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仲夏,WG已进入后期,中国人的ZZ狂热已降温,心已疲惫。但空气仍然沉闷。1969年开始的初中经过名义上的三年学习,现在该毕业了。地革委也把它当作了一件大事,经研究各中学招收各自的初中生。我读的是西昌师范附设初中班,而西昌师范现在不继续办高中班,所以根据文件要求,西昌师范的初中生就送入西昌一中和西昌二中。当时动员宣传说是岁数大的就不要读高中了,让岁数小的读,加之“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所以当时要读的人也不太多,而且是自愿报名,岁数小的若不想读也不勉强,所以最后升学了的估计也就是一百多人。当然这也不是想读就能读的,还假巴意思的考了一回。因为我现在既不知这个考试成绩、也不知它是否作为了录取条件,但当时我还是相信,而且非常看重,因为我一个想读书,其次我这种性格的人,也只有通过自我努力靠这种办法才能有出路,从来就没有贵人相助,也不会去巴结而改变自己的前途,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当时我是作了很大的努力,那段时间里,每天晚饭后,我都要跑到公司围墙外的河堤边或者是农田间的空草地上坐下看课本,背书。所以我可以肯定这次考试成绩不错。1997年给师范校写校志,翻阅西昌师范学校陈年档案,发现当年我们升高中,还有一个更重要,或者说有可能是唯一的标准,那就是政治审查。当年高中录取各连排名单的文档材料上说根据政审条件,将自愿报名要升学的学生分成三类:优先录取、可以录取、考虑录取。其中“优先”者全部录取;“可以”者部分录取;“考虑”者实际上就是不录取。我也从中看到本人位忝本班唯一“可以”之列,我班没有“考虑”者,我是全班唯一特例。现在看起来我是得“感谢”西昌师范的大人先生们呢?还是“感谢”班主任邹顺庆手下留情?还是庆幸我的家庭成份算富农呢?真相现在已不重要,“前度刘郎今已回”。我大学毕业分回母校,曾就此问题问过我初中的班主任邹顺庆老师,他说是校领导决定的,但我想班主任可能占更大因素,而他去世全班致礼参与的只有我一个。由此我“荣幸”地录取并分配至西昌一中就读高中。而发小范江则非常不幸被列在了他们班唯二“考虑”者名单中,一则其家庭成份不好,叫做房地产主,其舅爷又是台湾国民党空军副司令,二则其辅导员母芝兰没球啥文化,仅凭其是军官之妻调到师范任教,却还是左的可爱之人,对其另眼相待也未可知,幸好她在师范学校未呆两年就又随夫调走了。而另一名是西昌农科所的肖卓铭,估计也是家庭成份问题吧。
到一中报到的日子已记不起是那一天了,只记得要走过一条狭窄的土路,若抄近道的话在什字街斜对面路口有一家古老织机的纺织作坊,穿过它窄窄巷子就插到了土路上,继续往北就到了一中的大门。和当时大多数单位一样,其建筑朴素沉稳、自然简陋,由于其是继承了明扬教会的遗产,所以部分又带有西洋宗教建筑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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