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散时，胡正先碰到宋侃夫同志，他叫18岁的胡正先拉着他的牲口尾.在失散时，胡正先碰到宋侃夫同志，他叫18岁的胡正先拉着他的牲口尾.

在失散时，我碰到宋侃夫同志，他叫我拉着他的牲口尾巴快走，我想这样会影响他的行动，没有答应，就在黑夜里离开了他，一直向新疆方向奔去。

半个时辰后，月亮出来了，看得清路上西去的失散人员。我开始放慢步子，想找个认识的老同志作伴。月光下忽然看见远处一人象王子刚同志，上前一看果然是他。打招呼后，他说：“我的牲口丢了，随身带的皮包也丢了……”。我俩边走边谈，忽听到后面有人，回头一看是徐明德同志，这下有伴啦，我们三人一起向戈壁滩走去，不时就到了，这时夜已深，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为了避免被马家骑兵追捕，我们三人又和失散的几位同志一起进了北免。这是一座石头山，有的石窝里还有点雨水，真是救了我们的命，每人都可以喝上几口，一天多没吃东西，现在总算喝到水啦！但没有一点吃的，大家无法可想，只好饿着肚子，我们这个山头聚集了十多个同志，白天组织轮流放哨，看甘新公路上有无敌人骑兵西去（去新疆的方向）。



了望一整天，没有肯定结果，有的说敌人骑兵没有西去，有的说看到骑兵过去，山上无吃喝，没法再待下去只好在天黑后整队下山。下山没走多远就看见前面甘新公路上有人，原以为是敌人，大家有点惊慌，有的人已藏到沟洞里，后来发现对面公路上的人也向路北散去，分析不是敌人，就开始喊话。经过对方回答，才弄清楚是自己人，于是又将散的人招呼回来，大家会合一起，斗争情绪渐起。弄清敌人骑兵没有西去，这才放心地一起顺着甘新公路走向新疆。


王子纲、徐明德和我三人在甘新公路上找了一夜，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实在走不动了，想让王、徐先行，我想略休息一下再走，他们两位不肯，便一同休息了片刻。天刚亮，我们就到了大泉站。


我们走进大泉，碰见了不少芦山县通讯学校的同学、老师。他们先到，已吃了饭，我们到后，什么吃的也没有了，连水也没喝上一口。我们三人两天没吃东西又饥又渴又困，没有法子只好又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到星星峡兵站只有一站路的马连井。这里有不少失散的西路军同志，他们在这里聚到后，后来又看到星星峡来接我们西路军的战友，告诉大家：他们到星星峡是组织，组织上让他返回来找我们。我们在马连井住了一夜，天一亮就出发去星星峡。我们一起去星星峡的有七八十人。这一天同志们精神倍增，队伍也整齐。下午四时走到离星星峡不远的地方，来一辆汽车迎接，叫走不动的同志上车，其余同志继续步行。到星星峡后，同志们都整齐的坐在一块平地上休息，先到星星峡的同志们给我们送过来、方块白糖、开水、让我们吃喝，待我们吃完后，领着我们进房子，安排了睡处。接着就换装，从头到脚，从里的到挂的全换新的。第二天，同志们穿上新衣服，显得格外精神。


