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锦江（《感恩锦江》之再续）

471477674 · 发表于 2026-1-22 21:20

悦读锦江

洛澍

“食物就如同爱情一样，要么不碰，要么全情投入。”
国际知名室内设计师伊尔莎•克劳福德的这句话，曾经让许许多多真假吃货们喜欢得不得了。
然而，还在3400年以前，神告诉摩西：“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人在满足精神饥渴事情上，读书与饮食有着相似之处，尤其刚刚从阅读的洪荒岁月走过来的我们一代人，有一天突然发现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就矗立在面前，那真就是带着一种极度的饥饿感奔向它了。
锦江厂食堂丰富多样的美食，永远鲜活在感恩知味者的记忆里；而锦江厂工会图书馆几万卷藏书，在山区灰色暗淡的天色背景中尤其显得灿然可爱，悦人眼目，成了一群山区人精美的精神食粮。

锦江厂工会图书馆设在厂工会二楼，进门右边是借书室，左边是报纸杂志阅览室；再往里面一点走廊右墙上有报栏，张挂着《新民晚报》、《上海译报》和《上海青年报》，三种报纸在当时都是上乘的前沿报纸；阅览室内则有多种报纸和杂志，整个图书馆当时所收藏书籍近两万多册。
图书馆每周二、四、六晚上6点开放，每个职工凭工作证办理一张借书卡。
锦江厂读书风气浓厚，职工普遍读书热情高，每到图书馆开放之日，馆门尚未打开，门外楼梯上下老早就站满了等着借书、还书的人。
锦江厂一直活跃着一个文学沙龙，听陆仲晖说，他们每月聚会一次，每次聚会，会员或各自畅谈本月的读书体会，或品评分享会员新作，文学沙龙还创办了一个内部文学刊物《桥》。
工会图书馆藏书主要以社科和文艺类书籍为主，另外还有一些学术性书刊。
图书馆最吸引我的是它众多的外国小说，印象中像哈代、司各特、高尔斯华绥、简•奥斯汀、狄更斯、毛姆、塞万提斯、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莫伯桑、福楼拜、左拉、罗曼•罗兰、加缪、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帕斯捷尔纳克、蒲林、歌德、托马斯•曼、米兰•昆德拉、卡夫卡、霍桑、杰克•伦敦、海明威、德莱塞、马克•吐温、梅尔维尔、海勒、福克纳、辛格、塞林格、菲茨杰拉德、夏目涑石、川端康成等十九、二十世纪外国小说家及他们主要作品几乎都有。
图书馆订有不少当时译介外国文学艺术的刊物，如《世界文学（双月刊）》、《外国文艺（双月刊）》、《外国文学季刊》、《春风译丛》、《译林》等；同时，还有大量当时国内主要的大型文学期刊，像《当代》《十月》《收获》《钟山》《花城》《芙蓉》《中篇小说选刊》等等。
那年头正兴武侠热，图书馆所藏新派武侠小说颇为丰厚，金庸、梁羽生、古龙、陈青云、温瑞安、萧逸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几乎囊括全部，借阅频率也最高，往往是前面那个人刚刚还来，后面一个人马上就借走；书中各种长拳短打、擒拿点穴、鹰爪虎爪、铁沙神掌等拳法招式的描写，一个个看得如醉如痴、神颠魂倒，读者不分男女老少争相先睹为快。
武侠小说之所以广泛受到国人喜爱，这就与国人喜爱嗜酒一样，那是一种生存现状的反映。“侠”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古就是一种特别的情愫，产生这种特别情愫的缘由，是一种人生理想的投射。
清人张潮《幽梦影》里一句清言，将此中情状说得深透：“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今天是一个讲法治的时代，即使世间不平之事常有，人却不能凭一己之力仗剑削平之。因此，今人心中诸多不平块垒郁积于胸，唯以畅饮酒、读武侠，稍可得暂时的舒解，这于个人、于社会都不失为一种最安全、最妥贴的情绪释放方式。
除了武侠小说，图书馆中所藏琼瑶、玄小佛、岑凯伦、尤今、亦舒等当时城市言情小说亦多，当然，拥有一定量的女性读者。

刚进厂的那一年，一个中午，从二食堂打饭出来，几个朋友端着饭碗边吃边逛陡溜子的矿贸店，我惊奇的发现货柜里头居然摆放了一本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而前两天我们刚好在厂招待所看了电视上播放的《红与黑》电影，此时看到司汤达的书，自然欢喜激动，迫不及待就买下了。但这书买后，就一直放着，想到是自己的书，随时都可看，身边不是还有个图书馆可借吗？
然而这一放就是三十多年，直到本世纪都过了十年我整理书柜，才又把它找了出来，封面封底已破烂得要脱落了，我用一张厚纸重新给它作了包装，顺便看了封底定价：1.85元。那时的书价真便宜，不过那时的工资也低得惊人。这本书的经历，真正印证了随园主人的那句话：“书非借不能读也”。

