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胆”传说与元朝末年天全高氏和蒙古族阿盖的爱情争夺权力争夺战

川康边风云 · 发表于 2024-4-9 16:38

孔雀胆”传说与元朝末年天全高氏和蒙古族阿盖的爱情争夺权力争夺战

【摘要】“孔雀胆”传说是发生在元末云南梁王政权与大理政权间的史实，在政治变化中，段功的正妻高氏与阿盖公主演绎了爱情悲剧，留下诗词佳作若干。

这一传说有诸多异文，但其传说核有正史为据。传说本身和少数民族汉文诗词体现出很高的民族文学价值。传说背后隐藏着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孔雀胆”也是白族、蒙古族以及天全高氏之间民间文化关系的重要见证。
【关键词】孔雀胆蒙古族白族民族文学民族关系

一、“孔雀胆”传说与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的甄别
（一）、“孔雀胆”传说的内容
“孔雀胆”传说事实上应该叫“段功与阿盖”传说。传说是根据元末云南统治者梁王、梁王之女阿盖公主和地方政权大理总管段功的历史事实，在民间流传的爱情佳话。
元末明玉珍义军进攻云南，蒙古统治者梁王巴匝拉瓦尔密和行中书省官员望风而逃。逾年，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出师收复失地，梁王感其德，奏拜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为政府首脑。同时将女儿阿盖公主（旧“盖”本从“示”，今撤销）许配给段功。新婚燕尔，阿盖作《金指环歌》表达喜悦之情。

此后段功留在昆明理政，不回大理。段功原配寄《玉娇枝》词倾诉衷肠，段功遂回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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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8.6667px]嫡妻高夫人在大理作词寄段功云：「风[size=18.6667px]卷[size=18.6667px]残[size=18.6667px]云[size=18.6667px]，[size=18.6667px]九[size=18.6667px]霄[size=18.6667px]冉[size=18.6667px]冉[size=18.6667px]逐[size=18.6667px]。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寂寞倚帏屏，春雨纷纷促。蜀锦半间，鸳鸯独自宿，珊瑚枕冷，泪滴针穿目，好难禁。将军一去无度，身与影立，影与身独，盼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寃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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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8.6667px]至正二十四年春，[size=18.6667px]段功[size=18.6667px]还大理，至洱海金鸡庙，夫人遣人适来报生子，[size=18.6667px]段功[size=18.6667px]喜，作歌曰：「去时野火通山赤，凯歌回奏梁王怿。自冬抵此又阳春，时物变迁今又昔。归来草色绿无数，桃花正秾柳苞絮。杜鹃啼处日如年，声声只促人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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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

高氏〔宋代〕《玉娇枝促段功归尧山堂外纪卷七十四》

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寂寞倚屏帏，春雨纷纷促。蜀锦半床闲，鸳鸯独自宿。好语我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

后因想念阿盖，段功不顾妻儿和部下的劝阻返回中庆（昆明）。梁王听信谗言，认为段功佣兵谋反，便起杀心。起初授意于阿盖，令其用剧毒孔雀胆毒害段功。但阿盖已与段功萌生真情，便将事泄密。并劝段功速回大理，自己愿意跟随。段功为表真心没有离开。次日，梁王设计邀段功到昆明东寺做佛事，在盘龙江通济桥头将其杀害。
阿盖闻丈夫死讯，便欲殉情，梁王严加监视。阿盖最终留下绝命《悲愤诗》，服孔雀胆自杀。梁王悔恨不已，后段宝、僧奴谋划为父报仇，依附明朝，蒙古政权终被明朝所灭。
（二）、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
郭沫若不是这个传说的唯一传承者，但却是这个传说的发扬光大者。其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孔雀胆》将段功和阿盖的历史形象蜕变为文学形象，广为流传。甚至剧本情节都掩盖了历史事实。为此，郭沫若在《孔雀胆》后附录，详细说明创作过程和史实考证。
在附录中，有《<孔雀胆>的故事》《<孔雀胆>故事补遗》《昆明景物》《<孔雀胆>后记》《<孔雀胆>的润色》《<孔雀胆>二三事》《<孔雀胆>资料汇辑——昆明杨亚宁先生所提供之函件》《<孔雀胆>归宁》八篇文章，收录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七卷•孔雀胆》。【1】这些文章对于考证“孔雀胆”传说的历史情结十分重要。
介于《孔雀胆》剧的广泛影响，这里就把“段功和阿盖”的传说统称“孔雀胆”传说。
（三）、“孔雀胆”传说的历史记载
“孔雀胆”传说在史籍中记载颇多，主要见于下列：
《南诏野史•段功》（原书散失，今有明代杨慎整理本和清代王崧校理本）
《元史•顺帝纪》
《明史•巴匝拉瓦尔密传》（《新元史•梁王传》根据《明史》添改）
《新元史•明玉珍传》
《新元史•阿盖传》
另外，在专门的蒙古史中，云南地方志等书中也有这个传说的蛛丝马迹。从事实发生至今，这个传说流传于云南昆明、大理等地，历来为文人所记。例如明末云南遗老刘毅庵的《脉望斋诗草》记载阿盖事迹；明代文豪杨慎的《滇载记》有史实记载；施蛰存先生有短篇小说《阿盖公主》（收入《将军底头》）等。

