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彪论（连载四）袁竹著

18990282333 · 发表于 2026-1-24 10:05

张俊彪论（连载四）

袁竹著

第四章、幻化之境：小说世界的哲学图景与艺术探险
（接上期）

4.3 现代性焦虑的文学显影与文体实验的边界拓展

4.3.1 现代性焦虑的文学显影

如果说《幻化》三部曲是全景式的历史长卷，那么《现实与梦幻》（又名《曼陀罗》）等长中短篇小说则是聚焦式的精神切片。这些作品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风暴，浓缩在更集约的叙事时空里。物质解放与精神迷失的悖论《现实与梦幻》（又名《曼陀罗》）的核心张力在于：当外在的禁锢（政治压抑、物质匮乏）逐渐解除时，内在的迷失却可能加剧。小说主人公——一位在特区工作的文化干部——面临的选择困境极具代表性：是坚守清贫的文化理想，还是拥抱商业的成功逻辑？是维护传统的人际伦理，还是适应市场的契约关系？是追求精神的深度，还是享受感官的宽度？张俊彪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展示了这种选择的撕裂性。在小说关键场景中，主人公站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俯瞰灯火璀璨的都市，内心却感到“比在陇东山沟里更深的孤独”。这种孤独不是缺乏社交，而是在价值多元（或虚无）的环境中，失去了意义锚点的存在性眩晕。张俊彪敏锐地捕捉到，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精神危机不是“不能得到想要的”，而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想要的”。当各种可能性同时敞开时，选择的自由可能变成选择的负担。他用一个精妙的比喻描述这种状态：“像是一个饿了大久的人突然面对满汉全席，不是欣喜若狂，而是消化不良，甚至怀念起饥饿时那种清晰的欲望。”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难题在《现实与梦幻》（又名《曼陀罗》）及相关作品中，张俊彪持续探索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从黄土地走出来的灵魂，如何在一个以“新”为图腾的城市中安顿自己？这不是简单的文化冲突，而是更深刻的存在论困境——当你的意义系统（乡土伦理、革命理想、人文精神）遭遇全新的游戏规则（市场逻辑、消费主义、全球化）时，如何重构自我的连贯性？小说中的人物尝试了各种方案：有的试图将传统价值直接移植到新环境（往往失败），有的全盘接受新规则（导致自我异化），有的在两者间痛苦摇摆。张俊彪暗示的真正出路可能是：不是二选一，而是在两者的创造性张力中，孕育出既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的“第三态”。但这种“第三态”具体是什么？小说保持开放——也许文学的任务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深化问题。知识分子角色的尴尬转型张俊彪对转型期知识分子境遇的描写，具有辛辣的自我反思色彩。他刻画的不是简单的“堕落”或“坚守”的二元对立，而是更复杂的角色困惑：当“士”的传统角色（帝王师、道德楷模、文化传承者）在现代社会中失去制度支撑时，知识分子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在《现实与梦幻》（又名《曼陀罗》）中，不同的知识分子类型构成了一个光谱：有将文化彻底工具化的“文化商人”，有躲在象牙塔里自怨自艾的“文化遗民”，有试图在体制与市场间走钢丝的“文化官员”，也有在边缘坚持独立创作的“文化野夫”。张俊彪对每种类型都给予理解性的呈现，同时也不留情面地揭示其局限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张俊彪写出了知识分子自我崇高化的陷阱——那种将自身的困境过度美学化、悲壮化的倾向，可能恰恰阻碍了真正的突破。他借一位清醒的配角之口说道：“我们总爱说‘时代的悲剧’，但很多时候，只是我们个人的无能披上了时代的外衣。”

