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与

1156824942 · 发表于 2021-2-14 20:10

王白与

( 1 9 0 2 — 1 9 4 9 )

王白与，名本霖，1902 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10 月 15 日，出生于今蓬安县柳滩乡王家湾，祖籍属西充县。祖父为清末举人，任过蓬州玉环书院山长。母亲兰氏为今蓬安人，出嫁时娘家以三百挑田产作陪嫁，后父亲亦随之定居今蓬安。五岁时在家所在地的郑家大祠堂读私塾，他爱背唐诗，记忆力强，成绩优异。后就读于顺庆联中，一毕业即往北京求学。他本喜爱文学，但在他得知我国当时的军事地图还不如日本在我国偷绘的详细时，愤然报考陆军测绘学堂，希望以后能献身测绘事业，为国雪耻。在京期间，他常入北京图书馆、博览群书。他利用课余，为北京各报刊撰写评论、诗词。年纪不到二十岁，已颇有才名，备受读者及名流推重。寓居北京的广安人蒲殿俊因与其叔祖为同年进士，王与之来往密切。蒲爱其才，亲将女儿蒲耀琮许以为妻。
1920 年 (民国 9 年)，王白与学成，回到军阀割据、内战连年的四川，所学无所用，只好为成、渝各报撰稿，以维持生计。作为文人，他的影响日渐扩大。1927 年，重庆《新蜀报》聘请担任总编辑。任职期间，他坚持反映人民的心声，对一切有碍社会之进展者，他“即以纯客观的态度尽量指陈，不畏威胁，不受利诱，不避斧铖，痛加贬斥”。继后，因张澜和蒲殿俊的推荐，王被刘湘任命为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王借机与更多进步青年联络交往，创办“新闻学研究所”，吸收热爱新闻事业的有志青年入所深造。对入所学习的进步青年，他关怀备至。共产党员王俊，因参加学生运动，先后三次被捕，他曾两次保释。1929 年，王俊第三次在地处成都的四川大学被捕，因营救不及，被以向育仁为首的三军“联合办事处”不加审理而杀害，他为此痛悼不已。《新蜀报》记者、共产党员吴宜之因参加工人运动入狱，在王设法营救他之时，为抗议军警当局的残暴，以玻璃片自杀牺牲。此后王一提及此事，即深深叹惋。
1933 年，“二刘之战”结束，刘湘主持川政，并兼任川康善后督办，雄心勃勃，力图控制全川。时王白与为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任川康善后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由于刘湘的秘书长不善为文，省府的一切机要文件及出席各机关、法团和学校的讲演稿，大都赖王代拟。王也因此积极建议，力主革除造成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防区制这一祸根。1934年，他创办《华西日报》，任社长，他常说：“富贵易改其情愫，白与不为一小吏为而失常态。”对报纸，他提出三条标准：第一“求真理”，第二“尚纯洁”，第三“重理智”。他主张报纸始终应把为了民众和依靠民众放在首位，持论公正，刚直不阿，因此，他主办的报纸，曾风靡一时，销路甚广。
1935 年，刘湘接受冯玉祥及其使者的建议，在成都玉皇观举办“川康善后督办公署军官研究班”，用以抵消蒋介石在峨眉山举办的中央军训团的影响，王白与任研究班政治部主任。当时民族矛盾极为严重，他向学员们宣传团结救国的道理，他说：“现在面临国家民族存亡之秋，还谈什么‘靖外必先安内’，应该是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时候了!”学员们听了反映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很高。
1938 年，刘湘离世，王白与出于对蒋政权的不满，离开省政府，离开《华西日报》，直至西充族人王鑽绪主持川政请出任要职时，他也以愿从事文化、新闻事业为托词而拒绝了。但他常应各报之约，撰写评论时政、宣扬爱国抗战的文章。他还与爱国青年李清源及金陵大学学生秘密活动。为配合革命力量从事反蒋斗争，后又重返《华西日报》，主持社务，因为官方不容，不久又离开该报。1943 年，王在成都创办岷云艺术学校，谢无量任董事长，他自任校长。又联合进步青年，创办《大同周刊》，他为发行人。由于言论左倾，不久又被迫停刊。
1943 年，他另图出路，只身赴重庆，后再到《新蜀报》就任总经理。他以报纸为阵地，为民请命。蒋政权实行“田赋征实”，全川贫苦农民受害极深。他一面与胡文澜、何鲁等组织粮民索债团，发动全川农民向蒋政权索还征借粮债，另一面在报纸上用巨幅版面作专栏，揭发“征实”的罪恶，反映小农们的呼声。蒋政权搞黄金购户四成捐献的办法，凡预购黄金的客户和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的存户，都要一律减四成作捐献。他引用孔子“人无信不立”之义写文章，竭力指斥此一作法之荒谬。当局在用重金收买不成之后，便对《新蜀报》施以高压，但他和同仁始终未屈服。
王白与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不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予以重视，中国的工业经济就会受到阻碍。抗战中，四川农民贡献尤大，抗战胜利，全国“八载仇犹一夕倾，如火如荼动欢声”(王白与诗)，但小农们困苦丝毫不减于往昔。出于为农民争民主，争自由的目的，1945 年，他与何鲁、董时进、伍国源等于重庆组织农民自由党。其时，他还借担任朝阳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之机，与青年接近，鼓励他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站到人民一边。1946 年，蒋政权公开撕毁停战协定，王又在《国民公报》上公开署名，发表《四川老百姓起来》一文，揭露蒋介石独裁、内战、玩弄假和平的阴谋。当局对他的言行十分忌恨，处处制造麻烦，他在重庆的工作无法开展，处境艰危，不得已，乃东去上海，筹备《新蜀报》上海版。