我们在星星峡共集了 300 多人，休整几天后，就到了迪化（即乌鲁木齐）。在迪化住在西大桥的一所工厂里，后来又搬到小东门兵营住。西路军到迪化的共有 400 余人，番号为新兵营，成立了新兵营工作委员会，
注释：
①石窝会议（1937 年 3 月 14 日）后，西路军余部为三个支队。1937 年 3 月 17 日，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电李先念、李卓然同志，电文申：“同意你们成立工委，分开三路游击活动”。
。
④当时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代表贺觉哉同 1937 年 11 月 4 日的日记写明到达新疆的西路军人员是 400 多人，可以佐证。
⑤当时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同志 1940 年 8 月 31 日的日记记载新留 285 名送返我西路军 339 人归队”。
（二）西路军被俘人员营救情况片段
从 1937 年 5 月开始，到 1938 年 8 月止，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和流散人员回到革命队伍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1937 年 5 月，凉州骑五师派一个连押送近 2000 名在凉州修公路的被俘红军（其中有十几名女红军）步行到兰州又从兰州步行到西安，国民党原准备送他们到武汉做苦工，在我党的营救下，这批人被送到云阳红军总部。
（二）1937 年 6 月，兰州拱星墩集中营 1300 余名西路军被俘人员，在押送西安经平凉四十里铺时，在我军援西军的帮助下，大部脱险归队。
（三）1937 年，马步青骑五师将 244 名被俘的西路军干部送到西安，经我党的多次交涉，8 月回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朱德看到大家衣衫破烂，面黄肌瘦，流出了眼泪。
（四）1937 年 4 月，骑五师又将 500 名被俘红军送交兰州九十七师，准备将其开赴郑州补充陈诚部第十五军，一些被编红军纷纷逃回镇原、庆阳等地，以后参加了八路军部队。
（五）1937 年秋，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令凉州送 1000 名壮丁，马步青将凉州的被俘红军 300 多人和骑五师第三旅补充团 900 多人（排除以上军官外，均为被俘红军）准备调送遣走，我党代表与蒋介石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一周后，该团全体红军由办事处送往延安。
（六）1938 年 8 月上旬，骑五师将被俘红军 900 人左右交（约 100 人）留在九十七师特务营，其余均回到抗日前线。
（七）1937 年 9 月到 1938 年 8 月一年时间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曾零星接待了约 500 名西路军人员，由办事处送至八路军部队。
（八）1937 年 8 月，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正式成立后，在一年多时间内，也曾零星接待了 300 名左右西路军流散人员，由办事处分别送至西安、延安、庆阳，镇原等地。
（九）1938 年 5 月中旬，青海新二军补充团被俘红军近 2000 人由第八战区分批用火车准备补充第一战区部队，当该团到兰州时，我党派代表与朱绍良交涉，要求把这个团的红军战士交给八路军，经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多次交涉，该团被俘红军编到了八路军各部队。
综上所述，西路军被俘红军在我党和周恩来等努力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积极营救，有 5000 名指战员回到革命队伍（前述第六批、第八批、第九批均未计）。其中有秦基伟、方强、李聚奎、刘瑞龙、徐立清、魏传统、陈宜贵等。
（三）《回忆新疆 “新兵营” 通讯训练班》（胡正先）
回忆新疆 “新兵营” 通讯训练班
胡正先
我们进入新疆的 400 多人，对外称 “新兵营”，对内称总队。总队编制四个大队，一个干部队。干部队编六个班，一班是职务较高的同志，二班是参谋人员，三班是连队文书，四班、五班是其他人员，我在六班，这一班都是原通讯训练队的学员，也有报务人员。
1937 年 8 月，“新兵营” 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把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和西路军通讯训练队的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学习无线通讯。这批学员有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义、宋有望、阙子山、杨永贵、陈隆贤、郑如宽等，共 20 多人。这批学员都是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知识的。训练班由刘寅负责，教员是王玉衡、郑执中，三局局长宋侃夫也给我们上文化课。
我在川陕苏区通讯学校学习时，教我们的教员只讲报务知识，不教怎么样收发报，我们毕业后没有一个人能上台工作。四方面军南下天全、芦山时，我进第二次通讯学校学习，刘寅就是我们的教员。我们这一期训练班讲得多，主要是复习和练习收发报，抄延安新华社和国一党中央社的新闻。
徐乐天是我们第一期的学员，后来他要求改学汽车，学成后给邓发开车，再后来又给陈潭秋开车。江德祥也是我们第一期的学员，挑选航空队学员时，他和我都被挑选上学飞行，我因感冒没有去成。1942 年夏天，江德祥在新疆高家户机场飞特技时，发生事故，机毁人亡，牺牲在即将学成之时。新兵营有学汽车的，有学装甲的，有学炮兵的，有学航空的，学的种类比校多。
在新疆 “新兵营” 时我叫 “毛铁”，这是一个外号。说起 “毛铁” 这个外号，还有点来历。我们部队驻四川马婆时，那里的老百姓把劈柴的斧头叫毛铁。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商店的院子里，我们的炊事员每天借商店的斧头劈柴。商店有个小伙计，每天早饭后，找斧头事出砍柴，就边走边喊：“大师傅，我的毛铁呢！” 以后部队要走，小伙计也参加了红军，和我在一起工作。大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叫他 “毛铁”。因为我同年龄相仿，又在一起工作，人们常常分不清楚，就叫他为大毛铁，叫我为小毛铁。时间久了，“毛铁” 就成了我的外号。长征路上，西路军中，“新兵营” 里，大家都这样叫我。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们部队去东北，才恢复了胡正先这个名字。