4.3.2 文体实验的边界拓展

在《现实与梦幻》（又名《曼陀罗》）等作品中，张俊彪进行了比长篇更激进的文体实验，展现了其艺术探索的多样性与先锋性。意识流技术的本土化改造张俊彪的意识流写作，不是对乔伊斯、伍尔夫的简单模仿，而是基于汉语特性和中国经验的重构。他很少使用冗长的、无标点的内心独白，而是采用“碎片化闪回”、“意象并置”、“感官通联”等更适合汉语节奏的技巧。例如，在《现实与梦幻》（又名《曼陀罗》）的一段意识流中：咖啡的苦。中药的苦。不一样的苦。咖啡是现代的苦，提神的苦，在玻璃杯里旋转。中药是古老的苦，治本的苦，在陶罐里沸腾。我的舌头上同时有这两种苦。我的生活也是这两种苦的混合物。不对，还有第三种苦——说不出来的苦，在喉咙深处，既不是咖啡也不是中药，是胆汁倒流的苦，是梦醒时分的苦，是看见自己分裂成多个影子时的苦。这种意识流的特点在于：第一，保持语言的凝练与诗意；第二，每个碎片都有具体的感官基础；第三，最终指向明确的存在困境。这是“有锚点的意识流”，既深入潜意识的深海，又不失去与现实岸边的联系。叙事视角的舞蹈张俊彪在这些中短篇中，实验了多种叙事视角的转换：第一人称的忏悔录式、第二人称的对话式（将自我客体化）、第三人称的限制性与全知性交替、甚至多人称的复合视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游移视角”——叙述焦点在不同人物之间平滑转移，如同摄像机的推拉摇移。这种技术不仅增强了叙事的立体感，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真相”的多角度性：每个人物都从自己的位置看见部分真实，但没有一个人看见全部真实。读者必须自己进行视角合成，才能接近事件的复杂全貌。荒诞手法的冷峻运用张俊彪的荒诞感，不是卡夫卡式的形而上学荒诞，而是历史具体情境中的现实荒诞。他擅长捕捉那些“合理中的不合理”、“正常中的异常”——例如，一个会议用三天时间讨论一个词的修改，而这个词在文件实施时根本没人注意；又如，为了迎接检查，整个村庄一夜之间刷成统一的颜色，检查团走后颜色迅速剥落，露出原本的杂乱。这种荒诞处理的高明之处在于：第一，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制度文化、官僚文化、面子文化；第二，它往往以冷静的写实笔调呈现，不刻意夸张，反而更显荒诞；第三，在荒诞的表象下，总有人性的真实在搏动——虚荣、恐惧、从众、妥协，也有偶尔的勇气与坚持。

