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税务所（上）
邓爸爸是神潭溪街上公认的脾气最好的人，自从1952年从达县老家来到神潭溪，别说和人吵架，他甚至连“红脸话”都没与人说过。邓爸爸叫邓洪荣，是神潭溪税务所唯一一个税收干部，因为脾气好为人和气而深受小孩子们的喜欢，所以街上不少小孩并不叫他叔叔或伯伯，而是叫他邓爸爸。
邓爸爸喜欢小孩，住在税务所附近的一些半大孩子就喜欢去税务所看他收税，看得多了就开始有样学样地模仿。1967年，我开始上小学，有天下午放学回家路过税务所，见柜台上后面没人，我一时兴起就想要试试如果大声喊交税，邓爸爸会如何反应。和几个发小一拍即合，我于是被推到前面，踮起双脚爬到柜台上就开始大声喊“交税”。
话音刚落，就听见邓爸爸操着浓重的达县口音在里屋问：“交啥税”？接着就是脚步声。逃跑是来不及了，我索性学着之前见过的交税人口气说：“交猪税”。当邓爸爸走进办公室的门，看见正趴在柜台上的我，他不但没有责备，还朝我咧开他那镶嵌了两颗大金牙的嘴巴笑着说：“小娃儿晓得交税，好！你妈卖醪糟汤圆要交税哦，你晓不晓得。你妈交的是定额税，一个月两块钱，过两年你就晓得啥子叫定额税了。交猪税？我晓得你家里今年喂了条年猪，等过年杀了年猪要来我这里交三块钱的猪税哦。晓得交税很好，来，奖励你娃儿一个棒棒糖。”恶作剧不被邓爸爸责怪是意料中的，但得到一颗棒棒糖却是意料之外的，惹得几个跑得快的发小一通羡慕。
那年邓爸爸的年龄应该在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一身中式干部服装虽然洗得有些发白但却干净整洁，与人说话总是面带微笑亲切和善。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他标志性的微笑表情，而是上颌左侧的两颗金牙。在人们收入普遍偏低的年代，嘴里有一两颗镶金的牙齿是时尚和富足的象征，于是，邓爸爸在我眼里除了国家干部的身份让人崇拜外，他口里的金牙也成了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心想，等我能挣钱了，就算嘴里牙齿全好，我也要找医生给我将两颗大门牙包成金牙，一说话人家就能看见金灿灿的牙齿，该有多风光啊。
响应政府“支援革命老区建设”的号召，邓爸爸把爱人和三岁的儿子留在达县城里，于1952年只身来到了神潭溪并很快在街上租用一户民房成立了税务所。刚成立的税务所，别说有人主动来交税，就是亲自上门收税人们不是推脱没钱就是辩称自己做生意卖生猪咋个还要给人交钱。于是，让人知道税务所的职能和老百姓的纳税义务，就成了摆在当时税务工作者面前的头等大事。好在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听老人说，那时的邓爸爸，每逢公社、街召开会议，他都主动要求参加，向与会者宣传新中国的税收政策。渐渐地，卖生猪杀年猪的社员和街道居民有人开始主动来税务所交税了，街道的食店商店也开始交税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国家的税收政策，邓爸爸还经常去学校向学生做宣传。也就是在听了他的宣传后，我才知道邓爸爸的工作是收税。那二年收税的项目不多，杀猪宰牛交屠宰税，食店商店理发店小摊贩交营业税，个人批地基修房子、房屋买卖交地契税和房产交易税。这些收税的项目中，营业税的征收比较容易，无论集体还是个体小商贩，做生意卖饮食都是比较固定的人；地契税房产交易税也比较容易，因为修房子、买卖房子需要到公社办手续，办手续就要先到税务所交税，然后拿上交税证明到公社，公社才能给你开具相关的房屋买卖文书，而屠宰税的征收就相对困难一些了。
屠宰税征收困难并不是交税的人有意偷税漏税，而是农村社员居住分散，虽然多方宣传，但不少人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太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不遗漏屠宰税的征收，邓爸爸可以通过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的机会了解社员家中的生猪饲养情况，但他却更喜欢自己走村串户，亲自走访全公社九个大队的几乎所有社员家庭。这样做的目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了解他们的生猪饲养情况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是当面向他们宣传解释国家的税收政策，让人家心甘情愿地交税。
神潭溪从1958年更名为高桥公社后，全公社下辖一个居民大队和九个农业大队，最远的七大队离公社有将近三十里路程，且基本都是上坡的山路。那时候，街上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像公社干部、邮电代办员、税务干部大多要下乡。如果邮电代办员下乡次数第一，那邓爸爸一定是下乡第二多的人。正是因为工作做得扎实，被公认最难征收的屠宰税，高桥税务所也基本能做到不漏收。听人说，高桥税务所的年度税收额，从成立之初的不足千元，到1962年超过万元。
