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坐标（一）
袁竹
引言：延安文学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
延安文学，作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涌现的独特文学思潮与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壮阔版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键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宛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轨迹，而延安文学作为其中重要的一脉，自然也蕴含着独特的现代意味。
自 “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踏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并非单纯地对西方文学模式进行移植，而是在汲取西方文学与思想观念养分的同时，积极融入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学与文化元素 ，呈现出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化与中国化趋势。这使得新文学兼具现代属性与民族烙印，成为民族性与现代内涵交融的复合形态。周扬曾指出，西方的现代文学和思想观念在新文学发展中已 “成为中国民族自己的血和肉之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欧化与民族化并不是两个绝不相容的概念”。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建构的基础既是现代的，追求着人的解放、民主与科学等现代理念，也是民族的，紧密贴合着中国社会人民自觉和民族自觉的需求，承载着建构独立自强、民主科学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诉求。
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在各抗日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政治与文化等多重因素相互激荡，促使这种趋向民族性与现代内涵双重意味的文学建构愈发自觉与显著。延安文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新的现代意义上，大胆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思想、新人物与新形式，为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而不懈努力，开拓出中国文学的全新境界。延安文艺界普遍认为，这种新的文学状态不仅是构建独立民族国家文学的迫切需要，更是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延续并弘扬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道路 ，彰显出开放的民族性与现代内涵复合型价值观念，宛如中国现代观念在文学发展中奏响的激昂乐章。
此外，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确立，也为延安文学注入了鲜明的中国现代品格。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构想，以及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立足中国现代发展实际，有效弥合了新文化发展路径中的裂隙与分歧。有学者指出，延安时期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即 “毛泽东思想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的变易与更新，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当时的文化要求”，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与自觉的中国化品格，旨在 “把现代的东西中国化，寻求现代的中国实现” 。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在观念与创作中积极响应并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时代要求，从而具备了极为鲜明的中国现代特质。
在 “五四” 以来新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中国现代文学与时代的现代化发展既相互呼应，又存在一定的张力。文学不仅是社会的反映，更是社会的反思，中国文学的现代特征既艺术地展现了中国现代社会情绪，又包容了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及其根源。而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学所具有的现代特征与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文化的意识形态要求高度契合，呈现出同向发展、互为促进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延安文学对当时社会和政治需求的积极回应。在当时正进行强力社会整合和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历史语境下，这种关系的形成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列宁的 “党的文学” 观念，也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崭新建构中实现了创新性发展。延安文学的现代价值在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与思想表达中，呈现出党的文学形态与美学特征，成为延安文学现代内涵，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现代内涵的独特标识。
而在延安文学的现代建构中，人民性维度是至关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延安文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便是其面向工农兵和人民的鲜明导向，形成了 “工农兵文艺” 和 “人民文艺” 的独特形态。这是一场具有高度组织化和群众化特征的文化运动，涵盖文学、戏曲、美术、电影、音乐、歌舞等多个领域。《讲话》明确要求文学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且主要和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了文艺的 “工农兵方向”。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工农兵作为革命与人民的主体，其中农民又是主体中的主体。延安文艺整风前，延安文人多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眼光看待农民，认为农民愚昧，需要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教化。但毛泽东早已敏锐地指出：“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 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 在这种政治性认知下，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和工农化改造成为必然。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既是文学现代发展和文学大众化发生巨大转型的生动表征，也是建构新的现代文学思潮和形态必须经历的历史环节。
“人民” 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着力探索和建构的重要概念，具有深刻的中国现代意义和革命内涵。人民话语较工农兵话语具有更强大的内在张力、更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更广泛的包容性。工农兵话语主要从阶级论意义建构，而人民话语虽也从阶级论意义出发思考与探索，但它不仅具有 “阶级” 属性，还具有 “民族” 属性，涵盖了无产阶级与中华民族，实现了阶级与民族内涵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综合。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 “人民民主专政” 的政治命题，“人民” 在其中处于主体和核心地位，人民主权的确立是建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的基石。毛泽东期望建构的新中国是人民的国家，“人民” 成为新中国的主旋律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价值担当，新的人民话语也因此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延安文学中的人民性维度，也因之具有了更为崇高的品性。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演讲以及与文艺工作者的交流中，反复强调文艺领域的人民本位问题。1944 年 1 月，毛泽东观看新平剧《逼上梁山》后，在写给编导的信中明确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及旧文学艺术中，人民却被边缘化，如今将历史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具有革命性的现实意义。1945 年，郭沫若提出 “今天是人民的世纪，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也当然是人民的文艺”。1949 年，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题目即为《新的人民的文艺》，这种新的人民文艺以其强烈的人民性维度价值，成为新中国文艺或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的先锋形态，延安文学现代发展中的人民性维度也由此得到彰显与广泛认同。
综上所述，延安文学的重要现代内涵主要体现在民族性与人民性两个关键方面。它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观念现代建构与大众化实践中，创造性地宣告了一种全新现代文学的诞生。延安文学不仅具有现代意味和大众化特征，更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从民族性和人民性这两个维度确立延安文学的独特地位后，我们便能进一步深入探讨延安文学的现代发展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探寻其在文学传承与创新中的深刻意义。
一、延安文学：具有独特中国现代意味的文学
（一）民族性与现代内涵的复合
自 “五四” 新文化运动掀开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大幕，文学领域便开启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新文学在发展进程中，积极吸纳西方文学的思想观念与表现形式，同时也在不断挖掘和融入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学与文化精髓，从而呈现出民族化与中国化的发展态势。这种趋势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它使得新文学既具备现代文学的特质，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与现代内涵交融的复合形态。
周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理论家，对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指出，西方的现代文学和思想观念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已逐渐融入中国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国民族自己的血和肉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他看来，“欧化与民族化并不是两个绝不相容的概念”，二者在新文学的发展中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五四时期，新文学所倡导的 “人的自觉” 观念，并非单纯的西方舶来品，而是与中国社会当时所普遍追求的人民的自觉和民族的自觉高度契合。这种契合表明，五四新文学的建构基础具有双重性，既是现代的，追求着民主、科学、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也是民族的，紧密联系着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需求。新文学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和对民族精神的挖掘，成为了建构独立自强、民主科学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学表达。