4.4 陇东叙事的深化与超越从地域到原型：黄土地的象征升维

张俊彪的陇东叙事，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演变过程：从早期作品中对故乡的具体描绘（地理、风俗、方言），到中期将陇东提炼为中国乡土的原型，再到后期将这种原型进一步升华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境况的象征。地理的具体性与哲学的普遍性在《幻化》三部曲中，陇东的每一个地理细节都被赋予了象征潜能： “塬”：不仅是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更是历史舞台的隐喻——文明在这里上演、落幕、沉积。 “沟”：不仅是水土流失的痕迹，更是时间刻度的隐喻、记忆存储的褶皱。 “窑洞”：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子宫隐喻——孕育也禁锢，保护也遮蔽。 “黄河支流”：不仅是水源，更是血脉隐喻——时而丰沛时而断流，如同家族、民族的生命力。这种具体与抽象的辩证，使张俊彪的乡土书写避免了两种陷阱：一是局限于地方色彩的风情画，二是脱离具体经验的抽象寓言。他的陇东既是“这一个”，也是“每一个”；既需要地质学家的眼睛来辨认其岩层，也需要哲学家的心智来解读其密码。苦难的审美转化与超越张俊彪的陇东叙事直面苦难——物质的贫困、自然的严酷、历史的创伤。但他处理苦难的方式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不渲染悲惨以博取同情，不美化苦难以自我崇高化，而是将苦难转化为理解人性深度、存在重量的契机。他写饥饿：“饥饿是有味道的——胃液反上来的酸，观音土在肠子里板结的涩，看见别人吃东西时唾沫分泌的咸。但最折磨人的不是这些味道，而是饥饿让你对世界的感觉变得单一：所有的风景都像食物，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抢夺者或施舍者。”这里，饥饿不仅是生理体验，更是认知模式、关系模式的变形记。他写苦难中的尊严：“在最没有尊严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不是挺直腰杆——腰杆早就被压弯了——而是在心里留一块干净的地方，像在废墟中守护一盏油灯，灯光如豆，但足以辨认自己的脸。”这种尊严观是柔韧的、内在的、存在主义的，不同于传统的“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烈尊严。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寓言张俊彪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写乡土的传统形态，更写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形、挣扎与可能性。他的陇东叙事，实际上是一部微缩的“乡土中国现代化史”。三种时间性的冲突在张俊彪的小说中，乡土空间里并存着三种时间性：循环时间：农民的时间，遵循四季更替、生死轮回的自然节奏。线性时间：革命/现代的时间，指向未来的进步目标，强调“打破循环”、“改造自然”。碎片化时间：全球资本主义的时间，被市场逻辑、媒体节奏切割成不连续的瞬间，追求即时的满足。这三种时间在同一空间中的冲突，构成了乡土现代化的核心张力。一个老农可能同时活在三种时间里：身体按照季节耕作（循环时间），思想被电视里的发展话语塑造（线性时间），孙辈用智能手机给他看抖音视频（碎片化时间）。这种时间性的精神分裂，是现代性体验的普遍特征，在乡土语境中尤为剧烈。城乡关系的辩证想象张俊彪拒绝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乡村=传统/美好，城市=现代/堕落）。他揭示了城乡关系的复杂性：乡村对城市的想象：既是逃离苦难的应许之地，也是丧失根基的漂浮之所。城市对乡村的利用：既是乡愁消费的对象，也是劳动力剥削的来源。城乡的相互渗透：城市的生活方式通过电视、手机、返乡民工渗透进乡村；乡村的价值观念通过进城者的“文化反哺”影响城市。在《幻化》三部曲的后半部分，张俊彪甚至暗示了一种“后城乡”的可能性——当交通、通讯、物流高度发达后，城乡不再是地理的划分，而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选择。一个人可以在深圳工作但保持乡土伦理，也可以在陇东生活但拥有全球视野。这种可能性虽然微弱，却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想象资源。文化守成与批判性反思的双重立场张俊彪对乡土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辩证的，可以概括为“充满乡愁的批判”与“立足批判的守护”。对乡土文化的深情回望张俊彪以人类学家的细致，记录了陇东民间文化的丰富形态：社火、道情、民歌、剪纸、刺绣、饮食、仪式、方言……但他不止于记录，更挖掘这些文化形式背后的意义世界：如何解释苦难（民间宗教），如何调解冲突（乡规民约），如何传承记忆（口述传统），如何获得审美愉悦（民间艺术）。这种文化守成立场，建立在对现代化单一性、同质化的警惕之上。张俊彪敏锐地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改变经济结构，也侵蚀文化多样性。乡土文化中蕴含的另类智慧、另类时间感、另类人际关系，可能为人类的未来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乡土局限的清醒批判然而，张俊彪绝不是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他对乡土文化的阴暗面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犀利的批判：封闭性导致的狭隘：“塬上的人看世界，就像从井底看天，以为天空就是井口那么大。” 贫困导致的美德扭曲：节俭变成吝啬，坚韧变成麻木，互助变成平均主义对个人创造力的压抑。宗法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尤其是对女性、对个人情感、对异端思想的压制。民间信仰中的蒙昧成分：将希望寄托于超自然力量，而非自身的努力与制度的改善。张俊彪的批判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是深知自己也是这文化产物的一部分的自我批判。结论：在现实主义的极限处张俊彪的小说创作，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一次深刻自我革新。他在两个方向上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边界：向内的拓展：将现实主义的观察镜头，从外部社会深入个体心灵的幽微处，探索意识、潜意识、梦境、幻觉如何构成我们体验现实的方式。这不是背离现实，而是对“什么是现实”的更完整理解。向上的拓展：在坚实的社会历史描写基础上，引入象征、隐喻、超现实元素，使具体现实显露出普遍的原型结构、存在论困境。这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对现实意义的深度勘探。张俊彪创造的“幻化现实主义”，是一种极具生产性的美学范式。它既避免了传统现实主义可能带来的机械反映论、细节堆砌症，也避免了先锋文学可能陷入的形式主义、意义空洞化。它在经验与超验、具体与普遍、历史与哲学、乡土与全球之间，保持了创造性的张力。更重要的是，张俊彪的小说实践提示了文学在当代社会的独特功能：在一个信息爆炸但意义匮乏的时代，文学不是提供更多的信息，而是提供信息的深度模式——帮助我们在碎片中辨认整体，在喧嚣中听见沉默，在表象下触摸本质。在一个价值多元但共识脆弱的时代，文学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保持问题的开放性——让不同的声音对话，让矛盾的力量共存，让未完成的探索继续。《幻化》三部曲及其他小说，如同张俊彪在文学史上树立的一座灯塔：它从陇东黄土高原的地平线上升起，光芒却照亮了人类存在的普遍海域。这光芒不一定是明亮的，有时甚至是穿透迷雾的幽暗光束，但正是这束光，让我们在历史的暗夜与存在的深渊中，还能辨认方向，还能继续航行。

第五章、诗性流淌：散文、诗歌与跨文体的审美熔铸

作为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诗性在张俊彪庞杂而深邃的文学宇宙中，诗性不是一种文体特征，而是一种存在方式；不是装饰性的修辞技艺，而是穿透性的认知模式。如果说他的传记是历史的诗化，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诗化，那么他的散文与诗歌，则是诗性本身最直接、最纯粹的显形。然而，更重要的发现或许是：诗性在张俊彪这里，早已超越了文体分野，成为一种跨文体的审美熔炉——它将历史叙述的严谨、小说叙事的繁复、散文抒情的真挚、诗歌意象的精纯，熔铸成一种独特的文学合金：既有金石般的质感，又有流水般的意蕴。这种诗性的特质，构成了张俊彪文学世界最内在的光源。它从陇东黄土地最朴素的意象中升起（一朵荞麦花、一道车辙、一声信天游），穿过革命历史的硝烟与特区建设的喧嚣，最终抵达人类存在的普遍境遇。它是具体的，因为它总是指向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情感；它又是超越的，因为它总能在具体中开掘出普遍，在有限中暗示出无限。本章将从三个维度勘探张俊彪的诗性世界：散文中的大地行吟与心灵独语，诗歌中的情感源头与艺术酵母，以及贯穿所有文体的“诗性”作为核心审美特质的熔铸过程。我们将看到，张俊彪如何以诗为眼，以诗为心，以诗为手，建构起一个既扎根于中国经验又通向人类共同精神家园的文学王国。

