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国家在山西昔阳大寨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喜欢摄影的GQ还在大寨的虎头山上摆拍出了个名片儿。老人家又亲自批示:“苦干五年” ,要求在五年内把全国建成大寨式的中国。天寒地冻,学大寨热气腾腾。于是学大寨成了全国的首要大事,在农村,贫下中农奋战在田野,改田改土;在城市,学大寨标语满墙:“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实现大寨县而奋斗”,“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业学大寨”,所到之墙,比比皆是。 红旗公社召开大会,彭林波主任给大小队干部作了报告。另外还召开了红旗公社第二次全体下乡知识青年大会,传达四川省知青先进代表大会的精神,并要求知青在学大寨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刘能春队长也在队上仓库里连续开了很多晚上的动员会,并制定了学大寨的具体规划:两年内赶上大寨,亩产粮食要达到1000斤以上,每人的副业收入要达到60元。要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强硬制度。所以虽然打谷子的农忙季节基本结束了,但是由于学大寨,要把冬闲变冬忙。按照上级的部署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调整农田水利系统,在公社二、三大队土地上新开掘一条自西向东的河道,要求标准是沟端路直树成行,农田要条田化,即把不规则的农田全部调整为长方形,面积统一为两亩,而且高低不一的农田也要拉平,目的是要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打基础,首先就要便于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在田间行驶。实际上这些都是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瞎指挥,高低不平形状各异的田地都是根据实际地形地貌,因地制宜历史形成而不宜改变的。但队长又不得不执行,因为是强迫性的,若完全执行,肯定是劳民伤财,毫无用处,因为沟渠是否端正、道路是否笔直,水田是否长方和平整对提高产量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花费劳力去做,将高地和低田拉平,不仅工作量巨大(全靠简陋的锄头挖和人力挑土搬运),且拉平后熟地变生田,没有肥力,农作物无法生长,粮食就种不出来,而且还得给农民算工分,不然农民是没有积极性的;若不执行,队长可能又不好向上交差,所以只好应付一下。按照队上规划,1975年底要改田130亩,首先是挖沟,这是条田化的第一步,接着是挖去旧田坎、筑起新田坎、然后搬田(高田土搬到低田里)等一系列程序,为了加快完成任务,队上实行定额制工分,但后来也仅改了几块地,而且是原来就较平落差不大的。为了建设“吨粮田”,公社要求各队1976年都要种植双季稻,其中我队的任务是五十亩。大家都是持怀疑态度,不愿带头,因为从来没有种过,而且西昌的气候条件好像也不适宜。最后种了不到十五亩。我队是在机耕路拐弯处的一块约半亩大的三角形水田里进行了双季稻的种植实验。第二季秧苗长势很糟,尽管是半亩地,但种出来的水稻稀稀拉拉可能连种子都没收够。当然为提高产量,还是做了一些彻实的事:一是种植产量较高,但比较难吃的叫什么“籼稻二号”;二是为解决肥料缺乏的问题,专门从西昌氮肥厂拉来液体浓氨,泼到秧田里,希望能获得增产。最后这场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只能糊弄应付了事,无法完成原定任务,和大跃进一样,不过是无用功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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