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新舆情] 抗日名将：赵寿山将军—百战何辞作国殇抗日名将：赵寿山将军—百战何辞作国殇

纪念抗日名将：赵寿山将军—百战何辞作国殇https://m.sohu.com/a/232710363_66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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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寿山（1894—1965），原名生龄，字杜亭。陕西户县人。1924年参加杨虎城部队。抗战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师师长、三十八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野）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青海省省长、陕西省省长。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沉沉夜色中张开血盆大口，卢沟桥上骤然想起的枪声宣告了他们妄图一举“鲸吞”我泱泱华夏的狼子野心。

翌日，远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拍案而起，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抗战的宣言。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在风景如画的江西庐山，一位身着国民革命军将官服饰的关中汉子，走进了隐身于山上的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行宫别墅，当面向这位委员长呈上了他亲笔书写的请缨抗战书……在得到蒋介石的“恩准”后，这位将军旋及下山，日夜兼程，于12日便回到了故乡—陕西西安。

这位将军就是后来威震敌胆的抗日名将—赵寿山。

请缨抗战“第一功”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将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十七路军缩编为一个军，即三十八军。杨虎城被蒋介石“流放”，三十八军由杨虎城的爱将孙蔚如任军长（孙同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赵寿山是该军主力十七师师长。当时他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于是，7月8日的请缨也就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第一个站出来请缨抗战的人。就连蒋介石也承认，赵寿山有“抗战第一功”。

赵寿山回到西安后，立即找到孙蔚如（字树棠），面陈请缨抗战的初衷……孙蔚如与赵寿山既是孩提之交，又有同窗之谊（两人同为陆军测量学校毕业），还是义结金兰、肝胆相照的弟兄。孙蔚如对赵寿山说：“寿兄率军先行一步，待弟整顿好后方即率后续部队赶赴前线。兄韬略过人，治军有方，此行必能打出我西北军人的威风！”

赵寿山说：“树棠放心，愚兄这个前部先行定当不辱使命！”说罢便火速赶往十七师驻地三原。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向全国军民发出全面抗战的号召。

7月21日，十七师在三原誓师出征。身材高大伟岸、气宇轩昂的赵寿山将军对一万三千多名陕军将士慷慨陈词：“抗日若怕死，何必出潼关！不灭日寇，誓不生还……”

一万多名“陕西冷娃”在赵师长的率领下，乘坐孙省长调来的列车，于赤日炎炎时节，越过黄河，直扑战火纷飞的华北战场。

如果以出征时间计，陕军十七师的这次“东征”，比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三个师还要早四天！

十七师到达河北保定时，正在指挥保定保卫战的二战区南路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将军立即命令赵寿山率部投入战斗。一万多“陕西冷娃”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和日寇进行血肉搏杀。卫立煌对西北军的英勇气概赞不绝口，对亲临一线指挥的赵寿山师长更是钦佩有加，称之为西北“虎将”！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声中，兵分两路向华东中原进攻。一路越平津扑向江南；一路跨晋中平原向西北杀来。扑向江南的日军闪电般地攻陷了我国半壁河山，但“杀”向西北的却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井陉口、雪花山一带遇到了我军顽强的抵抗，举步不前。而在这一带布防的主力部队就是赵寿山将军的十七师和随后赶到的三十八军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和军直属教导团（团长李振西）。

我军在这一带与装备精良、人数又多出我军数倍的日军血战十五昼夜，直杀得血流成河，日月失色……虽然最终失守，却使日寇闻陕军而丧胆，重挫了日寇之凶焰。9月孙蔚如军长在西安作《抗战歌》，诗中称我西北军将士在平汉线的诸战为：“此为中原第一战，风云锐利如疾电”。而血染战袍的赵寿山将军则以诗铭志，吟出了“妖气弥漫寇方张，百战何辞作国殇。士卒冲锋杀敌处，娘子关外月如霜”的豪迈诗行。

“国殇”，即为国牺牲。赵寿山将军就是为了国家主权民族大义而浴血沙场，不辞国殇的大英雄！

擎天铁柱立“中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包括陕军在内的我西北军民的完全抵抗，“北进”的日军虽然攻下了太原，占领了山西的大半土地，但敌我双方的争夺战一直都在继续，战局仍呈胶着状况，这种胶态也向世人昭示了日寇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叫嚣不过是狂犬吠日、痴人说梦！