5.1 散文：大地行吟与心灵独语

5.1.1 行走的诗学：在地理与精神之间

张俊彪的散文，首先是一部行走的诗学。这里的“行走”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移——从陇东高原到深圳特区，从革命故地到历史遗址；二是精神在时间中的漫游——从个人记忆到集体历史，从现实感悟到存在之思。这两种行走在他的散文中交织成复调的音乐。黄土深处的考古学在那些回望故乡的散文中，张俊彪的笔触具有一种近乎考古学的精确与深情。他不满足于风物描写，而是深入地理的肌理、历史的断层、文化的沉积层： “塬上的土不是一种颜色，而是一本合上的史书。最表层是浅黄色，那是近几十年的耕作层；往下是褐红色，那是明清的兵燹与垦殖；再往下是灰白色，那是宋元的烽烟；最深处的黑垆土，据说藏着周祖不窋教民稼穑时落下的第一粒黍种。我的手插进土里，不是触摸泥土，而是触摸时间压缩成的固体。”（《塬上》）这种描写超越了“情景交融”的传统范式，达到了物我互渗、时人一体的境界。泥土不仅是客体，更是主体——它有记忆，有呼吸，有生命。人通过触摸泥土，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更宏大的存在建立联系。这种感知方式，深植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又在张俊彪这里获得了现代性的转化：它是对抗现代性疏离感的精神锚点。南国语境中的北方记忆在深圳书写的散文中，张俊彪展现了另一种诗性：在异质时空中守护并重构精神原乡的能力。南国的潮湿、繁茂、喧嚣，与记忆中的北方的干旱、简约、寂静，形成强烈的张力。张俊彪没有简单地怀旧或拒斥，而是让这两种经验在他的文字中对话、碰撞、融合： “深南大道两旁的榕树垂下气根，像时间的长须。我忽然想起陇东高原上的白杨，它们向上生长，把根系深扎，仿佛要抓住天空又锚定大地。一个是向下的蔓延，一个是向上的挺拔；一个是热带的丰沛，一个是温带的坚韧。我站在这里，身体在亚热带的季风中，灵魂却在两种树的形态间分裂又统一。”（《南国北望》）这种空间的辩证诗学——在南方看见北方，在当下激活过去，在他者中辨认自我——是张俊彪散文最动人的特质之一。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真正的故乡，不是地理的坐标，而是精神的结构；不是要返回的地方，而是要携带的风景。

5.1.2 物件的诗学：日常中的永恒

张俊彪擅长在平凡物件中发现诗性，将日常经验提升到存在论的高度。这种“物件的诗学”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咏物”传统（如杜甫的《春夜喜雨》、苏轼的《赤壁赋》），又注入了现代人的复杂体验。饥饿的物证与救赎在他的散文中，“食物”这一最普通的物件获得了惊人的象征密度。饥饿记忆中的食物（野菜、麸皮、观音土），不仅是生理需要的对象，更是生命尊严、伦理关系、历史创伤的物证： “母亲藏起来的半块高粱馍，在夜深人静时塞进我手里。那不是食物，是爱的固体形态。我捧着它，感到的不是胃的渴望，而是心的颤抖——我知道，这半块馍是从母亲自己的配额里省下的。我吃下的每一口，都混合着她的饥饿。从此我懂得，真正的给予，是把自己的匮乏分给别人。”（《半块馍》）更深刻的是，张俊彪写出了食物如何从匮乏的象征，转化为精神的救赎。在另一篇散文中，他描写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吃到的广式早茶：“虾饺的晶莹，烧卖的丰腴，肠粉的柔滑……我忽然流泪了。不是因为美味，而是因为这种丰盛让我想起了所有没能等到丰盛的人。每一口品尝，都是一次祭奠。”在这里，味觉体验成为连接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的通道，成为对苦难的超越而非遗忘。书籍作为精神的栖居作为作家，张俊彪对书籍的书写尤其动人。在他眼中，书籍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精神的栖居、时间的胶囊、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本旧书是有体温的。前一个读者的指纹留在页边，偶然夹进的干花标本，某处划下的线或写下的批注——这些都是时间的驿站。我读着文字，也读着这些无声的旁白，仿佛与陌生的灵魂共用一盏灯。”（《书的呼吸》）这种对书籍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双重敏感，构成了张俊彪文人气质的核心。最令人动容的是他捐赠藏书的行为（将在第七章详述），在散文中已见端倪：“书在我这里，是借居；回到故乡的图书馆，才是归根。每一本书都像一只候鸟，终要飞回它精神上的北方。”

