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经纬中编织人性图谱 ―――评王妹英的长篇小说《豆谷记》在时光经纬中编织人性图谱 ―――评王妹英的长篇小说《豆谷记》

在时光经纬中编织人性图谱 ―――评王妹英的长篇小说《豆谷记》

袁竹

一、引言：微观叙事中的历史诗学

豆谷村是王妹英笔下的文学坐标系，以 “寸土观沧海” 的叙事智慧，将百年中国的历史烟云转化为可触摸的生命肌理。当宏大历史叙事遭遇乡村显微镜，当时代湍流拍击个体命运的堤岸，小说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编织出一幅兼具历史纵深感与人性复杂度的精神织锦。这种 “以村史写国史” 的创作范式，既承继了中国乡土文学 “接地气而观天下” 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在叙事结构上完成了对 “历史如何被个体承载” 这一命题的深度勘探 —— 豆谷村的炊烟里飘荡着时代的号角，村民的皱纹中镌刻着文明的密码，在微观与宏观的张力场中，文学成为照见历史与人性的三棱镜。


二、时光的经线：在历史褶皱中锚定坐标

（一）线性时间的史诗性编织 小说以清末民初为起点，沿着历史坐标轴依次展开民国战乱、土地改革、改革开放等关键节点，构建起一条纵贯百年的时间主轴。在这条主轴上，豆谷村的日常细节成为历史的活态注脚：清末新式学堂与传统私塾的对峙，是文明转型期新旧思想碰撞的具象化；土地改革中按满红手印的分田契约，将制度变革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物质记忆；人民公社食堂的铜铃铛与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在空间并置中完成了集体化到市场化的时代转场。这种 “以时间为经，以细节为纬” 的叙事策略，使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份堆砌，而是渗透在春耕秋收、婚丧嫁娶中的生活经验 —— 当李大山在土改中郑重按下手印，当刘桂花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撕下旧账本，个体的生命轨迹便与时代的年轮形成了精准的同构。

（二）时代符号的在地化转译

作者擅长将宏观历史符号拆解为乡村场景中的感官记忆：军阀抓壮丁时村口撕裂夜空的铜锣声，构成了战乱年代的听觉标识；大跃进时期土高炉的火光映红了半个村落，成为集体狂热的视觉隐喻；包产到户后田埂上的丈量绳，丈量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重新定义。这些细节如毛细血管般分布在小说的肌理中，使历史进程获得了鲜活的乡村表情。例如，人民公社时期的 “工分本” 与市场经济时代的 “股权证”，作为两个时代的经济符号，在李大山的抽屉里形成跨时空对话，见证了从 “集体劳作” 到 “个体创业” 的观念嬗变；而贯穿全书的 “老槐树”，则从清末的 “祈福树” 变为改革开放后的 “议事树”，成为村庄变迁的静默见证者，其年轮里沉淀的不仅是岁月，更是中国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的精神蜕变。


三、人性的纬线：在命运褶皱中雕刻光谱

（一）个体命运的非线性突围 以李大山、刘桂花为代表的人物群像，其命运轨迹呈现出与时代主线既同步又错位的复杂样态。李大山从战乱孤儿到土改积极分子，再到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迭代，看似是时代齿轮下的被动转动，实则暗藏个体在历史缝隙中的主动选择 —— 他在人民公社时期冒险私藏种子，在改革开放初期率先承包砖厂，这些 “越界” 行为既是生存智慧的体现，更是人性中求变本能的迸发。刘桂花的形象则构成了传统女性精神觉醒的微缩史：从包办婚姻中逆来顺受的童养媳，到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中主动承包荒山的创业者，再到乡村企业的管理者，她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伴随着对性别规训的隐秘反抗。小说尤其注重刻画人物在历史节点上的精神褶皱，如刘桂花在得知女儿考上大学时，既为知识改变命运而欣喜，又因传统 “传宗接代” 观念的残留而矛盾，这种细腻的心理书写，使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多棱镜面。

