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抗战歌曲大合唱
达州古属巴国，先民“勇而善斗，好为歌舞”“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其“歌”：应是以达州古巴国时期民歌民谣为基础的劳动号子说唱形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达州先人喜欢民歌民谣演唱，演唱风格别具特色，累积了无数经典民歌民谣：目前，《薅秧歌》《巴山石工号子》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2008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世纪初，川东地区现代音乐兴起。民国12年(1923),达州革命先躯王维舟留苏归来，在宣汉清溪场创办“新群女校”，创作《女子解放歌》等三首歌曲，首次引进现代歌曲创作艺术，对中国旧格律、古曲调作大胆扬弃,开始达州现代歌曲的创作。上世纪30年代川陕苏区时期，《领导工农闹革命》《拥护苏维埃》《共产主义世界行》等大量现代歌曲产生，凸显出那个时期达州现代音乐创作同社会革命的渊源关系。
上世纪30年代，王抒情在达县、宣汉任音乐教师，大力推广现代音乐，被誉为“达县音乐园地的拓荒者”。所作《青年抗日从军歌》，载宣汉《民权训报》，其《凿塘歌》至今还挂在老人的口中。
上世纪40年代，作曲家刘雪庵为《达县县立城区第二小学校歌》谱曲，郭沫若词。贺绿汀为《邻水九龙小学校歌》谱曲，熊复词。王抒情、兰河、夏白、胡晓风等音乐人是那个时期达州区域第一支有影响的音乐创作队伍，推动了现代音乐的发展，作品产生的社会效应超过同期其他文学艺术作品。胡晓风在此期间除创作了大量新民歌外，还作有《和平先生》《春天的歌》《弟弟,回来啊》等众多现代歌曲。其《弟弟》为三部曲，共62小节，系民国时达州唯一中型音乐作品,在重庆《唯民周刊》重要版面刊载。
王抒情(1912-1960)，族谱名“文良”，达城箭亭子街人。酷爱音乐，以此终身。幼小时爱玩其父遗下的旧乐器，常在州河南门河坝为小伙伴们演奏。1927年联中毕业后，由亲友资助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该院1929年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1927年10月，该校首次登报招生，在当时属新鲜事。人们囿于封建传统观念，对此观望徘徊，即使是在当时领风气之先的上海，也是如此，报名人数极少。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院长”的广告感召下，该院才勉强招了二十余人。后来，因蔡元培公务繁忙，任命萧友梅为国立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丁善德、贺绿汀、陈田鹤、刘雪庵、江定仙等，这一时期也在该校读书，与王抒情同为校友。王抒情在沪求学若渴,省吃俭用，最初买支旧小提琴刻苦练习，后经济拮据，遂当去小提琴改练二胡、口琴。然见到有开音乐会的广告时，却不惜典当衣服也要买张门票去观摩。
1931年初，王抒情从上海音乐学成返达，受聘达县联中授课。那时达县一般中小学校所授音乐多为古典诗词所谱的曲子。王抒情偏重现代音乐，教学生识五线谱。守旧者视为异端，并以五线谱音符形状戏称王抒情为“豆芽先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声起，王抒情认为音乐不仅陶冶情操，净化灵魂，还应该成为时代呼声，激发国人奋发图强、共御外辱的决心，从而全心全意投入抗日歌咏活动。不分寒暑，亲自扛着留声机，拎着沉重的胶木电唱机，奔走于城区第一小学、明达公学、四川省十五区联立中学、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教唱《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大众话剧社”演出增加乐队伴奏，组织一些烘托剧情的幕后合唱，增添抗战戏剧的政治效果和艺术魅力。1938年“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日，在达县文教界知名人士举办的抗日音乐诗歌朗诵会上，王抒情自弹自唱《黄水谣》，表情凝重，声音深沉浑厚，当唱到“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时，禁不住泪飞如雨，感人至深。
1939年4月，苏联援华抗日的一架侦察机飞越达城上空时因机械发生故障迫降城郊。两名苏军飞行员被“押解”到北外乡公所，由于语言不通，弄不清他们是敌是友。飞行员演唱着歌曲，比划着手势。王抒情听到飞行员演唱的歌曲旋律时，马上惊呼:“他们是苏联盟军!”地方政府为两位飞行员举办“盟友音乐会”，苏联飞行员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王抒情即上台指挥全体参加者以华语演唱相配合，歌声激越昂扬，苏联飞行员与全体合唱者手挽着手，热泪盈眶。