5.1.3 语言的炼金术：质朴中的绚烂

张俊彪散文的诗性，最终凝结为独特的语言风格：质朴中的绚烂，简约中的繁复，沉默中的轰鸣。这种语言特质，源于他对汉语本质的深刻理解与现代转化。名词的诗学张俊彪擅长使用具体的名词，让事物自己言说。他很少用抽象的形容词渲染情绪，而是通过名词的精确并置，产生意象的碰撞与意义的增殖： “窑洞。土坑。煤油灯。纺车。咳嗽声。风声。梦呓。这些名词在黑暗中各就各位，构成一个完整的夜的世界。缺了任何一个，夜就会坍塌。”（《陇东夜》）这种写法令人想起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但更具汉语的意象性。每一个名词都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具体的物，隐藏在水下的是复杂的情感网络、历史关联、存在隐喻。动词的舞蹈在需要动感时，张俊彪的动词使用极具表现力。他常将静态的事物动态化，或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 “时间在塬上不是流逝，而是沉积。历史不是前进，而是折叠。记忆不是消退，而是结晶。”（《时间的形态》） “乡愁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器官——长在胃的旁边，心的下面，每次跳动都牵扯着看不见的根须。”（《乡愁解剖学》）这种动词的创造性使用，打破了语言的常规，开辟了感知的新通道。它不仅是修辞的创新，更是认知方式的革新——通过语言的陌生化，让熟悉的世界重新显露出其陌生的本质。节奏的呼吸感张俊彪散文的节奏感，与他的呼吸、他的步履、他的情感起伏紧密相连。长句如黄土高原的沟壑，蜿蜒而深沉；短句如塬上的白杨，挺拔而决绝。他善于通过句式的长短交替、排比的层层推进、停顿的巧妙安排，营造出独特的音乐性： “走。不停地走。从陇东走到河西，从军营走到文坛，从西北走到南海。脚步丈量的不是距离，而是命运的半径；鞋底磨损的不是皮革，而是时间的厚度。停下来时，发现起点和终点重叠了——所有的远行，都是朝着内心的回归。”（《行走记》）这种节奏感不是外在的修饰，而是内在生命节奏的文字显形。读者在阅读时，不仅理解意义，更体验节奏——呼吸随之调整，心跳随之共鸣。

5.2 诗歌：情感的源头与艺术的酵母

5.2.1 早期诗歌：乡土抒情的原型建构

张俊彪的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及其传记与小说，却是理解他整个文学世界的密钥与源头。早期诗集《牛圈娃》中的作品，已经包含了他后来所有创作的基因：对土地的深情、对苦难的直面、对底层的认同、对存在的追问。 “牛圈娃”的自我命名与身份建构《牛圈娃》这一标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在崇尚“英雄”、“才子”的文化语境中，张俊彪选择了最卑微、最边缘的自我命名。这不是自怜，而是自豪；不是自卑的流露，而是身份的宣认： “我是牛圈娃/身上有牛粪的味道/手上有牛缰绳的勒痕/眼里有牛反刍时的宁静//有人说这很土/土就土吧/土的下面是根/根的下面是黄泉/黄泉的下面是地火/地火运行，沉默如牛” 这首诗的意象结构极具张力：从具体的感官经验（味道、勒痕），到精神特质（宁静），再到文化的辩白（“土就土吧”），最后跃升到神话层面（根-黄泉-地火的垂直结构）。牛圈娃不仅是一个社会身份，更是一个文化原型、一种存在姿态——贴近大地、承受苦难、内敛坚韧、蕴含力量。这种自我命名，为张俊彪一生的创作奠定了基调：他永远是“牛圈娃”，即使后来成为作家、官员，这个底层视角、这种苦难意识、这份土地情怀，从未改变。这是他的精神原点，也是他的道德优势。饥饿书写的诗学转化在早期诗歌中，饥饿不是主题，而是感知世界的方式、语言生成的机制。张俊彪将生理的饥饿，转化为存在的饥饿、精神的饥饿、语言的饥饿： “胃是一个空洞的教堂/里面没有神/只有风穿过时的呜咽//我把字典一页页撕下/嚼碎，咽下/最難咽的是‘尊严’/笔画太多，没有营养/但咽下去后/胃里有了光” 这里的“吞咽字典”是一个惊人的隐喻：当物质食物匮乏时，精神食物（词语）成为替代品。但词语不能果腹，却能带来另一种滋养——“尊严”这个词虽难咽，却能产生“光”。这种转化，揭示了张俊彪文学观的核心：写作是对抗饥饿的方式，不仅是生理的饥饿，更是意义、尊严、光明的饥饿。乡土意象系统的奠基早期诗歌中已经形成了张俊彪完整的乡土意象系统，这个系统将在后来的所有文体中反复变奏： “塬”：既是地理存在，也是精神高度。“站在塬上，我比山低，比天高”——这句诗简洁地表达了人在自然中的辩证位置。 “窑洞”：既是庇护所，也是子宫与坟墓。“进去是黑夜，出来是白天/窑洞是昼夜的产婆”——生与死、黑暗与光明在此转化。 “老槐树”：既是自然物，也是家族史、村庄史的载体。“每一道裂纹都是一个族谱/每一片叶子都是一页家书”。 “信天游”：既是民间艺术，也是苦难的升华、情感的翅膀。“把眼泪唱成露珠/把叹息唱成风/把绝望唱成种子/埋进土里，等来年发芽”。这些意象在诗歌中初次亮相时，还带着青涩的直白，但已经包含了他后来反复开掘的丰富矿藏。

