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文景之治

LS17882116479 · 发表于 2025-10-13 11:44

【谈古不论今】之九

一些人认为，历史上真正值得后世人尊敬并怀念的帝王，唯有尧舜禹这三个明君，其实不止于此。

笔者认为，至少汉文帝刘恒也应该是我国历史上难得的明君之一，他坚持不懈推行并极力实施的“减刑，罪己，宽言”这三大政策，从而开创的“文景之治”，名垂青史，光耀千秋。汉文帝的一生，既坎坷跌宕又充满传奇色彩，他的政治智慧切不可被忽视；功过是非，可从《史记·孝文本纪》中一览无余，特别是他的超前普世价值观。

成为汉文帝之前的刘恒，本来对最高权力并无野心。因为他的母亲薄太后见惯了宫廷中的腥风血雨，便信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便只想跟儿子偏安一隅，过上现安岁静的生活。孰料在历经血腥的宫廷政变之后，各方势力所能达成的最大公约数，竟然是“不争”的刘恒。

由于刘恒这帝位几乎是捡来的，他将信将疑地坐了上去，但始终都战战兢兢，如坐针毡，所以夜入未央宫，席不暇暖。他即位下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如此的宽厚仁慈：“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当然这也是帝王即位之初的惯性操作方式，都想玩一下大赦天下的仁君把戏。但刘恒不止于此，他在上述基础上增加了恩惠——赐予每个成年男子一级爵位，没爵位的女性，一百户赐牛一头，酒十石；然后，再开放五天的戒酒令，准许百姓敞开喝酒。

他要让国人知道有“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这个章法；若没经过皇帝的特批，酒醉就是犯罪。

如果说以上都只是小恩小惠，那么正式即位才两个月，刘恒就开始玩真的。十二月，他下诏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

他还对负责司法的官员说，法律是治国的准绳，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暴力引导向善，但咱们的现行法律不但处罚犯罪之人，还要株连他们那些无辜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甚至把他们发配给官家为奴，我认为这很不可取！你们说说看。

大汉创建，那些大臣比如萧何，也都是秦朝旧吏，革命虽然成功了，但立法却基本上还是照搬秦律，包括连坐之法也全盘继承。刘恒认为，这很不人性化，必须改革。可是没想到，他的金口玉言，竟然直接被大臣们怼了回去。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此话的意思是指百姓不能自治，所以必须立法来禁止他们犯罪。亲属连坐，就是要让那些不法分子有所顾忌，明白犯法的成本太高，才能把犯罪行为掐灭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按原来的执行吧，别改革了。

但刘恒可不是他爹刘邦，还达没到一言九鼎的至尊高度。不过也可能是他上位后并没有显示其权威的一面，所以大臣们才敢跟他正面抬杠。但刘恒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不怕大臣们反对，但也没有摆出皇权的威严加以压服，而是从道理、逻辑上去说服大臣们：“朕闻法正则民箻，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

用白话文讲，就是“我听说律法公正，判罚得当，百姓就会心服口服。再说，引导百姓向善本来就靠官吏，如果官吏做不到这一点反而用不公正的法律去处罚他们，那么就会逼得百姓更选择暴力对抗，如此怎么可能制止犯罪呢？对于这样的法律，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正当性！你们再想想吧。

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官员们也不全是蠢驴。再说，宽刑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于是就坡下驴地回应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其意思是说陛下对百姓的恩情比海深，功德无量，这境界真不是我们当臣子的所能企及。臣等一定遵旨，废除连坐法令。

这一段君臣之间的辩论太精彩，真可以说得上是历史的奇葩。这里的“奇葩”，是指取其本来的褒义——奇特而美丽的花朵，比喻出众的人物及其言行。

当然，废除的只是一般罪行的连坐，不包含大逆之罪。比如汉文帝十六年，赵国方士新垣平装神弄鬼忽悠刘恒，事发后就被判大逆之罪，株连三族。

除了废连坐，汉文帝任上还废除了更古老的肉刑。这事，跟一个著名的孝女缇萦有关。

缇萦是齐国太仓令——即管理粮食的官员淳于公的女儿。这里说的齐国，是汉文帝异母的哥哥、刘邦庶长子刘肥的封国，当时是刘肥的孙子刘则在当着齐王。汉文帝十三年，淳于公犯了罪，不知道是贪腐还是渎职，按当时的法律，齐国无权擅自处理，得将他押送长安，由朝廷定罪。