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解放区成为了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文学朝着更加自觉地融合民族性与现代内涵的方向发展。延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它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在新的现代意义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探索。
延安文学在思想层面，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和民族解放的理念，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许多作品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英勇抗争和坚定信念，如孙犁的《荷花淀》，通过对白洋淀地区抗日军民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坚韧与智慧，以及他们对民族解放的渴望和追求。在人物塑造方面，延安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芹等人物，他们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和幸福，展现了新一代农民的觉醒和抗争精神。在形式创新上，延安文学大胆借鉴和融合了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学的形式，创造出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新歌剧《白毛女》将西方歌剧的形式与中国民间音乐、戏曲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赵树理的小说采用评书体的叙事方式，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有趣，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和民族风格。
延安文艺界普遍认识到，这种新的文学状态不仅是构建独立民族国家文学的迫切需要，更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体现了开放的民族性和现代内涵复合型价值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使得延安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确立，犹如两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的道路，对延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对中国的革命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要课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命题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建构了富有现代价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这一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主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倡导实行 “节制资本” 和 “平均地权” 的政策，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文化上，强调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也为延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有学者指出，延安时期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即 “毛泽东思想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同时又是对它的变易与更新，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当时的文化要求”。毛泽东思想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它紧密关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致力于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同时，毛泽东思想又具有自觉的中国化品格，它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同时又要对其进行批判和改造，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价值，但也存在着一些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必须加以剔除和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在观念和创作中积极响应和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时代要求。作家们深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创作出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时代精神的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通过对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揭示了封建土地制度的腐朽和罪恶，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历史必然性。这部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动体现。
延安文学还积极宣传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通过文学作品向广大群众传播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许多作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故事，宣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讲述了王贵和李香香在革命斗争中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故事，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和美好爱情，同时也宣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理念。这部作品在当时广泛流传，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对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确立，延安文学才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现代品格。它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时代价值，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文学与政治的高度契合
在 “五四” 以来新文学发展的漫长岁月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且充满争议的话题。中国现代文学与时代的现代化发展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一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矛盾。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表达，不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社会情绪的变化，还能够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中国文学的现代特征，既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情绪的艺术表达，又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和非理性情感的交织，以及这些情感和思考所赖以形成的各种根源。
而在延安时期，特别是 1942 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延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文化的意识形态要求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
延安时期，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阶段，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而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自然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讲话》的发表，为延安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文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的提出，使得延安文学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武器。
此时延安文学的现代发展和大众化趋势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批判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同向发展、互为促进的紧密联系。延安文学积极响应社会和政治的需求，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感人的故事情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以解放区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自由婚姻的故事。这部小说不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通过对封建势力的批判和对新思想的宣扬，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它让广大群众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增强了对党的信任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在当时正在进行新的强力社会整合和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历史语境中，延安文学与政治的这种紧密结合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列宁提出的 “党的文学” 观念，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崭新建构中得到了创新性发展。延安文学的现代价值在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和思想表达中，呈现出一种党的文学形态和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和思想倾向上，还体现在文学创作的方法、风格和艺术表现形式上。延安文学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典型性和教育性，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现实，传达革命思想，发挥文学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延安文学在艺术风格上追求朴素、自然、生动的表达方式，以贴近群众的语言和形式，使文学作品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和理解。许多作品采用民间故事、歌谣、戏曲等形式，融入了大量的民间文化元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语言质朴、节奏明快，富有音乐性和感染力，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既符合当时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也有助于更好地传达革命思想，实现文学的社会功能。
延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文化的意识形态要求的高度契合，使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二、人民性维度：延安文学现代内涵的核心要素
（一）面向工农兵和人民的文学