到上海后，《新蜀报》上海版筹备未成，他便与在沪的谢无量等民主革命人士一起寄寓于“中央饭店”，既参加以范绍增为社长，周绍轩、何培荣为副社长的“益社”的活动，又担任“民革”四川省组织的前身“民主同志联谊会”的秘书组长。他的住房在中央饭店屋顶，这里原是露天花园，很僻静，又只他一人居住，而且电梯只能通到六楼，上去得爬小楼梯。因此，他的住房就成了“民主同志联谊会”秘密活动的场所。他为该组织开展民主运动，做过大量文书工作，起草了该组织的纲领和宣言。他为该社起草的纲领提出：“以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其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内对外政策为基本准则”，“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政府，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确认叛党卖国的蒋介石为民主、和平、统一之阻碍”，“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没收官僚资本的改革”，“坚决完成先总理提出的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政策，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要充分发动人民力量，制止内战，争取真正的持久的民主与和平。”(转引自庞佑玙文章)，1948 年，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期间，他赴南京联络王国源、李宗煌、尹子勤等人参加“民革”的活动，并在上海组织规模空前的游园酒会，欢迎“川、康、渝”的国大代表和立法、监察委员，宣传反蒋斗争的民主革命思想。
1949 年春，“民革”通过范绍增与顾祝同的关系，获得国民党一个部队的番号——国防部暂编十纵队。王白与同四川“民革”其他原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奉命回川组建，以策应大西南解放，他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为此，他往西安、南郑，同胡宗南洽谈枪支，在重庆与杨耿光、周均时等共同筹划军事策反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活动。有人遇到困难要退却时，他告诫说：“我们回川的任务是革命，不是作官!”对于建立革命武装，他强调说：“拿起棒棒人打狗，丢了棒棒狗咬人。”7 月的重庆，他住在市中区中兴路的华府饭店楼上，常常汗流浃背地工作。去看他的人说：“楼上太热，不适于居家。”他却说：“住旅馆已成习惯了，我们干的工作只能随遇而安”，“家庭似旅馆，旅馆也成了我的家庭。”王白与生性耿介，一向坦荡对人，他认为“虽愚不可言之反动者，亦未尝不可感化”，因而疏于防备。可他的活动，早被打入农民自由党和“民革”的特务所掌握。他早被列入他们的黑名单。8 月 20 日有关当局以约请南山赴宴为名，待行至渡口船上即将其逮捕，随即关押于“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
王白与被捕后，一日晚，狱卒将他和同室难友的眼睛蒙上，用汽车载往乡下。大家以为是押去枪毙，都向狱卒要求写遗书。他没提任何要求，只大声说：“我不怕!”在狱中，他向难友讲“愿以一己之生命，担负反动派所加之任何罪名，以救民于水火。”时重庆当局有一位显赫人物捎信说：“只要公开承认错误，愿保他释放，并送洋楼一幢”，他没有丝毫动摇。王是一个很有才气的诗人，常借诗抒情言志，(1)狱中百日，他在纸烟盒上写诗四首，(2)其中一首写道：“由来志士苦心多，蜀络千秋恨不磨。心如止水无牵挂，犹渐百日坐东坡”。1949 年 11 月 27 日国民党政权逃离重庆前实行大屠杀，晚上 10 点钟，行刑刽子手打开牢门，王白与知是最后的日子到了，他神情从容，走出囚室，边笑边说：“痛快! 痛快!”行至松林坡时，他大声高呼：“打倒蒋介石匪头”、“民主革命万岁”，不屈牺牲。
王白与对家乡蓬安怀有深厚感情。他从南充联中毕业外出后，曾多次回蓬安，探望家乡亲人。1945 年，他在家乡的小学向师生讲演，分析当时的时局，关心家乡人民的疾苦。1948 年 5 月，一位负伤退役的国民党军官、他的同乡刘剑良，路过重庆，恨自己过去走错了路，对新的道路又缺乏信心，他劝导刘说：“重新开路，为时不晚。”并要他打入即将成立的蓬安“民众自卫总队”，掌握全县的武力，配合地下武装，搞军事策反，立功赎罪。待刘承诺以后，王即向县里有关人员写信，要他们荐举。经过一番努力，国民党蓬安县党部及参议会通过并报省核委，刘当了“蓬安县自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总队”于 1949 年 1 月正式成立后，刘向王写信，说枪支破旧、子弹缺乏，人员军事素质极差。王又复信刘，要抓紧训练，学会打仗，要他筹集资金购枪。后王又通过西南长官公署钱副长官送蓬安枪支 500 支，子弹若干发，并写信给他的学生某，要他同刘联系，将自卫队拉进华蓥山待命。后因王白与被捕，断了联系，枪支未领回，华蓥亦未去。但由于他的启发教育，刘剑良在 1949 年 12 月带领“自卫队”起义，迎接了蓬安的解放。

注：1、王白与博通经史，好文学，喜书画，尤工诗词。他与郭沫若、黄炎培、沈均儒、江庸、章士钊、谢无量等均有诗词唱和。谢无量在《奉和白与岁暮见怀之作》诗中称赞王白与的诗：“春到江南客未行，新诗乍袭似奇兵，喜看笔底风云气，长感天涯故旧情。”他自编有《双梧桐诗集》、《食力斋诗词集》、《今健楼集联》、《话雨集》、《革玉集》等多种，惜在他被捕以后，大多由当局劫去而散侠。现存者仅他的亲友所保存的一部分了。
2、1949年 12月初，重庆刚一解放，烈士有个表侄去白公馆吊唁王白与时，在监狱附近垃圾堆上拾得四首诗的草稿，惜又遗失。现存三首是根据烈士难友周绍轩背诵记录，另一首已不复记忆而失传了。

摘自蓬安县志199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