5.2.2 诗性作为艺术酵母的辐射机制

张俊彪诗歌的真正重要性，或许不在于诗歌本身的艺术成就（尽管相当可观），而在于它如何作为艺术酵母，渗透、发酵、提升了他的所有其他文体创作。这种辐射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意象的迁徙与增殖诗歌中孕育的意象，迁徙到传记、小说、散文中，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增殖、变异、深化。例如，“根”这一核心意象：在诗歌《根》中：“我的根不在脚下/在千里之外的黄土层里/每次心跳都是一次浇灌”。在传记《最后一枪》中，描写董振堂：“他的根扎在河西走廊的沙石里，即使头颅被砍下，根还在那里抽搐，向深处扎去。” 在小说《幻化》中：“家族的根像地下的暗河，看不见，但所有的人都饮着它的水，被它的流向决定。” 在散文中：“深圳的楼再高，我的根还在陇东的旱塬上。这不是比喻，是生理事实——我梦里喝的水，还是窖水的味道。” 同一个意象，在不同文体中获得了不同的形态与功能：诗歌中是抒情的、象征的；传记中是历史的、具体的；小说中是家族的、命运的；散文中是存在的、身体的。这种跨文体的意象旅行，构成了张俊彪文学世界的内部回声系统。语言的淬炼与提纯诗歌创作对张俊彪的最大馈赠，是语言的淬炼意识。写诗要求每一个词都不可替代，每一个意象都精确如手术刀。这种训练使他即使在最宏大的历史叙述、最复杂的小说结构中，也保持着对语言的敬畏与苛求。比较他不同文体中对同一场景的描写，可见诗歌训练的影响：诗歌《塬上落日》：“太阳像一颗熟透的柿子/被塬的刀刃切开/汁液流淌，染红西天”。传记《鏖兵西北》中的战场落日：“夕阳如血，泼在古战场上。不是渲染，是真的血——白天的厮杀刚停，血还没有渗进土里，在夕阳下反着光。” 小说《日环食》中的象征性落日：“日头落下去了，不是坠落，是被大地吞咽。明天吐出来的将是另一个太阳，但没有人知道，它还是不是今天这一个。” 散文《看日落》中的哲思：“每天看日落，不是看一个天体的运行，而是看一次死亡与复活的教学。今天的死是为了明天的生，个体的死是为了整体的生。” 从诗歌的意象化，到传记的历史化，到小说的象征化，到散文的哲理化，语言始终保持着凝练、精确、富有张力的诗性内核。这种一以贯之的语言品质，源于诗歌这所最严格的学校。节奏感的内化与转化诗歌的节奏感（韵律、分行、停顿），内化为张俊彪所有文体的内在呼吸。即使在不用分行、不押韵的散文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诗歌节奏的幽灵： “他走着。在深南大道上。午夜。路灯把影子拉长，缩短，又拉长。像橡皮筋。弹奏着看不见的琴。琴声是寂静。寂静是最大的喧嚣。喧嚣中，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三声。一声给过去。一声给现在。一声给未来。未来是沉默的。”（散文《午夜独行》）这种通过句号分割、短句排列、重复与变奏营造的节奏感，明显带有诗歌训练的痕迹。它使散文获得了诗的音乐性，使历史叙述获得了诗的韵律，使小说叙事获得了诗的张力。

