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彪论（连载七）袁竹著（接上期）
第八章、多维坐标中的定位：张俊彪的文学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一个坐标的诞生 在文学史的星空中，有些作家如流星划过，短暂而耀眼；有些如行星运转，稳定而可预测；而极少数作家，则如变星——他们的亮度随时间变化，位置随视角移动，意义在不同坐标系的测量中呈现出惊人的丰富性。张俊彪正是这样一颗文学变星。要定位这颗变星，我们需要多部望远镜同时观测：一部对准传记文学的脉络，一部扫描小说艺术的星空，一部勘察乡土写作的地形，还有一部测量诗性美学的光谱。 本章将尝试完成这项复杂的定位工程。我们不仅要确认张俊彪在既有文学史谱系中的坐标，更要绘制他开辟的新坐标轴；不仅要总结他的历史贡献，更要勘探他的当代回响；不仅要盘点已完成的研究，更要开启未完成的思考。这一定位工作本身，就是对他“多维文化坐标”论点的最终论证与升华。
8.1 文学史谱系中的独特坐标
8.1.1 传记文学维度：历史书写的革命者
将张俊彪置于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他占据着一个转折点与开创点的关键位置。他的传记实践，既是对古老史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现代传记困境的突破性回应。 史传传统的现代激活 中国有着悠久的史传传统，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历代正史列传，“实录”精神与“春秋笔法”构成了历史书写的双重基因。然而这一传统在二十世纪遭遇了双重危机：一方面，实证主义史学强调“客观”而压抑文学性；另一方面，革命历史书写在特定时期被简化为政治宣传，失去了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真实。 张俊彪的贡献在于，他同时复活了史传传统的两大精髓：在史料层面，他追求“实录”的严谨——大量档案查阅、实地踏勘、口述采集，为西北红军史、西路军研究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在书写层面，他实践“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通过细节选择、叙事策略、语言风格，在“如实记录”中蕴含价值判断与历史反思。 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传统置于现代语境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比如《最后一枪》中对董振堂的描写： “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只有河西走廊的风记得他最后的背影：一个被自己人误解的将军，一个被敌人围困的统帅，一个至死都相信革命会胜利的理想主义者。历史有时候很残酷——它需要的不是完美英雄，而是能够在绝境中保持尊严的普通人。” 这种书写，既继承了司马迁写项羽、李广时的悲剧意识与人文关怀，又注入了现代人对历史偶然性、个体脆弱性、理想与现实张力的深刻理解。 “新传记体”的文体创新 在文体上，张俊彪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新传记体”。这一文体的核心特征是三重性的有机融合：历史的考证性、小说的叙事性、诗歌的抒情性。 历史的考证性：他的传记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但他不满足于档案的罗列，而是通过“史实的互证”“记忆的 triangulation”（档案、口述、实物、实地相互印证）来逼近历史真实。这种考证不是冰冷的，而是带着温度的——考证的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每一个史实的确认，都是一次与历史人物的精神相遇。 小说的叙事性：他大胆采用小说技法来结构传记，但严格控制虚构的边界。他的创新在于发展了一套“有限度的文学想象”方法：在确凿史实构成的骨架之间，用合乎历史逻辑、人物性格、时代氛围的细节描写来填充血肉。这些细节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从大量史料中提炼、从同类情境中类推、从人性普遍性中推导出的“可能的真实”。 诗歌的抒情性：他的传记语言具有明显的诗性特质——凝练、意象化、富有节奏感。但这种抒情不是泛滥的，而是克制的抒情、有根的抒情。他写烈士牺牲：“血渗进祁连山的雪里，春天来时，雪化成水，水浇灌草，草喂饱羊，羊养活了牧人的孩子——牺牲就这样进入了生命的循环。”这种抒情将个体悲剧升华为存在论的思考，将历史伤痛转化为美学的净化。 在传记谱系中的坐标 在中国现代传记谱系中，张俊彪占据着独特位置： 与朱东润相比：朱开创了现代学术传记范式，强调考证的严谨与评传的结合；张在此基础上，强化了文学表现力与历史反思的深度。 与吴晗相比：吴的历史传记注重普及与教育功能；张则在普及中不降低思想高度，在教育中不回避历史复杂性。 与新时期传记作家群相比：许多作家关注文化名人、知识分子；张则聚焦革命历史中的边缘者、受难者，填补了重要历史记忆的空白。 更根本的是，张俊彪通过传记写作，实践了一种伦理的历史书写——历史写作不仅是知识生产，更是正义实践；不仅是记录过去，更是疗愈现在、启示未来。这一伦理维度，使他的传记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成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记忆重构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8.1.2 小说艺术维度：现实主义的炼金术士
