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智慧侠哲思絮语(31):读《圣经》之断想智慧侠哲思絮语(31):读《圣经》之断想

     在人类文明的典籍星河中，《圣经》向来是颗极具争议却又无法绕行的星。有人奉其为神圣圭臬，将一生信仰寄托于此；有人视其为西方文明的精神密码，从中窥探历史演进的脉络；也有人仅将其当作文学艺术的宝库，沉醉于其中的叙事与象征。于我这般浸淫文学史学多年的爱好者而言，翻开这部典籍，从未想过要寻求宗教的皈依，毕竟读经典的要义，从来不是盲从，而是以理性为刃，剖开文本的肌理，探寻其背后藏着的文明密码与思想流变，为当下的思考寻得些许参照。

     世人多爱给《圣经》贴单一标签，要么将其神化，要么将其矮化为纯粹的宗教文本，这恰恰是阅读的大忌。事实上，这部跨越千年编撰而成的文本，早已超越了单一属性的桎梏，在宗教、历史、文艺的维度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宗教层面看，《旧约》里“与上帝立约”的信仰体系，“摩西十诫”划定的道德边界，《新约》中“爱神爱人”的教诲与“救赎复活”的内核，共同构建了基督教的信仰框架，成为数十亿信徒的精神寄托。但必须厘清的是，这种“神圣性”是宗教信仰层面的价值认定，绝非客观历史或科学意义上的绝对真理，这是打开《圣经》的第一道理性闸门，一旦逾越，便容易陷入迷信的泥沼。

     若跳出宗教的视角，《圣经》更像是一部记录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准史书”。从《旧约》中希伯来民族的迁徙、以色列王国的兴衰，到《新约》里耶稣的生平与早期基督教的传播，这些记载虽裹挟着宗教的渲染与神话的色彩，却并非全然虚构。考古发现中，中东地区的贸易路线、建筑遗迹，与《列王纪》中所罗门王时期的繁荣记载相互呼应；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编年史》中关于基督受难的记述，也与《新约》的相关记载形成佐证。但我们终究不能将其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史书，毕竟编撰者的笔触始终带着强烈的宗教立场，选择与解读历史事件的初衷，是为教义传播服务。如此看来，《圣经》的历史维度，实则是“历史记忆与宗教叙事的共生体”，读之需结合考古学与历史学成果，去伪存真方能窥见真相。

     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圣经》的影响力更是跨越千年，成为西方文艺的“母题库”。《创世记》中上帝创世、亚当夏娃的神话，构建了西方文化的宇宙观与人性观；《诗篇》《雅歌》的优美诗句，成为西方抒情诗的典范；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创世纪》壁画，巴赫《马太受难曲》、亨德尔《弥赛亚》等经典艺术作品，皆以《圣经》为蓝本，将宗教情感与人文精神熔铸一炉。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曾言，西方文学的基本原型与象征体系多可追溯至《圣经》，此言不虚。正是这种超越宗教范畴的文艺价值，让《圣经》成为了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回望西方历史，《圣经》的影响始终是复杂的双重存在，既有推动文明进步的光芒，也有禁锢思想的阴霾。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文明陷入断裂，是教会借《圣经》的教义体系，将分散的部落与王国凝聚成统一的基督教文明，“君权神授”为封建秩序提供合法性，“摩西十诫”维系着社会伦理，教会主导的教育体系也为古典文化的传承埋下了伏笔。可与此同时，教会垄断《圣经》的解释权，禁止普通信徒阅读原文，以教义为枷锁禁锢思想，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天文学发现皆因与教义冲突而遭迫害，这般精神桎梏，无疑延缓了文明前进的步伐。

     到了近代，《圣经》又摇身一变成为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精神武器。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主张“因信称义”，将《圣经》译为德语，让普通民众得以自主解读教义，既动摇了教会的权威，也推动了民族语言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加尔文的“预定论”以《圣经》为依据，强调个人奋斗与世俗成功的价值，竟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而《旧约》中上帝与希伯来民族的“盟约”所蕴含的契约精神，更是被启蒙思想家借鉴发展为“社会契约论”，为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撑，《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表述，“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皆能在《圣经》中找到思想源头。进入现代，《圣经》的宗教影响力虽有所弱化，却仍是西方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其伦理规范渗透于法律、文学、慈善等诸多领域，可同时，其创世神话与进化论的冲突、传统性别观念与女权运动的碰撞，以及部分内容被极端势力曲解利用的风险，又让它成为了价值冲突的焦点。

      面对这样一部复杂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我们提供了最科学的阅读指引。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圣经》的宗教属性，本质上是古代先民面对自然与社会苦难时的“幻想式解读”。宗教既有过成为被压迫阶级反抗武器的历史，也常被统治阶级用作麻痹民众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阅读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区分宗教信仰与学术研究、文化欣赏的边界，尊重他人信仰自由的同时，以科学态度看待文本，不盲从、不迷信。

     具体而言，读《圣经》需秉持三种方法：历史分析法让我们得以还原文本产生的语境，看清其“层累性”的编撰过程，避免脱离历史的片面解读；辩证取舍法让我们能汲取其中关爱互助、诚信正义的伦理精华与优秀文艺价值，摒弃宗教迷信、性别不平等的糟粕；联系现实法则让阅读更具现实意义，从《圣经》对贫富差距、社会正义、环境保护的关注中反思当代问题，同时警惕极端势力对文本的曲解。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读《圣经》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本本身。它既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其优秀伦理思想也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借鉴。但借鉴绝非照搬照抄，毕竟《圣经》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存在差异，唯有立足国情，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让外来文明成果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熟读《圣经》，最大的感悟并非获得了某种信仰的启示，而是认清了经典的本质——任何一部跨越千年的文明典籍，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而是复杂历史与多元思想的集合体。读经典的价值，不在于找到唯一的真理，而在于通过辨析其多重属性与复杂影响，培养理性思辨的能力，为当下的生活与思考提供参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既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阅读《圣经》这类经典，正是培养这种开放视野与理性思辨能力的过程。

     以往读史，总强调“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如今读《圣经》方知，读文明经典更要“以理为尺，可以辨是非”。不被单一标签束缚，不被固有认知局限，以多元视角剖析文本，以理性态度汲取养分，这才是阅读经典的真谛。而这，或许比从经典中找到某句教条、某个答案，更具长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