七大队的土地名叫“刺耙门”，离公社有将近三十华里路。因为偏远且荒凉，解放前曾经有土匪在那里安营扎寨。为了防御，石条砌成的寨门上被刻意移栽的厚厚荆棘刺藤攀援覆盖，于是那里便被人叫做“刺耙门”。1957年初秋的一天，邓爸爸要去“刺耙门”摸排了解社员家庭饲养生猪情况。路途较远，为了能在天黑前赶回家，邓爸爸天不亮就起床给八岁的儿子“牦牛”把一天的饭做好，一番嘱咐便出了门。“牦牛”是1953年来到神潭溪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母亲直到1958年才和他们父子俩团聚。
出门时天气不错，中午走到“刺耙门”时天就暗了下来。走访了几户社员天就变了，一阵小雨后，雨开始渐渐变得密集。被热情的村干部留在家中吃午饭，顺便躲雨，可雨却越下越大。惦记着家中的儿子，邓爸爸胡乱吃了几口饭就戴起村干部给他的斗篷往回走，可一路小跑总算在天黑前赶到了干河坝半坡上，才看见洪水早已漫过了渡船的封渡水位。雨，依然没有停下的意思，天却慢慢暗了下来。河，过不去了；家，暂时不能回了；虽然心里惦记着儿子“牦牛”，但邓爸爸也只好去住在附近的在街道兽医站工作的吴兽医家寻找住处直到第三天洪水退去。心急火燎地赶回家，邓爸爸很快就看见儿子“牦牛”正安然地在一户邻居家吃饭。原来，知道邓爸爸被大雨隔在河对岸回不来，街坊不仅在晚上照顾“牦牛”睡觉，白天还被轮流请去家中吃饭，提醒他上学。
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国家的税收政策是为了让老百姓对自己该交的税心里有数，并积极主动地配合国家税收政策。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思想普遍比较淳朴，对需要缴纳的国家税收大都比较积极，很少刻意隐瞒漏交。但也有例外，1972年冬，按照之前的调查，三大队一户社员家中杀了年猪迟迟没来税务所交屠宰税。利用下乡的机会，邓爸爸又去三大队实地调查，才知道那户社员家中特别困难。丈夫在修堰塘时砸断了腿三个月不能下地，家中还有最大13岁最小4岁的五个孩子，一家人当时基本只有女户主一个全劳力。为了勉强维持生活，父母甚至还让老大老二辍学下地干活。
按照国家政策，这样的家庭可以由大队出具困难证明，然后到公社审批盖章，税务所就可以办理免税。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年代，这样的办事流程让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弄清楚，于是就干脆拖延，认为时间长了，就被遗忘了。知道实情后，邓爸爸当即现场为女户主写了免税申请，找到大队干部写了证明盖了章，回到公社又向主管干部说明情况并获得审批。得知三块钱的屠宰税减免后，女户主很是感激，好长一段时间逢人就说：“邓干部救了我一家人啦。三块钱可以买二十斤青顆子盐，够我一家吃一年不说，鮓肉的盐都有了。手续都是人家给我办的，没让我跑一脚杆路。邓干部，好人啦！”
那时候街道居民也大多自己喂猪，杀了年猪也要去税务所缴纳屠宰税。因为无二无女加上腿脚残疾，闪二姑娘被街道定为五保户，国家每月给她发放八块钱的生活补助。1974年冬，闪二姑娘好不容易喂肥了一头140多斤重的年猪，杀猪那天，大人娃儿纷纷围观，闪二姑娘更是一脸喜悦地忙前忙后。等杀猪匠把肥猪剖边，闪二姑娘请人将半边猪扇拿到食品站交了统购拿到钱后，她二话没说就去了税务所要交“猪税”。面对如此淳朴的人，让邓爸爸好生感动，但还是告诉闪二姑娘，她是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她不用交税。
当时农民种地要交农业税，而且是公社最大的税种，但这部分税收并不由税务所负责，而是由公社的专职干部负责收取。税务所能够收取的税种看似不少，但因为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总体偏低，能够收取的诸如营业税、屠宰税、契税和房产买卖税一年下来最多不过万把块钱。税收总额偏低也就没钱修房子，从1952年税务所成立到1974年这二十二年间，税务所一直都在租用的靠河边一个开间一进三的房子里住宿和办理业务。
木架子房子的结构并不坚固，靠河边的地基每年都会被洪水冲刷而产生形变，渐渐地税务所那个和别的住家连在一起的房子，主体结构开始逐年偏斜，导致大门口的立柱和那堵石头砌成的墙壁裂开一条上宽下窄的口子。街上的木架子房子，特别是靠河边的木架子房子，几乎座座都有大大小小的裂口，人们也大多见惯不惊，但税务所大门那堵墙和立柱间的那条口子却发生过一件让街上不少人至今都还记得的事情。
1970年暑假期间，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吃过晚饭就三三两两来到公社四合院楼下那块石板语录碑的平台处乘凉聊天。机关单位的人喜欢读书看报，偶尔还有机会去县城甚至省城出差，被视为见多识广的人，一些街坊和小孩子也喜欢和他们呆在一起听他们讲国家大事时事新闻。八月盛夏，神潭溪的天黑得比较晚，傍晚七点钟左右天才开始发暗。就在人们围在一起谈论各自见闻时，就有人脸上分明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很有几分神秘地用手指着税务所门前立柱和石墙之间的那条缝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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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2 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