二、“孔雀胆”传说涉及的古代少数民族汉文诗词
（一）、与传说一起流传的诗词
纵观史籍记载，“孔雀胆”传说涉及多首元末蒙古族和白族用汉文创作的诗歌，有：
《金指环歌》（阿盖，蒙古族）：将星挺生扶宝阙，宝阙金枝接玉叶。灵辉彻南北东西，皎皎中天光映月。玉文金印大如斗，犹唐贵主结配偶。父王永寿同碧鸡，豪杰长作擎天手。
《愁愤诗》（阿盖，蒙古族）：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晴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卢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
《答梁王》（高蓬，白族，段功部下）：实与下番梁王翁，檄书何苦召高蓬。身为五岳嵩山主，智过六丁缩地公。铁甲铁盔并铁帽，花鞍花索玉花骢。但挥眼前青石障，孤云击破几千重。
《劝段功诗》（杨渊海，白族，段功部下）：功深切莫逞英雄，使尽英雄智力穷。窃恐梁王生逆计，龙泉血染惨西风。
《题壁》（杨渊海，白族）：半纸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生死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哀怜永决云南土，絮酒还教洒泪频。
《玉娇枝》（高氏，白族，段功原配夫人）：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寂寞倚帏屏，春雨纷纷促，蜀锦半床闲，鸳鸯独自宿。珊瑚枕冷，泪滴针穿目。好难禁，将军一去无度！身与影立，影与身独，盼将军只恐乐极生悲怨鬼哭。
《奔威楚道中》（梁王巴匝拉瓦尔密，蒙古族）：野无青草有黄尘，道侧乃多战死人。触目伤心无限事，鸡山还似旧时春。【1】
《无题》（段功，白族）：去时野火遍山赤，凯歌回奏梁王驿。自冬抵此又阳春，时物变迁今又昔。归来草色绿无数，桃花正秾柳苞絮。杜鹃啼处日如年，声声只促人归去。
《答梁王借兵》（段宝，白族，段功子）：烽火狼烟信不符，骊山举戏是支吾。平章枉丧红罗帐，员外虚提粉壁图。凤别岐山祥兆隐，麟游郊蒌瑞光无。自从界限鸿沟后，成败兴衰不属吾。
《寄兄诗》（段僧奴，白族，段功女）：其一。珊瑚勾我出香闺，满目潸然泪湿衣。冰鉴银台前长大，金枝玉叶下芳菲。乌飞兔走频来往，桂馥梅馨不暂移。惆怅同胞未忍别，应知含恨点苍低。其二。何彼秾秾花正红，归车独别洱河东。鸿台燕苑难经目，风刺霜刀易塞胸。云旧山高连水远，月新春叠与秋重。泪珠恰似通宵雨，千里关河几处通。
十首诗和一首词，充分展现了元末云南白族和蒙古族贵族极高的汉文化修养，其诗词创作比一流的汉文诗词毫不逊色。这其中，阿盖公主的《悲愤诗》和高夫人的《玉娇枝》词堪称代表。
（二）、民族语言特色和诗词语言之美
《愁愤诗》是一首兼有汉语、蒙古语、白语（指宋元时期僰人的语言）的诗歌。踏里彩：一种锦被；吐噜吐噜：可惜可怜之意；奴歹：我意；押不芦花：一种起死回生的灵草；肉屏：驼峰；铁立：松林。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运用到汉语诗歌中，既是感情表达的需要，也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毕竟作者的母语是蒙古语，第二语言是汉语，白语应该掌握不多。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诗歌语言，打破了语系语种的词汇差异，将汉语音韵之美和少数民族语言铿锵之美巧妙融合，将复杂的心情和同样复杂的历史情境相互映照，使得百年之后的读者仍可通过文字读出历史。
由于诗中的“押不卢花”象征永恒的生命的美丽，因此，在蒙古族民间，阿盖公主又被称为“押不卢花”。段功和阿盖的爱情不仅流传在云南各族人民中间，也在广大蒙古族地区流传。可见，语言对于诗歌流传的重要意义。也可以看出，汉语作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语，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玉娇枝》中，偶句和末句“逐”、“绿”、“促”、“宿”、“目”、“度”、“独”、“哭”押韵，使得全词十分上口，音韵和谐。“绿”古音“陆”，今天云南汉语方言的“绿”仍读古音，可见这一组用韵颇具地方特色。
（三）、诗词折射的元末云南地方特征
《金指环歌》中的“碧鸡”和《奔威楚道中》的“鸡山”同指昆明滇池西岸的碧鸡山，即西山。这又牵涉滇中地区另一个著名的传说——金马碧鸡，不赘言。可见，碧鸡山之名在元代已经广泛使用，并且碧鸡山已经成为昆明的代名词。
《愁愤诗》中一句“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雁门”代指蒙古草原，“滇海”代指云南。可以看出作为元朝才定居云南的蒙古族，对草原家乡无限怀恋，至少是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滇海”就是滇池，明代杨慎有《滇海曲》，可见元明两朝，滇池叫做滇海，这符合云南的湖泊命名规律。云南多大湖，湖皆以海名，如今天的洱海、阳宗海、纳帕海、程海等。据此推测，今天的“海”的名称，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
《愁愤诗》中有“西山铁立”一句。“铁立”是蒙古语的松林，西山就是碧鸡山，位于滇池西岸，为滇中第一名山。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西山的松林”。这说明元末碧鸡山广泛分布松林（云南松林），与今天的植被情况完全吻合。诗中另有“肉屏独坐”一句，说明那时候云南有骆驼，这反映出元代云南与西北地区有经济往来，至少交通是通达的。这也许和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