在随后的忻口战役、阳平关战役中，赵寿山将军统帅的陕军也打出了一路威风。他被国民党元老黄绍竑称为：平汉线上两个半能打仗的将领中的一个。

1938年夏，陕军主帅孙蔚如率领由三十八军、九十六军组成的三十一军团东渡黄河，在黄河北岸的三百里中条山设防，力阻日寇渡黄河、越潼关，粉碎其侵略我大西北的阴谋。

此时，赵寿山将军所率领的陕军十七师暂归彭德怀将军指挥，在晋东南与日军周旋。孙蔚如率部过河前，赵寿山接中央指令归制，并升任三十八军军长。永济战役后，三十一军团升格为第四集团军。赵寿山军长的三十八军是集团军的绝对主力。

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坚守了两年半，先后挫败了日军十一次的疯狂扫荡。其中最惨烈的战事当属“血战永济”“陌南会战”以及“望原会战”。

血战永济时，赵寿山的三十八军正在永济以东的平陆路境内布防。永济失守后，孙蔚如率军团部向东撤退。行至芮城江口镇时，遭到了日军的围追堵截。前有强敌，后有黄河，势单力薄的军团部一时陷入险象环生的绝境。

危急关头，孙蔚如想到了“虎将”赵寿山，于是便让机要员向赵寿山拨打电话。机要员一番忙碌后惊呼道：“军团长，赵军长的电话通了。”

赵寿山回电：“请军团长少安勿躁。江口之危，与公与私寿山皆不敢稍有懈怠！”

赵寿山立即派出三个团的兵力，连夜向陌南镇挺进。他对团长们说：“拿下陌南镇，江口之围不战自解！”

兵法上称此举为“围魏救赵”，由此可见赵寿山将军过人的韬略和胆识。

江口之敌果然不战而解！

1939年5月29日，屡遭败绩的日军发动了对我中条山的第五次大扫荡。开始是小规模的投石问路，至6月6日，日军以三万之众（含伪军）兵分九路向我军发起猛攻。天上是由三十八架飞机组成的“飞贼”大队，山上山下是数不清的远程山炮和装甲车。九路敌人的最终目标是击溃我各处守军，会师茅津渡，从茅津渡抢渡黄河……

而守卫茅津渡的正是我军主力三十八军。

孙蔚如电令赵寿山：“三十八军以茅津渡为据点，加强防守，并主动控制茅津渡以西、陌南镇以东一线，视战局发展，相机策应九十六军……”

既要守住最后的阵地，又要相机策应兄弟部队，赵寿山将军肩上挑的是千钧重担！

该策应时拍马赶到，该坚守时静若处子，该出击时动如脱兔，赵寿山将军在战火纷飞、战局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充分显示了他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这场被称为“六六战役”或“陌南战役”的血战，最终是以我军在茅津渡聚歼数千名日本兵而宣告胜利。此役过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亲临平陆，热情称赞第四集团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而晋南、陕西的军民有口皆碑，称赵寿山将军是第四集团军的“铁柱子”“擎天一柱”！

到了1940年4月中旬的“望原会战”，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更是放心地让“寿兄”担当“前敌指挥”的重任。战前，赵寿山对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说：“守不住望原，砍下我赵寿山的头扔进黄河！”望原会战是陕军在中条山的最后一战。我军三军用生命，一举击溃了日寇的第十一次扫荡。战争结束当日，赵寿山将军征尘未洗，就接到家里喜添小孙女的喜讯。赵将军对家人说：“这孩子的名字就叫‘望原’吧！”

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奉命撤出中条山，驻守在河南荥阳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赵寿山将军在中原同样打出了陕军的气势！

毛泽东说：“中原战场，唯杂牌军还能打仗……指的就是陕军。”而蒋介石则说：“寿山善战……”

“于国于民敢问心”

孔子曰：“君子于仕也，行其义也。”赵寿山将军的一生，就是奉行道义之人。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百战何辞作国殇”是义；在手握军权时解主帅于危难之中，是义；在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制造国共两党摩擦时，他愤而赶走蒋介石钦点的特务头子张泰祥，让张泰祥“屎壳郎搬家—滚蛋！”从而有力地保护了三十八军中的中共党员，更是义薄云天之举……他虽然是国军高级将领，却对共产党的信念、政策十分信服和钦佩，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交情甚深，并曾单骑赴延安向毛泽东求教。

1942年，他终于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毛泽东称其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对赵寿山一直心存戒备的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阴招”，调赵寿山到甘肃武威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然而赵寿山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一心向往的是走向光明。1946年，赵寿山主动要求卸去总司令之职，多方辗转后，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护送下，于1947年3月进入冀晋鲁豫解放区，7月6日通电反蒋，宣告起义。

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野）副司令员，辅佐彭德怀将军驰骋大西北，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赵寿山先后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和陕西省省长等要职。1965年6月20日，赵寿山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赵寿山将军激荡着波澜壮阔的人生长卷中，充满着太多的传奇色彩。他饱经沧桑，历尽艰辛，为了国家兴盛、人民安康，奉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他的两句诗来概括他的胸怀与节操，那就是“百战何辞作国殇”“于国于民敢问心”。

