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升庵的论文

武乡侯 · 发表于 2024-4-10 12:22

网上没有报名表，省作协复函也没有马上发来，只答复在网站上自己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纪念杨升庵诞辰53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巴蜀才子同襟抱异代风流两状元

——————杨升庵与骆成骧比较研究

朱醴

【内容摘要】

杨升庵是明代状元，著名学者、文学家和朝廷大臣，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巨大成就与建树，深刻影响了明清以至近现代的文化特别是巴蜀文化，成为一代泰斗，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骆成骧是清末状元，文学家、教育家，其人生经历、性格、才情、学识、教育事业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各个方面，都与杨升庵有着诸多类似之处。通过对明清两代均为四川唯一的状元的两人的比较，可以看出四川人才的传承与文化传统的连续性。

【关键词】

杨升庵骆成骧状元巴蜀文化云南开发四川教育

从南宋到清末700年间，四川仅出过三个状元，分别是新都的杨升庵和资中的赵逵、骆成骧。与赵逵的久远不同，其中的杨升庵与骆成骧由于年代距离较近，因而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或相近之处。这不仅体现了四川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也展示了一脉相承的文人风范。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发现二者许多相同点和时代造成的差异，分析这些异同，有助于理解四川文化、文人、文风与文脉的传递关系。

杨升庵，字用修，成都新都人，明代状元、名臣、文学家、学问家。他在文学等多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推动了云南文化发展和文献整理，对边疆民族教育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骆成骧，字公骕，四川资州人，清末状元，文学家、教育家、武术提倡者。参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创办，任广西法政学堂监督和山西提学，以及四川第一届议会议长，并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在自己的诗中，骆成骧曾经含蓄的表达过以杨升庵自况的意味，原文是在提到杨升庵之后，骆成骧写道：后生更比前生误。这也是骆成骧一生之中唯一的最为明确的自比杨升庵的文字材料，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原文出自《登蒙山饮茶歌》：“试汲蒙水煮蒙茶，爱是升庵旧题署。文采风流四百年，后生更比前生误。”（《清漪楼诗存》卷四第三十六页）

可见，骆成骧内心是对自己的性格、经历、成就与杨升庵相提并论，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认同感。

具体考察二者的生平，不得不承认，四川文人的诸多传统，确实具有相当的连贯性。通过两位状元一生的经历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诸多方面都有相似或相近的地方，例如：

聪明早慧

两位状元都是早年成熟，智慧超群。

资料显示，杨升庵小时候早慧，五岁能背《飞骑桥》，七岁诵唐诗，过目不忘。十一岁学近体诗，十二岁作《吊古战场文》，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佳句，十四岁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霜叶赋》、《咏马嵬坡》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乡试《易经》第一名“易魁”，殿试中状元。而其父杨廷和也是早慧神童，以十三岁中举而令人称奇。

骆成骧也是小时候就已经显露出过人才华，《述略》中记载他“初为文字，即惊宿儒”。有一次骆成骧之父出上联：抖起精神触落满天星斗，骆成骧应声立即答曰：长成羽翼冲开万里云霄。对仗工整，气势不凡。骆成骧参加州试，其州试卷子惊动了知州高培谷，亲自定为案首，并推荐到尊经书院深造。

由此可见，两位天才神童，有着共同的早慧的特点，天资聪颖，出类拔萃，与众不同。

文人风骨

两位状元都是文质彬彬，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豪情壮志，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自觉地把安邦治国作为自己的宏大理想。

杨升庵早年即有经国治世的远大理想，并且一生为之奋斗。这些都突出地表现在其政治教育活动中，特别是大礼议事件中。

骆成骧则立志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从国子监宵衣旰食的日常事务到京师大学堂的筹办，从四川高等学堂的成立、管理到川大的筹备，以及蜀学堂、广西法政学堂、雅安官员选拔考试甚至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山西提学使任上等，都孜孜不倦、任劳任怨，倾注了毕生心血。

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文人情怀，致力于天下文章，经天纬地、安邦治国。

博览群书

两位状元都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识，熟读古今典籍。这些不仅体现在殿试的策对和日常行文之中，更体现在各自的著作与诗文之中。例如，杨升庵的文集博大精深、内容浩瀚，涉及的知识领域和门类之多，浩如烟海，令人叹为观止。

而骆成骧的殿试策对，融汇了《尚书》、《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战国策》甚至训诂学的内容，体现了其学问的博大精深。而《清漪楼诗存》近千首诗歌，用典达400多个，浑然天成，信手拈来，化用于无形，堪称典范之作。

这些，都充分说明两位状元的学问深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经过刻苦学习得来的。

行万里路

两位状元都是行走万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丰富的阅历为他们提供了无尽的动力和文学创作素材。