但淳于公无子，生了五个女儿，其中缇萦最小。她知道父亲上京必受肉刑，便决定孤身犯险，千里随父到长安上访，直接上书汉文帝：“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入宫为婢，赎父刑罪，使其自新。”

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上书，十分感动，立即下诏：“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当时的法律中有各种残酷的肉刑，比如刺面、割鼻、断足等，可是违法犯罪仍然屡禁不绝。问题出在哪儿，刘恒自我检讨道：“不就是因为我做不到以德治国吗？现在百姓犯了罪，还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就开始刑罚，因而有人想改过从善也没有了机会。用酷刑割断犯人的肢体，终身不能复原，实在太不人道了。我们号称民之父母，这样做难道合乎天下父母之心吗？废废废。”这次再也没大臣反对了，诏令一下，肉刑即除。

这件事的神奇之处，不在于缇萦这样一个弱女子怎么走完从临淄到长安的两千里路，而在于她跟随押解队伍去上访，齐国方面竟然没派人截访，而她的上访信也能直接上达皇帝，实在不可思议！

刘恒废连坐、废肉刑，会不会只是故作姿态，忽悠百姓呢？班固的《汉书·文帝纪》，虽然基本上照抄司马迁的《史记·孝文本纪》，但对此事也有补充，说汉文帝时期“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即断案上百件，多次都置刑法于不用。

此外，按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刘恒也有可能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第一次是他上位第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连续发生了日食和月食，这事放在今天根本就不是个事儿，但在当时可就是“天有异象”。帝王乃天子，君权神授，天有异象，一般都认为是上天在向帝王示警：“你超纲了！别忘了，老天爷在看着你。”

所以，刘恒赶紧下罪己诏曰：“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

白话文的意思是说：“我以微弱之躯挑此重任，天下兴亡，责任全在我，各位大臣就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但我治国无能，使日、月、星暗淡无光，实在是德不配位。接到我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到底错在哪里，凡是你们知道的、看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

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刘恒上位第十三年，刘恒又废除了一个专门替皇帝背锅的职位——袐祝（官职）。

秘祝，是秦相吕不韦设立的官职，当天下发生灾难，或帝王有了过错，该由帝王担责的时候就将这罪过推给指定的臣子来承担，这过程就叫“袐祝”。汉朝也把这制度继承过来，但刘恒觉得这样很不妥。他说：“我听说，天道乃祸从怨起、福由德兴，百官做错什么，也应当由我一人承担。现在秘祝官把所有过错都甩锅给大臣们，这么做更加彰显我的无德，得不偿失，废废废。”

此后，刘恒又在十四年、十九年两次下诏罪己，不断强调“朕甚自愧”、“朕不德”、“朕既不明”、“朕之德薄”等，翻译过来就是我很惭愧、我缺德、我昏庸——古往今来，你可曾见过还有哪个帝王跟他一样这么频繁自责罪己的？虽然这里面不乏作秀成分，但作秀自黑也是需要魄力的。

减刑、罪己之外，刘恒最让今人浮想联翩的，还是“宽言”。上位第二年的三月，他就特别下了一道诏令，废除言论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传说远古时候，尧治理天下，特意让大臣在朝廷外面竖一旗杆，老百姓对朝廷有什么建议就站在旗杆下面说，朝廷专门派人在旁边负责记录。这根旗杆，叫“进善之旌”。

而且尧还让人在另一个地方立一块大木板，谁对朝廷有不满，都可以在上面刻字表达，也有人负责收集这些批评意见，他跟大臣们再分析研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决不秋后算账。这就叫“诽谤之木”。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华表，前身就是诽谤之木。

文景之治到底怎么样的好，是否真如史家描述的那么美好？不得而知。但是，司马迁写史，对刘恒他爹刘邦的流氓行径毫不留情地揭露，不顾及“本朝开国皇帝”的面子，这在后世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也就让司马迁对刘恒的赞美，便有了更大的可信度。

【注】本文参考资料，主要有《汉书·文帝纪》《史记·孝文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