意思。不过，李严的怂恿遭到了诸葛亮的严斥。对比同时代的曹操、司马炎、以及此前前后后的无数权臣们在拼命谋求“受九锡”问题上的丑陋表演，拒绝“受九锡”的诱惑显出了诸葛亮不同凡响的精神境界。因为，身为权臣，上有弱主，拒绝觊觎那最高当权者位置的人，纵观历史，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在历代帝王看来，权臣是非常危险的人物，即使无罪，也应剪除，以防后患。这就是为什么“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一再上演的根源所在。

据说，有一次刘备与简雍骑马郊游，看见一男一女先后走在田间路上。简雍说；“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刘备问何以知之，简雍说：“彼有其具（阳具）”。这虽是个笑话，却可以作为古代政治生态一大规律的隐喻：政治人物，一旦手握大权，掌握军队，一旦皇帝弱势，很少有不觊觎最高权力的。即使其内心秉持儒家理想，想做“忠臣”，也架不住自己手底下那帮希求富贵的极力怂恿。因此上，“忠臣”一旦拥有了足以左右朝局的权势，而能节制其觊觎皇位的野心，犹如男有阳具而不淫，简直可以说是在和人性作对，实在是太难得了。而诸葛亮其实就是这么一种超越了封建时代权力游戏的一般规律、扛住了人性的诱惑、纯然用道德信念来指导人生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现实中，道德完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当反衬他们的人物登台表演的时候，道德完人方才显出其难能可贵。李严，显然就是诸葛亮的一个反衬。当时人评价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诸葛亮却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对李严加以团结。李严后因转运粮草不济，迫使诸葛亮放弃北伐，事后为自己开脱罪责，反咬诸葛亮北伐不卖力，李严因此被贬为庶人。诸葛亮死后，李严知道自己这种人，除了诸葛亮，无人能容之，再无出头之日，大哭病死。李严其人虽然人品不佳，但其开凿天社山古道，重新修筑了新津蒲江大堰（又叫“六水门”的水利枢纽工程），为古代世界留下一处交通要道兼风景名胜，为后来无数文人政客所流连吟咏，倒是做了功不可没的事情。

在步入后工业时代今天，修觉山古道再也不是一个交通要道了。由于各种因素，当地人试图恢复这一著名文化古迹的试图目前也似乎很不成功。李严这一历史人物虽然偶尔会出现在三国题材电视剧的剧情里，也很少有人将他和新津联系起来。诸葛亮在今日人们的心目中仍然不过是作为一个满肚子鬼主意的传奇人物而被记住、因为今天的人们的头脑、已经几乎全然为功利主义的逻辑所占领，没有人会为成为一个功利主义的投机分子而产生任何程度上的道德内疚了。因此，今日的人们是不会理解为什么诸葛亮会拒绝“加九锡”的。当然，“狡兔死、走狗烹”的权力游戏会不会继续地上演下去呢？这就难说了。

修觉山寻访记之二：在“顿渐之争”的背后

卡尔·马克思断言：“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很多人或许不以为然，他们或许会反诘道：“难道佛教禅宗历史上著名的那场关于教理的‘顿渐之争’，也可以放到阶级的天平上、作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解释吗？”佛教教理或许深奥而又抽象，仿佛并不“唯物”，但围绕教理之争而血雨腥风、出了许多条人命，则恐怕其中的道理、就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唯心”了。

修觉山，传说禅宗历史上那场著名的“顿渐之争”的核心人物神秀曾经在此结庐、创建寺庙。《新津县志》云：“南二里四安寺，亦神秀创”。杜甫曾游此寺，作《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诗云：

暮倚高楼对雪峰，僧来不语自鸣钟。

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

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

知君苦思（去声）缘诗瘦，太向交游万事慵。

杜甫来游修觉山的时候，正值安史之乱后，据神秀生活的初唐时代不远，自神秀和尚被武则天册封为“大通国师”、受到武则天的跪拜和尊崇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传禅宗（渐派）可谓如日中天。因此杜甫眼中的修觉山，作为神秀亲创道场，其兴旺就可以想见了。杜甫另外还为修觉山一带写过三首诗：

《题新津北桥楼 》

望极春城上，开筵近鸟巢。

白花檐外朵，青柳槛前梢。

池水观为政，厨烟觉远庖。

西川供客眼①，唯有此江郊②。

《游修觉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
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
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
禅枝宿众鸟，漂转暮归愁。