部队长期从延安去很少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到新疆后才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我们珍惜 “新兵营” 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每一个人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争先恐后地学习。经过培训，大家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都能独立工作了。我们训练班于 1938 年初毕业，由刘寅带队，于 4 月份回到延安。我们是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的。
我们回延安时，乘坐的是苏联运送援华物资汽车队的汽车。为了安全起见，苏联同志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两辆汽车。过黄河铁桥时，桥头的国民党哨兵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回答说：“我们是苏联回国华侨，车上装的是一些药品。” 忽然一个哨兵指着我们一位同志说：“你们是红军，他在河西抓过我，怎么是回国华侨呢？” 原来那个家伙是马家兵，在河西战役时，曾被我们西路军俘虏，我们的那位同志恰巧看过他。后来西路军释放了他，他又到兰州中央军里当了兵。真是冤家路窄，我们那位同志被他认出来了，情况一下变得紧张起来。刘寅一看情况不妙，让大家赶快上车，又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了电话求援。八办给苏联驻兰州的领事馆打了电话，说以外事处出了点麻烦事。立刻派来两辆小车，一辆在前引导我们，一辆跟在我们车后，一直护送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国民党的汽车也跟了过来，为了防止出事，苏联领事馆的两辆卧车便横着停在我们卡车的前头和后头。那时兰州的街道比较窄，卧车横在那里，就把街道堵住了，国民党的人也就没有办法纠缠了，但他们在办事处周围增加了不少警察和便衣。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两天，八办租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西安，又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送到延安。
这一批回延安的除了我们搞无线电的以外，还有几位搞医务工作的，隰启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红四方面军建立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就当红军医院的院长。回到延安，我被分配到军委三局五十三分队任报务员，后又调到军委二局工作。
冯亚光整理。胡正先同志，安徽六安人，生于 1918 年，1929 年参加革命，1930 年参加红军，时任西路军总部电台报务员。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学习无线电报务工作。1938 年返回延安，先后在军委三局、二局及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做机要工作。解放后，曾任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
（四）《“新兵营” 里的无线电训练班》（徐明德、郑执中）
“新兵营” 里的无线电训练班
徐明德 郑执中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迪化后，组成了总支队，对外称 “新兵营”。新兵营实际上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一个多种兵多学科的军事学校，无线电训练班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兵营前后举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期训练班从 1937 年 8 月开学，1938 年 4 月结束。这期训练班的基础是四方面军原来的通讯学校，到达迪化后，又把这部分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再调来训练班，同时吸收了一部分在电台做过技术工作的同志和几个青年同志，学员不到 30 人，有陈冰、胡正先、高峨、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义、宋有望、阙子山等。训练班由刘寅负责，徐明德、王玉衡、王子纲、报务吕同志任教官。经过训练班的培训，学员们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不久，中央将大部分人调回延安，新疆只留了几位骨干。
第二期训练班是 1938 年 6 月开始的，1939 年 7 月结束。学员来自各个大队，共 30 人左右，编为一个排、三个班，排长俞仁七。训练班与总队卫生所组成一个党支部。学员有李先觉、朱天林、张达明、苟生清、任先卫、王道学、边何先、李映光、徐国安、杜天柱、褚正录、刘发树、刘兴贵、罗兴发、胡有贵、曾庆发、李培基、杜发树、郑如宽等。
一位从苏联来的德国工程师当教员，主要讲解无线电常识、收发报机原理及维修、电报的收发和译电。上课时练习收发报，只抄收国民党新闻社和延安新华社新闻。抄收快又准确者，还得到一些奖励。
学习期间生活待遇比较好，营以上干部每月津贴十块钱，连以下干部每月三块钱。除了盛世才照发津贴外，领事馆（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每天还给二毛钱的补贴。服装按照盛世才部队标准供应，有皮靴、呢大衣、毛衣、棉衣以及被褥等，连及连以下干部发光板皮筒和毡筒。
学员结业后，大部分回延安了，只几个人留在新疆工作。徐明德和王玉衡同志曾被派往甘肃，随同苏联专家勘察由迪化到兰州的公路桥梁，担任电台的报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