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盛夏,高中毕业的我没有考上大学,又回到我那偏僻贫穷的小山村。村庄被大山包围着,唯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外面的世界。高考落榜的迷惘让我成天愁眉苦脸,其实我并不怕当农民面朝泥土背朝天的辛苦,说一句实话,我十几年来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能像父辈一样与那几分干巴巴的泥土地打交道。我一直向往着外面精彩的世界,却找不到出路,当兵、做城市的人……亲戚朋友无权无势无后台,使我陷入渺茫无望的境地。为了走出那闭塞的乡村,寻觅一条通往外面的“出路”,我独身来到东莞凤岗镇。
记得初来东莞那阵,我在凤岗镇油柑埔一间老乡的租房里落了脚。为了找工,我每天起早摸黑,哪里贴有招工广告就往哪里钻,甚至连电线杆上“办证、酒店公关、回乡老军医”之类的广告也不放过。去了一间厂又去了一间厂,问问人家要人吗?人家说,不要。我在凤岗漂泊了几个月,要找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尽管处处节俭,但漂泊几个月后,我的钱少得可怜了。那天中午,我到盛渊公司应聘,走到半路被身穿迷彩服的治安队员依查暂住证为由抓住了,同抓的外来工很多,他们一个个被老乡、朋友拿钱赎走了,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谁来赎我呢?我想到了租房那位老乡,借别人的手机打电话,无人接听。第二天,我们就被警察送到樟木头收容所。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把我们都登记后,又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去干活。
我们干的活就是给农场砸石子铺路。石头到很远的大山上去采,五个人用铁棒撬大石头,装进肚车,一个人拉着装着五千斤的石头的肚车到农场。然后,再用铁锤打成小石子。为了防止我们溜号,每个人都光着脚走路。中午开饭时,每人一盒饭,大约有一两多米饭,伴有一些不见一滴油的烂咸菜。我吃一口都呕吐出来,为了活命出来,我咬着牙把饭菜咽了下去。晚上十几个操不同方言的人挤在一间小铁皮棚里睡。又骚又臭……还时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到这里做活的许多人打电话到家里,家里人花一千元把人赎走了。我也想告诉家里,但想到一千元,那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一年的收入呀!我咬了咬牙拉起装有五千斤大石头的肚车……终于挺过了二个月,腿肿得像馒头,脚底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人瘦得像上海“瘪三”。农场的干警帮我们买好火车票,强行要我们上车返乡。到平湖站我又折了回来,现在这般模样,哪有脸去父老乡亲呢?那时,我内心就暗暗发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毛泽东语)
我又到东莞凤岗镇找到了我那个老乡,在厂门口他给了我租房钥匙,又给了我二百多元钱,一声不吭头也不回又去上班了。由于在农场丢了身份证,我又借了别人的身份证,这一找竟苦苦找了一个月,别人看中了我的文凭,却看出了身份证有问题。我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身子渐渐瘦了下去,心也开始麻木起来。于是,我懒得去找工作,每天除了喝酒、抽烟,打麻将外,便捂着被子睡觉。
那天黄昏,我起床了,带着一副饥肠走进一家饭馆,要了一盘田螺,一盘炒粉,又要了一瓶白酒。我面红耳赤地带着醉意走出饭馆,发疯似地跑到天桥上。我连一点做人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心也没有。天桥下过着来往如梭的车辆,灯火阑珊,路上的红男绿女摩肩接踵。他们谁又知道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男孩心里的绝望和痛苦。
突然,从南边走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嫂,推着水果车在叫卖:“卖桔子,卖苹果哩!”由于我刚喝酒,口里有点渴,便下天桥,来到了卖水果大嫂跟前。“大嫂,我称二斤桔子”!我有气无力地说道。大嫂帮我称桔子之际看着我说:“小兄弟,是不是找不到工作呀!”我看到大嫂无恶意,我就把在外流浪治安队查暂住证被抓,找不到工作的心里话告诉了这位大嫂。大嫂热情地告诉我:“小兄弟,先生存、后发展,不如向我一样摆个水果摊,夜晚卖水果,白天可以找工呀”!我似呼明白了大嫂的话,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到附近批发水果店,批发五箱桔子和一捆甘蔗背回租房。当天晚上,我就扛着二箱桔子和一捆甘蔗到沙岭工业园摆卖。由于当天是周日,工厂里的打工仔打工妹大都放假了,来卖水果的人特别多,因此那天晚上我的水果摊的生意特别好,一晚上卖完二箱桔子,一捆甘蔗,赚了整整一百元钱。就这样,我每天晚上出去摆水果,白天就出去找工作。一个多月后,我也接到一家公司的录聘通知。我的卖水果生涯就此结束,而打工之旅由此展开……。
现在,我在北漂十年了,我由当初在南方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今日北京某家媒体领导,当我工作清闲时,总是想起初到南方找工的情景,时常会有一位卖水果的大嫂浮现在我面前。在这里我要衷心说一句:
“谢谢您!卖水果的大嫂!您现在过得还好吗?”
《撰稿:张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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