从杜甫屡次的吟咏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此处名胜与寺庙在唐代是多么地有名、多么地令人流连忘返。它的兴旺，应该也和当时赫赫有名的“大通国师”神秀的经营有关。

在今天一般人的印象中，由于那两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关于“菩提树”的禅宗偈语，人们会认为：作为禅宗正宗法脉继承人之争的落败者。神秀没有“悟道”。而另一个胜出的竞争者、取得法脉信物木棉袈裟而成为禅宗六祖的慧能则因为其偈语被认为见证了“开悟”。但一般人不会认真的去想：凭什么说神秀的偈语不及慧能的偈语高明、因而算不得“开悟”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两首偈语吧。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人们一直被灌输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后者更高明。其实，神秀的偈语，表达是的从“识神”（意识）上逐渐下功夫而返归“元神”的层次、进而返归那如如不动的真如本体的修行路径，此之谓“渐法”。而慧能的偈语，表达的则是越过“识神”直接从“元神”的层次下功夫而证入真如本体的路径。此之谓“顿法”。顿、渐本无谁更高明之分，这就好比登山。条件差的人，只能一步一步上山，条件好的人，可以直接坐直升飞机上山。各看各的风景，本无高下之别。慧能自己也说，他的教法只适合接引上上根器的人。神秀也承认慧能得传祖师心印、得到袈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顿渐两条路线是不应该有争执的。但事实上据记载，禅宗弟子们围绕着传承的“正宗”地位及其信物——木棉袈裟展开了长时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80年代还将争夺木棉袈裟的故事拍成了电影）。直到武则天夺走袈裟，将之赐给北传禅宗智诜和尚、且被他隐藏于四川资州的德纯寺。然后随着武宗灭佛后北传禅宗的式微，南传禅宗走“农禅一体”的底层路线、躲过灭佛而取得优势，禅宗内部你死我活的顿渐之争才告消停。我们不禁会为此十分地不解：佛教本是一个与世无争、崇悲戒杀的宗教，怎么还为争夺“正统”而屡起争端，屡出人命呢？倘若我们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这个问题就顿时清晰起来：佛的教导固然出乎世间，但信佛教的人们却离不开世间。佛教既然是人在那里信，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把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烙印打到佛教的身上。换言之，出生底层社会的人们，需要的是服务于底层劳苦大众的宗教；而出生上层社会的人，需要的是服务于上层贵族阶级的那种宗教。需要的不同，决定着宗教表现方式的不同。因此上，宗教教义以及派别之争，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归属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的不同需要之争。

佛教禅宗，主张见性即可成佛，轻视所谓的“功德”，而为梁武帝所代表的士族阶级所不认同。禅宗因此上可以说是佛教的“左派”，代表了平民阶级的需要。拿不出太多的钱来做所谓的“功德”的平民阶级当然拥护“见性成佛”的教义，他们从中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而“功德”，正是财力雄厚士族阶级足以炫耀的资本，他们需要的是佛保佑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到了武则天的时代，由于武则天出生并非士族阶级，且完善科举制度，给平民阶级以跻身上层社会的出路。因此，由武则天所代表的新兴的、发达了的平民阶级必然需要一种代表他们的需要的那种宗教意识形态。作为佛教“左派”的佛教禅宗，自然入选。于是乎，神秀这样的在佛教传统中塑造了一种“左倾”而偏“右”的意识形态的人，受到武则天所代表的发达了的平民阶级的大力推崇就不足为奇了。神秀的思想所吸引的发达了的平民阶级，很像今日之世界上的中产阶级“白左”。“白左”一方面是“革命”的，他们不承认旧贵族旧秩序的那些个“功德”；但“白左”另一方面又是“保守”的，他们主张渐进式的改良，而不需要激进的质变。神秀的思想虽然很合乎发达了的平民阶级的胃口，却不一定合那些未发达的，身处生存的“悬崖”边上的社会最底层贫民的胃口。社会最底层的贫民，由于他们身处生存的“悬崖”边上，他们没有退路、没有更宽绰的生存空间，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不跌进生存的“悬崖”而粉身碎骨，要不主动到那悬崖上，一跃而成佛做主。于是乎，他们必要需要有一种合乎他们胃口的意识形态。如果他们追求一跃而成佛的话，他们就是慧能和尚所提供的禅宗“极左路线”的“粉丝”。如果他们追求一跃而让整个世界都变成现前的“净土”的话，他们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拥趸。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阶级属性决定着人们所需要的思想的不同。历史上看起来纯属思想层面的争端，未必纯属思想层面的事情。所以，每当今天我们看到人们为某个历史事件以及人物的评价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应该冷静地意识到：那只是意识层面的不同见解之争吗？非也，那是无意识层面的、由各自的阶级处境所塑造的不同的现实需要之争！