5.3 “诗性”作为核心审美特质

5.3.1 诗思：对存在本质的形上追问

张俊彪文学世界中最深邃的部分，是他贯穿所有文体的诗性之思——不是哲学的逻辑推演，而是通过意象、叙事、情感进行的本质直观。这种诗思的核心特征，是以具象抵达抽象，以有限开显无限。苦难的形而上维度张俊彪对苦难的处理，之所以超越简单的社会批判或道德控诉，正是因为他赋予了苦难以形而上学的重量。在他笔下，苦难不仅是社会不公的产物，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境遇；不仅是需要消除的负面经验，更是理解生命深度、精神高度的必要通道。在《幻化》三部曲中，主人公的苦难经历被提升到存在论层面：“痛苦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过程。像玉石需要雕琢，像宝剑需要淬火，像种子需要破壳。区别在于，玉石不知道疼，剑不知道怕，种子不知道绝望。人知道，所以人的成形是双重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 这种思考，将苦难从社会学的范畴，提升到美学与哲学的范畴。苦难成为个体精神成长的炼金术，成为人类区别于他物的尊严所在。这种苦难观，既不同于宗教的救赎叙事（苦难是赎罪），也不同于启蒙的进步叙事（苦难将被消除），而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承担叙事：苦难是我成为我的必经之路。时间的诗性哲学张俊彪对时间的思考，也充满了诗性的智慧。他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循环时间观、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后现代的碎片时间观，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时间的复调诗学。在散文《三种时间》中，他写道：“我的身体活在三种时间里。手表显示的是格林威治时间，这是我工作的节奏；胃记得的是陇东时间，到点就饿，不管钟点如何；心遵循的是文学时间，在那里，司马迁和陈忠实可以对话，王维和海德格尔可以同行。” 这种时间的多元共存与冲突，不仅是现代人的普遍体验，在张俊彪这里更成为一种积极的创造资源。他让不同的时间在文本中对话、碰撞、融合，创造出丰富的时间纹理。在传记中，他让历史时间与个人时间交织；在小说中，他让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并存；在散文中，他让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对话。最深刻的是，张俊彪提出了“时间的伦理维度”：“如何度过时间，就是如何对待生命。浪费时间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道德问题——你谋杀了那些时间本可以承载的可能性。”

5.3.2 诗情：深沉炽烈的情感浓度

张俊彪的诗性，有着惊人的情感浓度与纯度。这种情感不是浪漫主义的滥情，也不是现代主义的冷漠，而是一种经过苦难淬炼、理性节制、最终达到返璞归真的深沉之爱。对土地的爱：从乡愁到宇宙情怀张俊彪对土地的情感，经历了三个层次的升华：第一层是具体的乡愁——对陇东的山川、风物、亲人的思念。这在早期诗歌和散文中表现最为直接。第二层是文化的认同——将黄土高原视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将土地伦理（耕耘、等待、收获、休养）视为对抗现代性浮躁的智慧资源。第三层是宇宙的情怀——土地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存在的根基、生命的本源、精神的归宿。在《大地伦理》一文中，他写道：“爱土地，不是爱这一片或那一片土地，而是爱‘土地性’本身——那种承载、孕育、收纳、转化的根本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爱黄土高原和爱青藏高原、爱江南水乡是一样的，都是对大地母亲的体认。” 这种情感的升华，使张俊彪的乡土书写超越了地域局限，获得了普遍的人类学意义。土地成为人类与自然、个体与整体、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原型隐喻。对人的爱：从同情到存在的共在张俊彪文学中贯穿始终的，是对人——尤其是弱者、受难者、边缘者——的深沉关爱。这种爱经历了从道德同情到存在共在的深化。在早期作品中，这种爱主要表现为人道主义的同情：为受冤屈的革命者立传，为饥饿的农民发声，为迷茫的知识分子画像。在成熟期作品中，这种爱升华为存在的共在——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与汝同在”的体认。在描写西路军女战士的苦难时，他写道：“我不是在写她们，我是在成为她们。每一个伤口的疼痛，我都用文字的神经去触摸；每一滴眼泪的咸涩，我都用语言的味蕾去品尝。这不是技巧，是道德——如果文学不能让我们与他人的痛苦建立真实的联系，那文学就是虚伪的技艺。” 这种写作伦理，将文学从个人表达的范畴，提升到存在论与伦理学的范畴。写作不仅是讲故事，更是建立共同体；不仅是表现生活，更是承担责任。