三、“孔雀胆”传说的异文
传说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产生诸多异文，但其传说核是不变的。“孔雀胆”传说的传说核产生于元末明初，距今700多年，传说面貌众多。
在正史记载中，以《元史》《明史》《新元史》最权威，但史籍中并非以完整叙事形式记录，而是人物传记。所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只能拼合而成：
线索一：明玉珍军明二部进犯中庆（昆明）——梁王求助于大理总管段功——段功战胜明二——梁王封段功为平章政事——梁王猜忌段功并与加害之——段功被害——段宝谋替父报仇——段宝大理政权归附明朝——梁王蒙古政权被朱元璋所灭。
线索二：段功德胜归来——迎娶阿盖公主——原配高氏寄书诉闺怨——段功回大理——思念阿盖——不顾劝阻回中庆——被害。
线索三：阿盖公主与段功结合——新婚燕尔，作《金指环歌》——梁王要求阿盖用孔雀胆毒死段功——阿盖告知段功实情，劝段功一起回大理——段功通济桥被害——阿盖作《愁愤诗》，服孔雀胆殉情。
三条线索穿插，以段功被害的前后情节为核心节点。整个传说展现了元末云南民族的生活、政治画卷，将一桩政治联姻演绎为爱情悲歌。
在异文中，《南诏野史》的记载最为完整，也是后世流传的主要版本。其他异文除民间口头流传外，文人士大夫的文集、地方志、文献总集、诗歌著作、风物志、碑文等都有记录。这些异文呈现出“大同小异、各有侧重”的特点。
例如，大理段功墓的碑铭，主要记载段功的英雄事迹，侧重大理的历史文化。《昆明风物志》侧重昆明的城市史，着重演绎阿盖公主的段功的爱情悲剧。《云南风物志》则是从云南少数民族关系史的角度，全方位展现历史画卷。施蛰存先生的小说《阿盖公主》则着力刻画蒙古族公主的光辉形象，再现这位生长在滇池畔的蒙古少女的才华和情感。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站在抗日救亡的立场，展现民族精神，振奋民族信心。
有几个情节在异文中出入较大。一是关于段功原配夫人高氏，有人认为段功既有原配，梁王怎么会把女儿许配给段功，段功也不应接受。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白族和蒙古族的婚姻观念有别于汉族，这符合民族习惯。还有人认为阿盖与段功系真心相爱。二是传说中的诗词。只有阿盖公主的《金指环歌》和《愁愤诗》无一例外出现在所有文本中，而其他诗词时有时无，甚至同一首诗也会有若干异文，如杨渊海诗。三是段宝和僧奴复仇的一段，有的文本没有涉及，可能是出于叙事艺术的考虑。还有阿盖的结局，有服孔雀胆殉情、绝食殉情、归丧大理三说，第一种说法较流行。
不排除有的诗词是后人添加修改，但也不能否认当时的大理贵族和蒙古贵族有较高的汉文化水平。从南诏初期的君臣唱和诗作，就可以证明早在唐代，云南贵族就已经具备很高的汉文化造诣。在蒙古族文学史上，梁王和阿盖的汉文化造诣也是被公认的。