今日的修觉山上，神秀和尚所创立的寺庙一个也没有了。新津县的当地人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此地和神秀和尚的瓜葛。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承平日久和经济上的长足进步，中产阶级占着社会成分的一个较大的比重。如果中产阶级都皈依了佛教的话，他们其实很可能都是神秀和尚的粉丝、很受用神秀和尚“打造”的那种适合“白左”胃口的意识形态。只是，万事总在急剧的变化之中，尤其在这个日益“赛博朋克”化的后工业时代。中产阶级瞬间沦落到贫困的无产阶级的地步在今日世界已经并不稀罕了。贫困的无产阶级总是会谋求他们所喜欢的思想的。假如他们已然失去了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雄心壮志；假如他们对此“第三密度世界”极其地绝望而只求做一个“坐脱立亡”的自了汉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很喜欢那个身为不识一字、干着粗活、却一跃而顿悟至上佛法的的岭南“獦獠”——慧能和尚了。

修觉山寻访记之三：新旧世界的“法义”

每当我看见那些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古迹遭到了不可逆转的令人遗憾的损毁，就难免总会陷入久久的沉思：吾人为什么会认为文化古迹是可贵而值得保留的呢？吾人为什么不可以觉得一个崭新而现代的、没有那些个“过时”了的文化古迹“碍眼”的世界也挺好呢？其实，作为物质性的、可见的文化古迹乃是那抽象的“人”之属性的一个维度的象征，这个象征时刻提醒着人们：人是一种时间轴线上的生物。时间赋予了生命以性质。所谓古迹，实际上是时间轴线上的一个坐标，它提醒和指示着时间中的人们自己从哪来到哪去、为什么而活着。所以，没有古迹的世界是一个被抹去了“时间”维度的世界、一个“意义”悬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经营和维持眼下的肉身性“活着”是唯一值得操心的事、就像动物一般。可是，人可以承受从自己身上抹除时间性及其所开启的“意义”的维度所带来的后果吗？我想，对此，“抑郁症”（或空心病）患者们的体验已经做出了最雄辩的回答。

感谢上帝，时间对我而言仍然意味着什么、隐藏着什么，以至于通过在文化遗迹所指示的线索中找出那流逝的时间里隐藏的秘密、乃是我最大的乐趣。带着满脑子萦绕着的、从古书中得来的关于修觉山的古代印象，我踏上了今日的新津县修觉山公园的铺满落叶的石阶梯。太多太多的古今文化名人在其诗词、笔记中描写过的寺庙道观没能逃过二十世纪后半叶那场激进的工业化思想浪潮的冲击、没能剩下一丁点的痕迹。山上几乎没有游人。我上到一处台地，远远看见一处新建的仿唐建筑的房顶，正要兴奋，可走近一看，乃是一间尚未被使用的公共厕所而已。我继续前行，转过一处之字形的弯，上到一个高处的台地，这里看起来应该是过去古庙的基础。台地上有一户人家，正要靠近，蹿出好几只恶狗，围住我狂吠。我忙警惕地慢慢后退。我爬上旁边的山坡，看见山体中是一处残破的人工开凿的洞穴石室。石室中的石壁上刻着“修真洞”三个字。从石室穿出去，乃是另一边的悬崖。我沿着山间小路，绕到山坡的后面。看见这里犹如窑洞般排列着许多的石室，石室里存放着破碎的陶棺。这一定是古墓了。地上散落着些东汉时代纹样的砖头。故这些古墓定是汉墓无疑。

