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手机报] 31个字中11个“道”的文学感悟——析李正熟先生“云顶茶道铭”31个字中11个“道”的文学感悟——析李正熟先生“云顶茶道铭”

最近拜读了作家李正熟先生为一处文学活动茶楼所写的《云顶茶道铭》，铭曰：“茶道文道世道，道可道非常道，闻道无先后，能坐而道，即为上道同道，可登大道！”

这短短的三十一个字，读来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本想以纸书之，可面对其中的十一个各有深义的“道”字，就犯难了，用笨拙之笔墨岂能达到“同字形异，形变意别，字字载道”的效果。思来想去，还是用文字将个人的肤浅感悟赘述成文，以抛砖引玉。

人们熟悉的老子《道德经》，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便以三个“道”字揭示了语言与真理之间的永恒张力。而作家李正熟为茶楼撰写的《云顶茶道铭》，则在全篇短短三十一字充满多维张力的文中竟嵌入十一个“道”字，这绝非文字游戏，而是精心设计的哲思蓝图。这十一个“道”如同十一级台阶，昭示文学创作应攀登的思想高峰；又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复杂的精神光谱。从茶道到文道，从世道到大道，每一个“道”都是打开理解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钥匙。

“茶道”作为铭文的起点，首先被赋予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视角。“茶道”之“道”，在表层上是指沏茶、赏茶、饮茶的物理行为，而深层则暗含“以茶见性”的精神修炼。日本崇尚茶道，但只是停在“茶道”的表层，认为 “茶道无非是烧水点茶而已。”而在中国文人传统中，茶道从来不只是饮品之道，而是淡泊宁静，怡情治性，制浮抑躁的修身之道。中国茶圣陆羽的《茶经》就将饮茶提升至“精行俭德”的道德高度。由此不难想到，当文学创作者被不断变化的新潮激流冲击而心绪纷乱浮躁时，若能回归茶道般的宁静简约与专注，或许正是降压浮躁的一种智举。当指尖触碰茶杯的温度，躁动不安则会逐渐趋静；当茶香唤醒沉睡的灵感，物质性的“茶道”便悄然转化为精神性的创造能量。其益悠悠，何乐不为。

紧接着的“文道”二字，将视线引向创作本身。“文道”之“道”在此既指文学创作的技艺法则，更指向文学应承载的“道”。先秦荀子倡导“文以明道”，唐代韩愈强调“文以贯道”，宋代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新时代要求“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等等，都要求文学创作必须承载国家或社会之道，以作品去感化人，激励人，推动文明进步。但当文学创作面临 “正道”与“歪门邪道”、正面与负面等双重客观现实时，往往不知如何把握，容易出现“道”的迷失。其实，文学创作历来都是在正与邪、正面与负面的相互激荡中前行的。文学创作中的“正道”与“邪道”，并非简单对立，而是相互映照、彼此关联的。弘扬正道，不在于回避邪恶，而在于以艺术之剑穿透邪恶；批判邪道，不在于道德说教，而在于塑形挖根，揭恶示警。鲁迅写阿Q的愚昧，莫言写《酒国》的荒诞，许多写惩治腐败、扫黑除恶的文学影视作品，并非为了展示丑恶，而是以批判促觉醒，在揭露中呼唤光明。许多成功经验表明：表现正道，需避免扁平化的歌颂，而应在矛盾中彰显其力量；刻画邪道，则要超越表象批判，深入人性与社会肌理。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人，往往因灵魂创伤而堕落，其悲剧性反而强化了正义的必然。真正有力量的文学，既要有“铁肩担道义”的担当，又要有“妙手著文章”的智慧。它不回避阴影，而是让光明因阴影更显珍贵；不否认邪恶，而是通过展现其必然溃败，确证正义的永恒价值。这种“以邪衬正，以负促正”的辩证之为，正是中国“文以载道”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延续。

“世道”一词的出现，将视野拓展至广阔的社会层面。此处的“道”直指社会运行的状态与规则，也是前述“文道”所处的现实。“世道”是“文道”的生态原形。当今“世道”复杂多样，诸如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新变化，科技进步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新碰撞，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加剧的新矛盾，人际关系复杂化带来的新难度等等因素交织，给“文道”既开辟了新视野、新途径，也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尤其在传统价值崩塌，新的共识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更需有所作为，应如鲁迅曾指出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文学创作者既是“世道”的观察者，又是参与者。要像鲁迅等前辈及当今文坛名家那样，敢于和善于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人性中找到文学创作的新亮点，揭示社会的多面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引发读者的思考与共鸣。如一些国奖作品所展现的个体或群体在荒诞世道中的坚韧生存，正说明文学不应回避世道的昏暗，而需在其中寻找人性的微光。对“世道”的批判性审视，也是文学保持清醒的必要条件。

