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企业制度否定行政决策 刑事追责岂能背离罪刑法定以企业制度否定行政决策 刑事追责岂能背离罪刑法定

以企业制度否定行政决策 刑事追责岂能背离罪刑法定

近日，汤强应案所暴露的司法裁判逻辑争议，直指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底线——当一项经县砂石特供领导小组会议决定、县政府留存会议纪要的行政决策，被法院以“违反企业内部制度”认定为“错误”，进而追究决策传达者的刑事责任时，司法对犯罪构成的认定边界正面临严峻挑战。这种将企业内部规则凌驾于法律规定之上，把被动履职行为升格为刑事犯罪的裁判逻辑，不仅违背了《刑法》第三条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更动摇了司法裁判的合法性根基与公信力。

罪刑法定原则的精髓，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意味着，犯罪的认定必须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为唯一依据，犯罪构成的每一个要件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支撑，绝非任何组织的内部制度所能界定。汤强应案中，案涉“三车放一车”决策并非个人擅自而为，而是经县砂石特供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县政府会议纪要确认的行政行为，其制定程序符合行政决策的基本规范。即便该决策在执行中可能与砂场内部管理制度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也仅属于行政监管与企业管理的衔接问题，最多涉及行政问责或内部整改，绝不能跨越法律边界，成为刑事定罪的依据。

企业内部制度的本质是企业管理自身事务的自律性规范，其效力范围仅限于企业内部的运营秩序，既不能替代法律成为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更无权创设刑事犯罪的认定条件。法院以“违反企业内部制度”为由否定县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实质是将非法律规范升格为定罪依据，违背了“定罪依据法定化”的基本要求。更为关键的是，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明确要求行为人具有“超越职权、违法决定、违反规定处理公务”的主动行为，而汤强应仅作为决策传达者，未参与决策制定、未实际执行操作，其行为属于被动履职，既无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也无违法履职的客观举动。法院将“传达行为”认定为“滥用职权”，更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任意扩大解释，完全突破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边界。

值得警惕的是，本案的裁判逻辑与关联案件形成了鲜明的“同案不同判”——在六家劳务方非法采矿案中，同一“三车放一车”决策被法院认定为合法的职务指令，对应的售砂量被从犯罪所得中扣除；而在汤强应案中，该决策却因“违反企业制度”被认定为错误，传达者被追究刑责。这种矛盾裁判背后，是司法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评价标准的混乱，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漠视。如果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可以由企业制度随意界定，刑事追责可以脱离法律规定而依附于内部规则，那么公民的行为边界将变得模糊不清，基层工作人员的履职安全将无从保障，最终会导致“不敢干事、不愿履职”的消极后果，损害法治社会的根基。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罪刑法定原则是守护这道防线的核心屏障。在刑事审判中，必须坚守“以法律为准绳”的底线，严格区分行政行为、企业管理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杜绝以内部制度替代法律、以扩大解释突破罪刑法定的做法。对于经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决策，司法评价应遵循行政法规范与刑事法规定的双重标准，不能随意否定其合法性；对于被动履职的基层工作人员，更不能脱离犯罪构成要件追究其刑事责任。

汤强应案的争议，不仅关乎个体的罪与非罪，更关乎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与统一性。期待上级司法机关在再审审查与法律监督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纠正以企业制度否定行政决策、随意扩大刑事追责范围的错误，让司法裁判回归法律明文规定的轨道，既维护法律的尊严，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彰显司法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