最难忘的是1984年10月，图书馆处理一批旧书旧杂志，我去了两个晚上，选了好几十本，也是平生一次性买书最多的一次，主要选的是外国小说，除此以外还挑选了10多本文学期刊，其中有两本后来才发觉还是创刊号：一本是1979年11月《译林》的创刊号，头条刊登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全译本；另一本是1981年7月《外国文学季刊》的创刊号，头条刊登的是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全译本。至于其他，如1981年第1期《十月》中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1983年第8期《中篇小说选刊》中有程乃珊的《蓝屋》、1984年第2期《十月》中有张贤亮的《绿化树》，他们都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国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
陈登原《国史旧闻》本来是一套四册，当时只看到第三册，大略翻了一下，心里便定意以后非要有一套不可，直到2002年才在成都梨花街四川书市完成这个念想。

地处西蜀盆地边垂山区的锦江厂，居然拥有这么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实在是老天爷给予锦江厂人的一个大恩惠。元魏李永和说过一句非常豪迈无比的话：“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此话真实不虚。
那个时候，这个图书馆在我眼里，无异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片“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美地。因此，即使过了许多年，我对这个图书馆依然心心念念。之所以如此，就如清人顾炎武在与友人的一封信中所写道的：“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
从生存的实情来讲，如今转过头去探看以往，才发现，在锦江厂的那些佛系得无以复加的岁月，算得上是我这一生中真正少有的、也是最难得的一段散焉、闲暇、美好的幸福时光。
我当时真就是将闲读书作为我仅能发现的最佳苟活生存方式了，除了这种苟，我已找不到比它还能再苟的了。
懒散而无功利的阅读之最大优越点，就是不会感到有什么目标在无形地追迫自己，因而才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所谓的“悦读”，当阅读成了悦读，阅读就真的成了一种精神上愉悦。它不仅仅是对了解人类广阔生活面的一种满足，无形里，它也是转变自我、超越当下境遇的一种途径。
英人罗素说过：“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是指安静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
这话我特别喜欢，因为他说得太正点了！
清人张潮《幽梦影》里有一句话也是讲得特具诗意与哲理：“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他人热衷或关注的事，与自己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能够悠闲地置身其外，你才会有时间、有机会，有心思沉浸于自个的闲情逸享。
那一段日子，除了在寝室里头喝黄酒，更多的还是从从容容悠悠闲闲的读小说，感觉得那样的一种存在，也不失为一种最特别美好、最为有益的精神消遣，甚至认为，人诗意的存在，并不在别处，就在当下，就在这座图书馆。
阅读真是一场最佳的有氧运动，书中呼吸的全是被净化、负氧离子含量超高值的空气；而图书馆也就像毛姆说的那样，是一个既安全又温馨的避难所，一个能保护自己的心智，剪断了世间琐事牵扯的地方。
回眸一望锦江厂的那段过往，我深深的体会到，中国人的一生，真正能闲下心来读几本闲书的空闲时间有几许？少之又少！
自从离开锦江厂后，我就再也没有这种惬意闲暇时光了，即使偶尔有那么一点，但是那种纯粹散焉的心境，是无法再有的了。
人生的每一个时段，无论遭际如何，其实都有各自独有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而且无法复制拷贝。

八、九十年代那阵子，刘小枫和朱学勤两位学人名气很盛，二人对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有所谈论。
前者在《拯救与逍遥》里说：在中国，只会产生“硬骨头”的鲁迅精神，而不会产生“软骨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精神。
后者在《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这篇文章里写道：“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我们还会不断地出‘诗人’，出‘作家’，却绝不会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罗曼•罗兰，出托尔斯泰！”
正是读了二人的书，让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特别在意，于是就把图书馆陀氏的十多本小说翻了个遍。其中《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卡拉马佐夫关心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会被允许了”这个疑问，对于当时的我，是有深深触动的，乃至于从此就彻底扭转了我阅读的兴趣和方向。
仔细审视自己在锦江厂的那段日子，我发现，它于我是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这个图书馆，让我避免了在那个“穷僻之域”成为一个“面墙之士”，而那段闲读的日子，极大地充实了我以后将要行走之路所必需的装备；更甚的是，它直接引领我完全走出了那个时段特有的精神上的“埃及为奴之地”。我甚至认为，去图书馆的那条穿过灯光球场的路，就是我个人的“大马士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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