现在中央30分钟新闻联播正在播放（交大西迁和交大成立130周年）！
今下午六点赵寿山将军的外孙（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掦新铁”又发微信《交大西迁和赵寿山省长》；
赵寿山将军（保卫延安）时曾任“西北野战军付司令员”，彭德怀元帅任司令员；他曾是抗战请赢第一人，是（中条山抗击日冠）的“铁柱子”。
他是毛主席1943年批准的《特殊共产党员》；
解放后曾任青海省长和陕西省长，中央委员；《交通大学》西迁到西安时，他时任陕西省长，当时赵寿山将军也起到了自己作用！
我还要提说的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我的长兄（张志明）时任排长，带兵在“京西宾馆”即现在的五路口“外事办宾馆”地下室，在很大的菓品箱搜出并捉拿了蒋介石二号人物《陈诚》，他还后任国民党总参谋长和台湾省长。
（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将张志明（我的长兄）当作政治犯多次通辑逮捕，承蒙赵寿山将军和孔从洲警备旅长的鼎力保护，才免去牢嶽之灾，幸兔於难！
到了山西《中条山》抗日前线后，国民党还要把长兄张志明押回西安问罪，又多亏孔从洲师长的保护，赵寿山将军为此还同国民党翻了臉。赵寿山将军和孔从洲师长是长兄的救命恩人！
在纪念《交大西迁70周年和交大成立13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感恩赵寿山将军和孔从洲（将军）师长！