延安文学以其鲜明的 “工农兵文艺” 和 “人民文艺” 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文学形态不仅仅是文学风格的转变，更是时代需求与社会变革在文学领域的深刻体现，是一场具有高度组织化和群众化特征的文化运动，涵盖了文学、戏曲、美术、电影、音乐、歌舞等多个艺术门类，它们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延安文学丰富多彩的艺术景观。
《讲话》作为延安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导纲领，明确要求文学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首要任务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 “工农兵方向” 成为了延安文学的核心导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工农兵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承载着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希望。而在工农兵群体中，农民又占据了主体地位，他们是土地的主人，是革命的坚实基础。
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前，许多延安文人深受五四时期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审视农民，认为农民愚昧无知，急需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教化。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隔阂。然而，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早已察觉到这种认知的偏差。他指出，从经济角度看，农村或许相对都市更为传统，但从政治和文化角度而言，农村却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农村是革命的重要阵地，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因此，知识分子若想真正融入革命洪流，就必须进行深刻的思想改造和工农化改造，放下身段，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和需求。
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不仅是文学现代发展进程中一次重大的转型，更是文学大众化趋势的生动体现。在这一方向的引领下，作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工农兵群体，深入挖掘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奋斗历程，以文学的形式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貌和革命精神。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以解放区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小二黑和小芹这对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自由婚姻的故事。小说通过对农村生活的细腻描绘，展现了农民在革命浪潮中的觉醒和抗争，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
这一方向的转变，也为建构新的现代文学思潮和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精英化格局，使文学真正走向大众，成为人民群众表达心声、鼓舞斗志的有力武器。通过文学作品，工农兵群体的形象得到了重塑，他们不再是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而是成为了革命的主角和时代的英雄。同时，这也促进了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学形式得到了重新发掘和运用，为延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人民” 概念的建构与人民性的升华
“人民” 这一概念在毛泽东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建构中，逐渐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具有深刻中国现代意义和革命内涵的核心概念，它的演变历程不仅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力量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 “人民” 概念的探索从未停止。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结合革命的实际需求，对 “人民” 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界定。毛泽东认为，“人民” 是一个广泛的政治概念，它涵盖了一切推动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 的范畴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人民” 的范畴包括了一切坚持抗战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不仅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等爱国力量。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这一论述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对 “人民” 概念的动态理解和灵活运用。
人民话语与工农兵话语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工农兵话语主要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强调工人、农民和士兵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人民话语则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和更强的包容性，它不仅包含了阶级的属性，还融入了民族的属性。人民话语将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阶级与民族内涵的高度辩证综合。这种综合使得人民话语更能全面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
随着革命的推进，毛泽东对 “人民” 概念的思考更加深入。在革命即将胜利之际，他提出了 “人民民主专政” 的政治命题，这一命题将 “人民” 置于主体和核心的地位，强调人民主权是建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的基石。毛泽东希望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 成为了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支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这一阐述进一步明确了 “人民” 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
延安文学中的人民性维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得到了升华。作家们深刻理解了 “人民” 概念的内涵和意义，将人民的生活、情感和奋斗作为创作的源泉，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崇高精神。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展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生动地刻画了东北农村土改时期农民的形象，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封建势力的反抗。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延安文学中人民性维度的经典之作。
（三）文艺领域的人民本位体现
在文艺领域，人民本位的理念贯穿于延安文学的始终，成为其鲜明的特征和核心价值。毛泽东对《逼上梁山》的评价，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文艺工作者们前行的道路，深刻体现了人民本位的思想。1944 年 1 月，毛泽东观看新平剧《逼上梁山》后，在写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高度赞扬了该剧将历史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他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及旧文学艺术中，人民却被边缘化，成为了被忽视的群体。而《逼上梁山》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让人民重新成为舞台的主角，这具有革命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不仅是对《逼上梁山》的肯定，更是对文艺创作中人民本位思想的强调，激励着文艺工作者们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生活、展现人民精神的作品。
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思想家，也积极响应人民本位的理念。1945 年，他明确提出 “今天是人民的世纪，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也当然是人民的文艺”，这一观点与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郭沫若认为，文艺应该以人民为本位，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需求，为人民服务。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努力践行这一理念，通过作品表达对人民的关怀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历史剧创作方面，郭沫若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创作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如《屈原》等。这些作品以历史为背景，借古讽今，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
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文艺的新特质。这种新的人民文艺以其强烈的人民性维度价值，成为新中国文艺或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的先锋形态。周扬在报告中指出，新的人民文艺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革命性和时代性。它以人民的生活为素材，以人民的语言为表达方式，以人民的审美需求为导向，创作出了许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具有社会价值，它们在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人民斗志、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文学中人民本位的体现，还表现在作家们深入人民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声音，用文学作品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许多作家深入农村、工厂、部队，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的作品。赵树理的小说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有趣，深受农民群众的喜爱；孙犁的小说则以白洋淀地区的人民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和美好情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延安文学的内涵，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续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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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7-10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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