1939年9月，由中共党员陈古松、彭立人等推动，建立“抗日救亡歌咏团”，选举王抒情任团长兼音乐指挥，团员100多人，著名歌唱家陈家碧(女)为当时歌咏团团员之一。每逢重大节日举办演奏会、演唱会、歌咏比赛等活动，还去宣汉、开江、邻水、万源等地演出，均以横标为先导，演奏军乐鼓号,列队前行，颇具声势。除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还演唱《放羊歌》《牧童短笛》等抨击时弊的歌曲。歌咏团整队上街高歌而行，随声应合演唱者逾千人。每唱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围观者整齐地以“杀呀”的呼声响应，震天动地。每当一批“抗日义壮”开拔前线时，歌咏团即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为其送行，“抗日义壮”则唱新学的《上前线》作答，场面慷慨激昂。
那个时期，王抒情还组织“抗日救亡歌咏团”到“西南”“醒民”无声电影院向市民和观众演唱抗日歌曲，并将歌词抄写在大纸上，或制成歌词幻灯片放映，以使观众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激发抗日的热情。1940年,在党组织支持下，王抒情连续组织举办音乐会，为抗战将士募寒衣、为灾区同胞募食粮。五一节在不足三万人口的达城，组织起两千人的《五月之歌》大合唱，声势浩大，壮怀激烈。现今，有些80岁以上老人还以参加过王抒情组织的抗日歌咏演唱而自豪。
1945年9月2日，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整个达城沸腾，市民奔走相告，锣鼓鞭炮声不绝于耳。王抒情组织学生于夜晚提灯上街游行，每人提着闪着烛光的灯笼，千万个灯笼汇成一条长龙，王抒情指挥大家边走边唱、边呼口号。不仅游遍了达城大街小巷，还穿行通川桥游行于州河南岸。此时，隔河相望，南北两岸灯火与州河水的倒影就像一条金灿灿的神龙与天际的繁星相互辉映。
1946年,王抒情竭力抨击国民党的行为与自由、民主相悖，创作了《民主进行曲》，歌词:“人民把血肉去换着自由，自由就应该属于人民。不能再等待，不能再迟疑,这是人民的世纪，这是民主的时代。”驻达城国民党部队79师政工处姚处长，听闻王抒情组织举办“达城小学生合唱音乐晚会”，指令禁唱《牧童短笛》，称歌词“甲长修新屋，保长买田土，乡长开银行，县长砌仓库”系“侮谩当局”。王抒情知道姚处长与县长陈伯良平时有矛盾，便采取拉陈伯良以对的策略，持节目单请陈伯良裁决，说，“姚处长手伸得有些长，插手国民政府教育事业，有架空政府嫌疑。”陈伯良当即批示:“我没有修什么仓库，王先生尽管唱。”这个故事令人贻笑大方，一直为王抒情的亲友及学生津津乐道。
1947年，王抒情向五区国民教育师资训练班毕业生赠词，当场用毛笔疾书：“到大众中去，向大众学习，为大众造福。”
1948年，省教育厅派员来达视察，国民党行署专员李放六在圣庙举办音乐会表示欢迎。王抒情将反饥饿争民主的合唱歌曲《薪水是个大活宝》安排演唱。唱毕，全场高呼“再来一遍!”王抒情不顾李放六的反对，准备指挥第二次演唱。几个持枪警察上台强行驱散演员，过后，因为王抒情系有影响的音乐家，国民党不敢逮捕他，只好给予了严重警告。
1949年12月，达县解放,王抒情任达县临时治安委员会交际组宣传组副组长。1950年初任达县“为人民服务工作队宣传队”队长。后当选川北行政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9月赴渝,相继在重庆育才学校和重庆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52年9月任西南师范学院（后更名西南大学）音乐系教授。
王抒情是师高弟子强：美籍作曲家王术、香港音乐教授章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魏鸣泉、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江隆浩、上海芭蕾舞团作曲家陈本宏等均系王抒情的学生。那个时期王抒情的学生遍布辖区各地，不是中、小学音乐教师，就是音乐界、文艺演出团体的骨干。
王抒情还热心于民族音乐的搜集、整理和编辑，自己也是一位杰出的器乐演奏家。编写的《二胡练习曲》(简谱)、《手风琴练习曲》（五线谱）成为当时教学演奏教材。王抒情擅长多种中、外乐器，如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口琴、二胡、三弦等。他那长长的下巴，特别适合演奏小提琴，所演奏的名曲，优美动听，打动了在场的每位听众。
王抒情58岁时英年早逝，他的不少学生奔赴重庆吊唁。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音乐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今达州音乐氛围浓郁，音乐人才风起云涌，这多得益于王抒情早年在达州音乐园地的拓荒。王抒情为达州音乐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心血，达州永远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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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8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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