杨升庵走过的地方主要有：成都、三峡、北京、山东、宜昌、大理、永昌卫、丽江、昆明、安宁、楚雄、江阳…………等多处行省、郡县和边疆地带。

骆成骧走过的地方主要有：成都、乐山、德阳、重庆、三峡、宜昌、河南、山东、秦皇岛、山海关、北京、杭州、曲阜、广州、桂林、台湾澎湖附近、风陵渡、太原、西安、潼关、华山、上海以及日本东京、大阪…………等地。

两位状元游历之处，都有大量诗文传世，展现了他们热爱祖国壮美河山的无限胸怀。

可见，两位状元长途跋涉，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充分吸取了历史文化的诸多营养。

因挫折而成就

两位状元都是经历过不少磨难和挫折，才最终成就状元功名。都是各自所处朝代中四川唯一的状元。

杨升庵最早参加的一次殿试，成绩优异，考官争相传阅，可惜考官不慎导致灯花烧毁试卷，不得已，其父命杨升庵入国子监求学三年，最终得以在三年后再次参加殿试，一举取得状元。

骆成骧则在第一次会试落榜，滞留京师一年，为人代馆教书，继续发愤攻读，他在座右铭写下“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警醒自己。通过一年发奋努力，才在次年荣登榜首，成为清代四川籍的唯一状元。

这充分印证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

狷介立身

两位状元都是狷介品格，不被恶势力吓倒，勇于抗争，百折不挠。

杨升庵处于朝廷斗争的旋涡中心，不顾自身安危，在“大礼议”事件中挺身而出，维护封建礼制，顶撞当朝皇帝，经历两次廷杖，最终被发配云南永昌卫，最后溘然长逝在那里，一生不曾后悔自己的坚定选择。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

骆成骧在戊戌变法遭遇血雨腥风的镇压的时候，站出来收拾烈士遗物，护送遗孤返乡。有同乡在会馆贴出对联避祸，他义愤填膺，多次撕下，使得对方被震慑，不敢再贴。骆成骧还多次营救尹昌衡等知名人士。杨禹昌、魏云泉等烈士牺牲之后，他又把遗孤带回老家，并亲自撰写《杨烈士节略》予以缅怀。其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气节，令人景仰。

可以看出，两位状元的性格都是敢于面对邪恶迫害，甚至赴汤蹈火、取义成仁，也在所不惜。

清正廉明

两位状元都是为官清廉，拒绝贪腐，成为后人高山仰止的楷模榜样。

杨升庵一生清正廉洁，做官期间拒绝贿赂拉拢，清白做官，两袖清风，十分正直

骆成骧也是不贪钱财，即使在筹赈局的肥缺上，也是孜孜不倦的思考赈济饥民的办法，在诗中多次吐露自己的忧国忧民、寝食不安的思索。孔祥熙赠予的1000两银子，他全部用于山西教育。陈督军赠予的4000大洋，他也全部捐赠川大的筹备。以至于“厨灶屡空”，被称为“穷状元”。其父也曾经拒绝厘金管理的肥缺，宁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过简朴的日子。

关心民生疾苦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两位状元最突出的性格特点。

杨升庵一生，关心人民的生活痛苦，写下不少诗文予以同情，控诉吃人的社会的黑暗现实。《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骆成骧同样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写下了大量反映底层人民生活困苦特别是战乱逃亡生活的作品。其中《耕田叟》、《成都战事》等就是体恤民情、控诉对老百姓的盘剥、掠夺的富有正义感的诗篇，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两位状元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有切肤之痛，感同身受，体现了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悲天悯人、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感。

致力教育

两位状元都是对于当地教育倾注毕生心力的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对各自的地方与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

杨升庵在江阳和永昌卫，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孜孜不倦的培育人才，有着显著的建树和丰硕成果。杨慎在云南的学术同好和门人数以百计，人才济济，盛极一时。

骆成骧的教育事业如前所述，包括了国子监、京师大学堂、尊经书院、四川大学、蜀学堂、广西法政学堂等教育机构，以及在家乡重龙山上设馆授徒，促进当地学生素质的提高。正如梁启超打趣所言：状元公教书有瘾。骆成骧在山西提学任上，兢兢业业，不仅亲自跑遍全省，与学生对话交流，而且修改学部规章几十条全部被采纳，山西教育考核也是全国第一。

两位状元的努力，都使得当地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对于当地的素质提高和文化传承起了重大作用。

勤奋写作

两位状元都是笔耕不辍、勤奋写作的典范，杨升庵更是著作等身。

杨升庵的著作十分丰富，为明代甚至历代之集大成者。

资料显示，关于杨慎著述种类之丰富，明清学者皆称其第一。其数量，明人简绍芳说400余种，嘉靖年间王世贞说92种（撰45种，编47种），万历年间李贽《续藏书》卷12中说有117部。焦兹说访求到153种。《明史》本传说100余种，清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搜集到杨慎著作42种，收入该书中有39种。