（二）人物关系的网络式建构

小说通过血缘、地缘、业缘三重关系网络，编织出一张复杂的人性互动图谱。家族内部，李大山与父亲在 “是否送子读书” 上的代际冲突，折射出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教育观念的碰撞；邻里之间，赵二娃对李大山创业从观望到嫉妒再到模仿的态度转变，暴露出乡村社会中利益与情感的微妙博弈；而进步青年离乡参军、大学生返乡创业等情节，则搭建起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连接通道。其中，李大山与刘桂花从革命伙伴到情感伴侣的关系演进堪称经典：他们在土改工作中建立的革命友谊，暗含着集体主义时代的理想主义底色；改革开放后共同经营企业时的分歧与和解，则成为个体价值觉醒的隐喻。这种关系网络的建构，使每个人物都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多重社会关系中被定义、被塑造 —— 正如豆谷村的井水滋养着每一户人家，又因每一户人家的使用而赋予水以不同的味道，人物关系的交织让人性的复杂光谱得以充分显现。

四、经纬交织：在叙事张力中抵达真实

（一）时间与人物的互文赋义 时间线为人物提供了行动的历史语境，而人物选择则赋予时间以情感重量。当土地改革、包产到户等历史事件转化为李大山们的生产实践，宏大叙事便获得了个体生命的温度 —— 李大山在土改中坚持为孤寡老人多争取半亩薄田，看似违背 “平均分配” 原则，却彰显了人性中的善良底色；刘桂花在承包荒山时遭遇的村民质疑，不仅是对政策的观望，更是对女性能力的传统偏见。反之，人物在历史节点上的挣扎与奋进，也成为时代精神的微观注脚：当年轻一代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留下的老人们在村口的徘徊，既是对传统农耕生活的眷恋，也是对时代变革的无声妥协。这种双向赋义使历史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是通过人物的呼吸、抉择、痛苦与喜悦，内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

（二）史诗性与日常性的美学平衡

小说通过 “大历史中的小细节” 实现了叙事张力的平衡：在描写抗日战争时期豆谷村的避难场景时，没有正面渲染战火的残酷，而是聚焦于村民如何用草木灰掩盖地窖入口、孩子们把枪声误当作 “雷公打鼓” 的天真误解，于平凡处见惊心动魄；在呈现改革开放后的创业潮时，没有堆砌 “万元户”“企业家” 的传奇故事，而是通过刘桂花戴着老花镜学习记账、李大山在第一次商业谈判中因方言口音闹笑话等细节，展现时代机遇中的个体困境。这种将史诗性追求寓于日常叙事的手法，使历史真实更具感染力 —— 当读者看到李大山在砖厂倒闭后蹲在老槐树下抽完一包旱烟，然后默默重新堆砌砖坯的场景，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个创业者的坚韧，更是整个时代在挫折中前行的精神缩影。日常细节成为历史的毛细血管，输送着真实的时代血液。

五、结语：在时空坐标中定格中国经验

《豆谷记》的叙事雄心，在于通过一个村庄的百年变迁，完成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精神建模。当时间线成为人物命运的河床，人物群像成为时代精神的倒影，豆谷村便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定，升华为中国乡村的文学寓言。这种 “以小见大” 的叙事智慧，既延续了《平凡的世界》对现实主义的虔诚守望，又在历史碎片化时代重新锚定了文学对宏大主题的言说能力 ——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书写不必依赖于史诗般的宏大叙事，那些藏在炊烟里的叹息、刻在农具上的掌纹、记在账本里的岁月，同样能编织出震撼人心的时代图谱。在时光与人性的经纬交织中，王妹英为百年中国经验留下了一幅细腻而深沉的精神图谱，让我们在豆谷村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看见一个民族的成长轨迹。这或许就是文学的力量：在微观与宏观的永恒对话中，让历史变得可触，让人性变得可感，让每个个体的命运都成为时代最生动的注脚。（王妹英长篇小说《豆谷记》刊载于《中国作家》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