2026年4月8日
於浙江省嘉兴市

薪火承百卅 西迁忆功勋
——纪念交大迁校中的赵寿山省长

岁月流转，弦歌不辍。今年，交通大学迎来建校130周年与迁校西安70周年的双重盛庆。梧桐掩映的校园里，“饮水思源”的牌匾熠熠生辉，承载着百卅学府的文脉传承，也镌刻着一段波澜壮阔的西迁往事。
每当凝望这块牌匾，人们总会想起那位为交大西迁殚精竭虑的奠基人之一——赵寿山将军。他是交大扎根西北的重要推动者，也是西迁征程中坚实的后盾。
在那段火红的岁月里，他用一腔赤诚与担当，为这所百年学府在西安筑牢根基，书写了校地同心、家国共进的动人篇章。
交通大学从黄浦江畔迁至渭水之滨，最终在西安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高瞻远瞩和亲切关怀，也离不开陕西省委、西安市政府以及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
赵寿山将军作为当时的陕西省省长，是这一重大决策在地方的重要执行者之一。西安交大校史展览馆中，珍藏着一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定格了赵寿山与交大迁校先遣团师生并肩而立的瞬间。这张照片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回溯当年，交大西迁的选址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初拟定的迁校地点有兰州、洛阳，西安仅是一个备选方案。交大迁校先遣团怀揣着建设西北高等教育的使命，率先奔赴各地考察。抵达洛阳时，恰逢城市大规模建设，街道施工现场杂乱喧嚣，接待工作也较敷衍，食宿条件简陋，给先遣团师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随后，一行人辗转前往兰州，彼时已是深秋，南方来的师生衣着单薄，在西北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恶劣的气候与简陋的条件，让兰州也难以成为理想之选。就在先遣团一筹莫展之际，西安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与洛阳、兰州的情形不同，先遣团抵达西安后，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接待。赵寿山将军亲自带队迎接，将一行人安排在刚落成、主要用于接待外宾的人民大厦。这座大厦是当时西北地区规格最高的建筑之一。
在大厦的礼堂里，将军耐心倾听师生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细致解答，对于合理诉求当场拍板支持。这份真诚与重视，打动了每一位西迁先行者，也坚定了交大落户西安的决心。当然，这背后是陕西省委、省政府集体研究、统一部署的结果，并非一人之力。
将军对交大西迁的赤诚担当，源于他坚定的家国情怀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这份初心，早在二十年前的西安事变中便已埋下根基。
1956年的一个深夜，一通电话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电话那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总理郑重告知，中央已正式决定将上海交通大学迁往西安，希望陕西方面落实好中央决策，妥善安置全体师生员工。
接到总理的嘱托，将军心中涌起沉甸甸的责任感，他当即向总理保证：必定竭尽全力，让南方来的同志在西安安心扎根、安居乐业。
从此，交大西迁成为全省的一件大事，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推进。为了落实好校址，赵寿山将军亲自牵头勘察选址。
据他当年的秘书回忆，将军不顾奔波劳累，多次前往黄埔庄、仁厚庄、沙坡村、兴庆路、太乙路一带实地查看地形地貌、考量区位条件，还专程请教专业人士。他曾多次提及，最终选定的校址，是昔日唐代御花园所在之地，是一块难得的办学宝地。在征地过程中，将军坚持一个原则：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教育事业，留给国家重点项目。当时，西安陆续迎来了多所西迁院校和“156项”重点工程的厂矿、研究所。对这些单位的用地需求，赵寿山总是优先保障，毫不犹豫地将最好的土地划拨给他们。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给省委书记和省政府领导自己的住宅用地却压住不予批准。当时，省委住宅和办公场地不足，有关方面曾申请在雁塔路8号征地修建办公楼和住宅。这份报告报到赵寿山手里，被他压了下来，迟迟未予批准。
他直言，省委不需要过多的办公与住宅用地，要把好地让给学校、让给工厂、让给研究所。这一压，就是八年。直到他离任赴京之后，省委雁塔路八号院的土地才由继任者批准。
这八年间，交大、西电、西工大以及一批国防厂所相继在西安最好的地段扎下了根。交大正式迁入西安后，将军始终践行自己的诺言，持续关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建校初期，交大尚未建成专用礼堂，各类大型会议、活动无处举办。将军得知后，经省委同意，将人民大厦的礼堂无偿提供给交大使用。此后多年，直到交大校园内建起了自己的活动场地，交大的重要会议、开学典礼、学术活动等都在人民大厦顺利举办。
许多交大老教授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感慨：“当年我们交大人，享受的待遇和外宾、苏联专家一样，这份厚爱我们忘不了。”负责人民大厦接待工作的赵元杰也回忆，将军反复叮嘱工作人员，要全力做好交大师生的接待服务，让南方来的老师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赵寿山将军还要求自己的子女回到西安建设大西北。他的女儿赵铭锦、女婿杨力因此一同回到西安。杨力在交大机械系担任系副主任，赵铭锦到省医疗系统工作。他把家与国紧紧系在一起。
将军对科学技术的崇敬，与他特殊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出身行伍，建国前曾担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半生都在枪炮声中度过。但他早年上过西北大学预科，从他留下的整整齐齐的高等数学学习笔记里面，可以看到他在微积分方面是多么用心，后来转到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毕业后从军。
战争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强大不能只靠枪炮，更要靠科学和技术。
1957年后，国家派他参加了一个赴苏联的军事代表团。赵寿山很少提起那次考察的细节，具体内容至今也不甚清楚。但有一张在莫斯科庆祝的照片，透露着不寻常的信息——那是一张在莫斯科举杯庆祝的照片，左边是聂荣臻元帅，中间是赵寿山，右边是钱学森先生，还有一个人至今没搞清楚是谁。这张照片拍的是什么场合、四个人举杯庆祝的是什么，一直是个谜。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次考察让将军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国家要真正强起来，离不开自己的科学家、自己的技术专家。
他唯一一次与国务院产生争议，是在三门峡库区土地征用的讨论会上。起初，在国务院召集的三省负责人讨论会上，他一言不发。周总理一再鼓励他发表意见，他才缓缓说道：“咱们是不是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也给子孙留点事情，由他们接着做？”
这句朴素的话，背后是对长远规划的深思。后来，国务院为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周总理做了折中。但将军对苏联专家的骄傲自大，以及国内某些专家队伍盲目跟风的现象始终心存忧虑。
在一次激烈的讨论后，他感慨地说：“咱们就是缺少自己的党员专家啊！”正因如此，他对交大这批西迁来的知识分子格外珍视。为了妥善解决南方师生的生活习惯问题，中央和陕西省、西安市都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当时，南方人习惯吃大米，而西安本地以面食为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从南方调拨了大米到西安。在那个一切都要平均的年代，调来的大米并不是只能给交大师生吃，而是面向整个西安市的居民——全市每家每户都要按照定量搭配大米，陪着交大师生和同期从南方迁来的厂矿、研究所的职工一起吃。
那段时间，报纸上还连载了如何用大米混合白面制作花卷和包子的食谱，帮助不习惯的本地人学会吃大米。这些朴实无华的举措，让西迁的师生和职工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体现了那个年代全国人民一盘棋、互相体谅互相支持的精神。
回顾这段历史，交大西迁的成功，是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的结果，是陕西省委、西安市政府和全省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这一批地方领导人尽心竭力、扎实工作的结果。
七十年风雨兼程，百卅载薪火相传。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早已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标杆，扎根西部、服务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栋梁之才，铸就了享誉中外的西迁精神。
站在交大130周年校庆与迁校7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更加感念所有为西迁付出心血的前辈。饮水思源，不忘来路。我们将永远铭记铭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铭记陕西人民、西安人民的厚爱。
在新的征程上，赓续西迁精神，砥砺奋进前行，让西安交大这颗西北高教明珠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