骆成骧除了殿试策对以及宪法议院法类的著述编纂，他的诗作近千首，琳琅满目，文辞隽永，结集为《清漪楼诗存》四卷。此外，还有《四音辨要》、《仪礼丧服会通浅释》、《左传五十凡例》等著作。《劝民五字歌》，据说也是状元骆成骧所著。

备受景仰

两位状元都是在当代及后世备受景仰的人物，流芳百世，光照千秋。

杨升庵故居得到很好的保护，桂湖升庵祠也多次整修。文集在后世不断出版，受到各界特别是文学界的广泛推崇。天启（1621年—1627年）年间，杨慎被追谥文宪。他的《二十一史弹词》临江仙成为四大名著之一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骆成骧也是受到民众与文人的拥戴，在北京及川大、资中等地，都有碑文塑像，陵墓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文集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资中当地为弘扬状元文化，多次举办书画展和学术文章研讨结集，重龙山人著有《咏骆状元》诗文200多首（篇）150万字。

两位状元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当地，历代以来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而杨升庵与骆成骧的一些不同之处，则在于：

家世不同

杨升庵是贵族子弟，锦衣玉食，富贵荣华，读书条件得天独厚。这些都造就了其优越的读书条件，特别是家世显赫，接触到的名师更多，对于其成长更为有益。

骆成骧则出身于贫苦家庭，小时候家里无蚊帐，夜里没有灯火的时候，靠木炭微弱的火光映照书本，或在月色下读书。有一次同学出上联：至穷无非讨口，骆成骧对下联：不死总得出头。其读书条件依赖于进入艺风书院后的万卷藏书以及尊经书院的几万册藏书，一直发愤攻读。

从政资历不同

杨升庵由于家世与自身优越条件，所以步入政坛，顺风顺水。一直到大礼议的发生才出现根本性的逆转。

骆成骧则倾心教育，真正的仕途仅为考官，以及零星时间任职的赈灾局和不到一年的临时议会议长，时间都不长。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也就沉寂多年，只专心于教育。虽然不算仕途坎坷，但是无心于加官进爵，造成其官职一直不大。

受到迫害程度不同

杨升庵受到的迫害更为猛烈，以至于流放云南，并最终无法返乡，没有达成叶落归根的愿望。

资料显示，在流放初期，还冒着被杀的巨大风险，因为其父杨廷和在武宗驾崩、世宗未至时，曾总揽朝政共三十七日，他裁撤许多冒滥军功的官员。至杨慎被贬后，被裁撤的挟怨者招募了一些亡命之徒在路上埋伏，要伺机杀害杨慎。

骆成骧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政变发生，从此未能在仕途上畅通。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并没有受到株连甚至杀身之祸。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比起那些殉道者，稍微庆幸一点。

探索领域不同

杨升庵毕生致力于文化耕耘，涉及的领域包括诗词文章、散曲戏剧、对联、方志等诸多领域。书法也具有很高的造诣，古文字方面则有《禹王碑》的考证，成就突出。

骆成骧则主要致力于诗文的境界，以及训诂类、法政类的知识领域。著作以诗文、训诂等为代表作。书法也是力透纸背，铁画银钩，具有鲜明的个性。

尽管两位状元开拓的领域着力点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成就斐然，都是很成功的。

兴趣爱好差异

杨升庵的爱好较多，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文章、书法、游览、饮酒、簪花、讲座等。

骆成骧的爱好主要是读书，此外则是旅游与射箭武术。他为国术馆题对联：勉诸君德育体育教育，期万岁国强家强身强。他积极组织比武和射箭，以至于甚至有人错认为他是武状元。

最终归宿不同

杨升庵最终没有落叶归根，在云南溘然长逝，最后才得以葬于新都故地。

而骆成骧晚年定居成都，未受太大冲击，一直执教于成都高校，1926年蒙顶山风寒之后在成都文庙西街故居逝世，逝世后葬于资中老家山梁。

通过两位状元生平的比较分析，可见，这两位四川顶级人才的各方面，既有非常类似的经历和奋斗史，又有不同时代造成的有所区别的地方。这些方面，都体现了四川文人的风骨、风范与气节，为后世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典范，成为四川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激励着后人的不懈努力。而他们的文学创作，成为巴蜀文化、天府文化宝库中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张德全：《杨慎传》，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年

丰家骅：《杨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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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升庵全集》，万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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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政协：内江：《永恒的怀念》，2015年

周嗣铨：资中：《末代状元骆成骧》，2015年

黄廷贵等：《四川通志》四十七卷，雍正年间

百度百科：杨慎词条，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