“道可道非常道”的化用，展现了作者的语言自觉。第一个“道”指宇宙的本原，万物的根本规律和终极真理，它无形无象，不可名状，代表了最本质最根本的“道”。第二个“道”是言说、表达，即用语言或文字来描述解释某个事物或道理。第三个“道”又回归真理本身。这种“可”与“非”的确定与不确定的逻辑推论，揭示了文学表达的永恒困境：文学不可能完全言说真正的“道”，只能去描述某个或某些事物的道理，而“可道”的不论怎么完整精美，也只是“非常道”。然而，尽管如此，又必须坚持不懈永无休止地去尽可能接近“常道”，符合道的要求。文学创作者注定要在“道”与“非常道”的夹缝中去“可道”，去探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这种对语言局限性的认知与有为，不断成就着文学的特殊魅力，即通过“非常道”的方式接近、体现“常道”。

“闻道无先后”的提出，则颠覆了传统的权威崇拜和等级观念。这里的“闻道”是指获得认知机会及参与“文道”的平等性，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你先我后、有名无名之别，在“闻道”面前人人平等。当今是知识民主化的数字时代，文学创作不再被专业精英，被传统的纸质报刊等媒体垄断，抖音诗人、网络小说家、散文家挑战着传统文学界的权威。作家王安忆曾感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潜能。”有志“闻道”者均可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种平等化的“闻道”，所带来的创作活力的爆发，百花争艳的绽放，文化繁荣的风光，的确引人入胜。虽然也伴随着品质控制的诸多难题，但只要“闻道”有“道”，文学创作者一定能够在实践磨砺中互相促进，使创作质量不断提高，道行不断升华，在“众声喧哗、良莠不齐”中保持艺术定力。

“能坐而道”的“道”强调交流实践，将抽象的说教具象为茶座上的对话，转化为茶桌上的文学实践交流或情感沟通，两三人围茶而坐，一边品茶一边唠嗑，随意闲聊，畅所欲言，无拘无束，直抒胸怀，既能拓展思路，开阔眼界，又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有时候往往一句话，一个眼色就会点醒梦中人，让茅塞顿开。这比学术交流、文学讲座有更直接的诸多优势。所以中国文人更相信“道在茶中”。“能坐而道”中文学交流的价值正在于创造思想碰撞的空间，从古至今的许多文学名人都喜欢在品茶论道中获得启发。如民国时期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孕育了不知多少文学灵感。在微信虚拟社交，信息泛滥的今天，“能坐而道”的面对面交流更显珍贵，它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情感共鸣的磁场。同时也提醒我们“能坐”是前提，要有意趣、有时间，有相同的话题等等。

“上道”与“同道”形成有趣的价值参照。“上道”之“道”，一方面暗示社会认可的成功路径，更多的是提倡具有积极上进精神，追求一种更高境界，达到一定高度的文学愿望。是上述“闻道不分先后”的努力方向。而“同道”之“道”即主要指向精神共鸣，志同道合的同行关系。作家张爱玲曾说：“成名要趁早。”道出了多少创作者对“上道”的渴望；而鲁迅与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则展现了“同道”的温暖。当代文学创作者既需要有“闻道”的爱好与不断提升的功力，又要有“上道”的决心、理想、愿望与付出，不能只“闻道”而不“上道”。同时也要有“同道”的互相勉励关心支持帮助。至于那种将“上道”作为名利之场，贪图虚名求浮财的行径应当唾弃，能经得起这类“上道”的诱惑，保持“同道”之道的纯粹。事实上即使有的通过市场炒作成功的所谓“上道”作品，不一定就有艺术价值，而坚持“同道”理想而产生的力作，也许更有艺术价值。

最终的“大道”，将全篇升华至宇宙人生境界。此处的“道”回归老子“大道至简”的哲学高度，又经过前面所有“道”的辩证综合，蕴含了深邃而简明的哲学思考。它没有但丁《神曲》中描绘通向天堂的“正道”那么复杂，而是中国文人“至简”的“大道”，更具圆融性。它既是茶香的氤氲，也是文字的锋芒，更是世情的洞明。对文学创作者而言，“登大道”行“大道”是基本要求，绝非要放弃个性追求，人人都去选取重大题材宏大事件，而是在保持艺术独立性的同时，能繁中求简，小中见大，处理好个别和一般，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实现个体表达与人类普遍关怀的统一。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之所以能触动中外那么多读者，正是因为地方性叙事中蕴含着普遍人性，是“大道至简”的艺术体现。

十一个“道”如同十一幅当代中国文人的精神自画像。这种语义的丰富性恰是中国语言的精妙运用，一个“道”字可承载宇宙人生，三十一字短文能撬开神思大门。《云顶茶道铭》的深层智慧在于：它不提供确定答案，而是创造思考空间。每个“道”都是多棱镜的一面，让读者自己参与意义的建构。真正的文学创作之道，或许正是这种简明开阔包融之作：揭示真理的多元性，让人在不确定中多角度探索。当“茶道”与“文道”交融，当个体表达与时代精神共振，“可道”与“常道”靠近，“道”的十一重变奏便谱写成优美的时代交响曲。

在信息爆炸而意义纷繁的当代社会，《云顶茶道铭》也提示读者：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不是生产更多文字，而是通过文字寻找那不可言说的“道”；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探索世界。十一个“道”最终指向同一个方向——在浮躁中挖掘思想的深度，在碎片中积累精神的完整。这或许就是当代文学创作者最需要修炼的“大道”。（作者：李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