5.3.3 诗意：语言的凝练、意象的营造、意境的追求

最终，所有的诗思与诗情，都要凝结为具体的诗意形式。张俊彪的诗意创造，体现在三个层面的完美融合：语言的凝练：少即是多的美学张俊彪的语言有一种青铜器般的美学——经过高温冶炼，去除杂质，留下最精纯的质地。他深得中国古典文学“炼字”传统的精髓，每一个词都经过反复推敲，但读起来却自然如呼吸。他写沉默：“真正的沉默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声音的沉淀。像黄河水里的泥沙，沉到河底，河面平静了，但河床在增高。”——用具体的自然过程，解释抽象的精神状态。他写记忆：“记忆不是仓库，是作坊。不是储存过去，而是用过去的材料制作现在。”——用两个比喻的对比，揭示记忆的动态本质。这种凝练，不是简单，而是丰富性的高度浓缩；不是贫乏，而是“以一当十”的表达效率。意象的营造：从个人符号到文化原型张俊彪的意象创造，经历了从个人符号到文化原型的升华过程。早期作品中的意象还带着个人经验的痕迹（如“牛圈”、“半块馍”），成熟期作品中的意象则获得了普遍的文化象征意义。 “窑洞”不仅是西北民居，更是庇护与禁锢、子宫与坟墓、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象征。 “日环食”不仅是天文现象，更是历史遮蔽与显现、真理残缺与完整、光明暂时隐退与必然回归的复杂隐喻。 “曼陀罗”不仅是植物，更是美与毒、诱惑与救赎、幻觉与启蒙的存在论象征。这些意象的成功，在于它们扎根于具体经验，却开掘出普遍意义；是个人的创造，却唤醒了集体的文化无意识。意境的追求：有限中的无限张俊彪所有文体的最高追求，是创造意境——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境生象外”的审美境界。这直接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尤其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意境理论，又在现代语境中给予了新的发展。在意境的营造上，张俊彪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在动态中捕捉永恒。他不追求静态的画面美，而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在张力达到顶点的瞬间，让无限自行显现。如描写深圳建设：“推土机轰鸣着推倒旧村，打桩机怒吼着打下新基。在这一推一打之间，在这一破一立之际，我看见了整个中国的缩影——疼痛的、决绝的、充满希望的蜕变。” 第二，在冲突中达成和谐。他的意境往往包含着对立元素的紧张关系（乡土/城市、传统/现代、集体/个体、苦难/尊严），但他不让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让它们在更高的层面上达成和解。如《南国北望》的结尾：“荔枝红了，枣树还绿着。我站在中间，左手是南国的甜腻，右手是北方的清苦。忽然明白，我的生命就是这双手的合十——不同的味道在掌心里相遇，构成完整的祈祷。” 这种意境创造，使张俊彪的作品超越了题材限制，获得了普遍的艺术感染力与审美升华。读者在他的文字中，不仅看到中国故事，更感受到人类共同的存在体验；不仅理解具体的历史，更领悟普遍的生命智慧。结语：诗性作为精神坐标张俊彪的文学世界，是一个以诗性为核心组织原则的审美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散文是诗性的漫步——在现实与记忆、地理与精神、物件与意义之间自由穿行，用行走的步履写下存在的注脚。诗歌是诗性的源头——在最凝练的形式中孕育最丰富的情感与意象，为所有文体提供艺术的酵母与语言的基准。跨文体的诗性熔铸是最终的成就——诗思的深度、诗情的浓度、诗意的纯度，如盐溶于水般渗透进传记的历史叙述、小说的人物塑造、散文的日常书写，使所有文体都获得了一种统一的审美气质与精神高度。这种诗性，正是张俊彪作为“文化坐标”最核心的维度。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写革命历史的作家，能够超越政治叙事，触及人性的永恒？为什么一个从黄土地走出的作家，能够在特区前沿保持精神的高度？为什么一个多文体创作的作家，能够形成如此统一而独特的风格？答案就在于诗性——这种将具体经验提炼为普遍智慧、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象征、将历史事实转化为存在真理的能力。张俊彪的诗性，不是风花雪月的装饰，而是生存的勇气、认知的锐度、表达的精准。它是他在黄土地与摩天楼之间架设的精神桥梁，是他连接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的文化密码，是他留给中国当代文学最珍贵的遗产——一种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精神深度、在全球化语境中坚守文化根性、在多元价值中追求审美升华的文学范式。当我们阅读张俊彪，我们不仅是在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更是在体验一种诗性的生存方式：如何在变迁中保持定力，在复杂中保持纯粹，在苦难中保持尊严，在有限中追求无限。这，或许就是张俊彪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启示——在一个越来越实用、越来越碎片、越来越表象化的世界里，诗性不是奢侈，而是必需品；不是逃避，而是最勇敢的直面；不是少数人的技艺，而是每个人内心都有的，等待被唤醒的光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