四、“孔雀胆”传说在白、蒙古、汉文学史中的意义
“孔雀胆”传说是白族和蒙古族共同创造的。这样的文学遗产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可以说它是绝无仅有的蒙、白、汉文化交流的结晶。
押不卢花阿盖公主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她的血液里流淌着草原的血脉，她的头脑中却是来自云南山水的滋养，她的感情属于苍山洱海。这样的文化积淀，最终碰撞出“孔雀胆”皇冠上的明珠——《愁愤诗》和《金指环歌》。她的诗以情感取胜，没有妙手偶得的佳句，没有辞章典故的深奥，只有她对山水家园的热爱，只有对段功的深情，只有对命运的无奈。一边是深爱的丈夫，一边是慈爱的父亲，她对政治没有一点兴趣，却在情感的抉择中选择结束。从《金指环歌》的美好憧憬，到《愁愤诗》的无助呐喊，他那一落千丈的情绪完全在诗中表露，令每个读者、听众、观众都为之心动。
段功不但是一个历史形象，还是一个文学形象，是白族民众心中的英雄。他作为一个英雄形象，是民间口头文学的绝佳素材，因此广为流传。民众通过对段功的赞颂，对梁王的贬斥，表达了惩恶扬善的民间道义，发泄了百姓对统治阶级的不满。
汉文学史中，少数民族的汉文创作历来不受重视，而“孔雀胆”传说无论是传说本身还是汉文诗词，都应该得到关注。这是汉文化在西南边疆影响的结果，也是两个母语非汉语的民族在汉文化上的交流。“政治联姻”、“闺怨”、“小人谗言”、“殉情”、“毒害”等母题也是汉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共有的内容。
从整个中国文学的框架来看，蒙、汉、白合一的文学题裁，也只有“孔雀胆”。同时，这个传说还是云南地方文学的重要部分，是昆明和大理城市文学史的关键一环，也是元代文学的绝响。

五、“孔雀胆”传说折射元末明初西南边疆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
元代后期，云南的政局呈现二元特点。蒙古贵族统治者世袭“梁王”封号，名义上统治全滇，实际上其势力是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在其他本土政权中，以大理为中心的白蛮段氏政权最为强大，统治滇西，世袭“大理军民总管”封号。梁王历来重视与大理总管的关系。到元末，梁王与段氏更是分而治之，自成天地。
明玉珍汉军进攻云南，实际上同时威胁到白、蒙政权。所以互助抗敌是双方最好的选择。之后，梁王以联姻进一步巩固同大理的关系，并封段功为云南平章政事，此职相当于省长，可见蒙古贵族希望与段氏联合执掌云南大局，以对抗大明朝的出现。但终因政治斗争，不得不顺应一统的局势。
元朝对云南民族格局有重大改变。回族（穆斯林）和蒙古族成为云南世居民族，使得云南与北方有了新的联系。而此时也正是白族历经漫长融合逐渐定型的时期。白族、回族、蒙古族在此后的云南历史进程中，不仅是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民族，也是汉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对云南历史有深刻影响。“孔雀胆”恰恰见证了这一过程，成为民族关系史的标本。
白族凭借对佛教的信仰和对儒家、道家思想的认同，逐渐与彝族分流，进而成为两个民族。成分复杂的穆斯林移民由伊斯兰教凝聚成一个民族。蒙古族则凭借政治实力使自己保持了民族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北方民族对西南环境的适应，云南各旧有民族不断地融合，是中国民族融合、迁徙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而与北方、东部相比，这里以战争方式促进民族融合的事例屈指可数，和平的方式是主调。这一点，是西南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
“孔雀胆”中，蒙古族对佛教的尊重和认同；白、蒙、彝、汉各民族之间民族界限的淡化；不同民族间的深情厚义；对地域的认同大于民族认同等，体现了当时云南民族关系的特征。这一特征是一贯的，直至今日还是这样。与西北、东北的民族关系不同，云南很少有一个单一民族的纯聚居地，就算在宗教情结十分浓重的回族村寨，也会有其他民族杂居。但是，各个民族仍然很好的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和习俗。
这种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对生存环境适应，对生活方式不断选择的结果，也是一种理想的民族关系。在同一居住地，佛寺、清真寺、教堂、道观并存百年并不少见，人们已经将“民族”和“宗教”变成一种常态，去除了其中“特殊”和“唯一”的含义，兼容并包，共同发展。否则，也绝不会有“孔雀胆”这样的传说为人们称颂，这包含了对历史的客观、对生活的憧憬、对情感的赞美和对和平的祈愿。

参考文献
1、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2、[明]倪辂辑；[清]王崧校理；[清]胡蔚增订；木芹会证：《南诏野史会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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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叔磐、孙玉溱、张凤翔、吴继昌、吴学恒：《元代少数民族诗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孔雀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7、吴晓亮：《大理史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8、余嘉华：《云南风物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9、李孝友：《昆明风物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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