离开汉墓群。我看见远远走来一个大爷。便上前打听古书上所记载的唐明皇留下的“修觉山”三字题刻。大爷表示愿意带我去看。我们走过刚才被恶狗盘踞的台地，大爷喝住狗，告诉我，这就是过去玉皇观所在之处。其玉皇楼所在的位置已经成了电视转播塔。来到刚才所见仿唐厕所所在的平坝，大爷说：这就是传说中唐明皇住过的修觉寺原来所在的地方。唐明皇的御书本来刻在靠右边的石壁上，几十年前还在，现在一丁点痕迹也没有了。大爷说，新津县试图打造这个修觉山公园，在悬崖上重刻了“修觉山”三字，但字已非原貌，刻得十分丑陋。我问会不会有人重建修觉寺？大爷说，按现行的宗教政策，这种可能绝对没有。大爷又带我去看古书上提到的那两口古井。此井古书上称为“灵泉”，记载说春夏饮东井则甘冽，秋冬饮西井则甘冽。反之则不然。我走进一看，东井被封上铁网，西井看起来也很久没人用了。大爷告诉我。五六年前，一群露营者来这里露营，一女子掉进东井淹死了。所以井口被封。那段时间，井口附近的悬崖上还摔死了一名游客。大爷告诉我，他父亲过去在修觉寺当佣工，故知道修觉寺的很多事情。解放后，原寺庙主持陆（音）和尚遭到屡次的批斗，不堪其辱。一日清晨，投西井而死。此后修觉寺空置，被六七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占据，教书糊口。后来，又陆续有外边的教员进驻，这里变成了一所中学。前些年，中学搬去了山下岷江对岸，就是今天的五津中学。大爷说，那几个“右派”除一人外都终生未娶，生活十分的贫穷。有一个人死后被埋在了修觉山。说到过去的修觉寺的样子，大爷说，原本这两口井仿佛龙眼，井边各有一座塔、仿佛龙角。两边各有一棵三人合抱的千年古柏，仿佛龙须。可惜被学校锯断做了课桌。倒是脚下伸向江边的梯步一部分还是原来的。仿佛龙舌。修觉山犹如一条吸水的龙，原乃新津一大风水宝地。现在格局无存。听到这里，我不禁扼腕叹息。

辞别大爷，我来到修觉山右边高处原为宝华寺的台地上，曾经是新津十二景之一的“宝华钟声”所在的这里一片野树荒草。悬崖边一座修了一半的水泥亭子的基础部分。似乎已经被流浪汉据为家园了。古书上记载：此大佛岩悬崖乃唐代一巨大佛像的未完成品，以岩质不佳弃用，实为乐山大佛的前身。古代崖顶有一亭，曰“绝胜亭”，乃新津县观景之绝佳处。宋代苏辙有《绝胜亭》诗一首，云：

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

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

爨烟惨淡浮前浦，渔艇纵横逐钓筒。

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子细问南公。

我来到旁边一处新建的观景台上，瞭望着下面无尽的原野和迂回远去的大江，我想象着古人眼中此景的样子。江中有一排现代水闸，或即古书上所谓的“通济堰”吧。据记载，西汉末年，有犍为郡功曹朱遵曾经在六水门抗拒图谋割据的公孙述而战死，后受到汉光武帝的褒奖，建有祠堂一座。现在早已无存。六水门即是后来的通济堰，乃西川一带除都江堰外之第二大古代水利工程，唐代章仇兼琼曾经大力整修过一次。我试图登上新建一半的水泥亭子的基础，但无路可通，手指被木板上的钉子刺破，只好退返。下山的路上，我想：犍为郡功曹朱遵、修觉寺最后一任方丈陆和尚、以及前些年那两个游客，他们曾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中，是多么不同的人啊，因为不同的缘由，他们都在这修觉山死于非命，成了他人的谈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似乎又是一条线索上的人。其实，人和物之存在于这宇宙中，是难免都会消亡的。

当人们突然开始憎恨、毁灭起它们的文化古迹的时候，这意味着人们急于想逃离它们的过去、而极力拥抱一个他们想要的将来。可人们往往会忘了，一切既有世界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支撑它的“法义”。如果，既有世界的可爱的，那仅仅是因为那个世界背后的“法义”仍然支撑着它；如果，既有世界是可恶的，那仅仅是因为那个世界背后的“法义”不再支撑它了。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们所身处的世界那背后的“法义”的本质，他们对既有世界的厌恶或对理想中的世界的拥抱，皆将陷入到一个严重的误区里。就不会搞懂且有资格构建起他们所试图拥抱的那个新世界的“法义”。

修觉山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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