将张俊彪置于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发展脉络中，我们会发现他是一条独特的分支——既不属于“伤痕”“反思”的直接政治表达，也不属于“寻根”的文化返祖，也不完全属于“先锋”的形式实验。他开创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在现实主义的基座上，进行存在主义的勘探与美学的炼金。 “幻化现实主义”的风格独创 张俊彪创造的“幻化现实主义”，需要放置在两个参照系中理解： 一方面，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如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他的突破在于引入了超验维度。传统现实主义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注重社会关系的真实再现；张俊彪在此基础上，追问个体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体验、精神困境、形而上意义。在《幻化》三部曲中，每个人物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节点，更是存在之谜的携带者。 另一方面，相对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斯、略萨），他的特质在于保持现实基座的坚实。魔幻现实主义常以超自然元素消解现实与幻想的边界；张俊彪的“幻化”不是对现实稳定性的破坏，而是对现实多层次的揭示。他笔下的梦境、幻觉、象征，都有现实的心理基础或文化渊源，是现实在意识深层的变形而非否定。 这种“幻化现实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回应了中国经验的特殊复杂性——一个同时经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文明，在短时间内的剧烈转型。传统现实主义的工具不足以表达这种经验的超现实感；纯粹的现代主义又容易失掉历史的重量与土地的质感。张俊彪找到了一种中间道路：脚踩黄土，仰望星空；手触现实，心游太玄。 长篇小说哲学探索的高度 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中，哲学深度的追求一直是个挑战。许多作家擅长社会剖析、人性刻画、历史叙述，但能在存在层面进行系统思考的并不多。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在这方面达到了罕见的高度。 他的哲学探索有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基于中国经验的原创性。他没有简单套用西方存在主义概念，而是从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国文化的特有资源（如佛教的轮回观、道家的变化哲学、儒家的历史意识）出发，提炼出自己的存在思考。例如对“权力异化”的描写，就融合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儒家的修身困境、现代官僚制的异化逻辑，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现象学。 第二，叙事与哲思的水乳交融。他的哲学思考不是通过人物对话或作者议论外挂的，而是内在于叙事结构、意象系统、语言节奏之中。《幻化》中“日环食”的意象，既是一个天文现象，又是历史遮蔽与显现的隐喻，也是真理残缺性与完整性的象征，还是光明与黑暗辩证法的形象表达。这种多层意蕴的有机融合，使哲学思考获得了美学的身体。 第三，历史哲学与存在哲学的打通。张俊彪的深刻在于，他看到了历史与存在的内在关联：历史不仅是外在的事件序列，更是存在展开的场域；存在不是抽象的沉思，而是在具体历史境遇中的选择与承担。在《生与死》中，主人公的一生跨越中国百年历史，他的每一个存在选择都被历史制约，而历史的方向又被无数这样的选择塑造。这种互动关系，构成了张俊彪历史存在主义的核心理念。 与同代作家的比较与区分 将张俊彪与同时代重要小说家比较，更能看清他的独特性： 与贾平凹相比：两人都扎根乡土，但贾的商州叙事更多文化民俗的展示与人性欲望的勘探，张的陇东叙事更多历史命运的沉思与存在意义的追问；贾的语言更民间更泼辣，张的语言更诗性更凝练。 与张炜相比：两人都有强烈的道德关怀与历史意识，但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更多寓言性与神话思维，张俊彪的《幻化》更多历史具体性与哲学系统性；张炜的愤怒更外露，张俊彪的悲悯更内敛。 与陈忠实相比：《白鹿原》是家族史与民族秘史，有史诗追求；《幻化》同样是家族史，但更强调个体在历史中的精神历险与存在觉醒；陈忠实更注重文化密码的破解，张俊彪更注重存在谜题的勘探。 这些比较不是要分出高下，而是揭示差异中的独创。张俊彪的小说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认知中国现代经验的坐标系——它不满足于讲述“发生了什么”，更要追问“这一切对人意味着什么”；不满足于描绘社会的变迁，更要勘探在这种变迁中人的精神可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
8.1.3 乡土/西部文学维度：地域的超越者
在中国乡土文学与西部文学谱系中，张俊彪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他是最地道的乡土之子，又是最彻底的超越者。他的陇东叙事，完成了一次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惊人飞跃。 西部文学中的“精神高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西部文学，常以雄奇的自然景观、坚韧的生命力、粗犷的风格为特征。张俊彪的西部书写，包含了这些元素，但又远远超越了它们。 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将西部自然景观内在化、精神化、象征化。黄土高原在他笔下，不是奇观的展示，而是精神的显形： “塬不是地理概念，是心理状态——一种承受千年风雨而不垮的坚韧；沟不是地貌特征，是时间形态——历史在土地上刻下的记忆褶皱；风不是气候现象，是声音的考古——里面混杂着秦腔的悲怆、信天游的苍凉、革命口号的回声、市场叫卖的喧嚣。”（《陇东地理志》） 这种书写，使地域特征升华为人类精神的地理。读者在他的文字中，看到的不仅是西北的旱塬，更是人类在严酷环境中保持尊严的可能；听到的不仅是塞外的风，更是历史在时间中的低语。 更重要的是，张俊彪打破了西部文学常见的“苦难崇拜”与“原始赞美”的窠臼。他不美化苦难，而是揭示苦难如何既能摧毁人也能成就人；他不神话原始，而是展现传统如何在现代转型中既失落又新生。他的西部是辩证的西部、复杂的西部、现代的西部。 乡土中国的存在论地图 从更大的乡土文学脉络看，张俊彪的贡献在于绘制了一幅乡土中国的存在论地图。这幅地图有三个坐标轴： 纵向的历史轴：他的乡土不是静止的田园，而是经历了革命、土改、集体化、改革开放剧烈变动的历史场域。这种历史动态性，使他区别于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那些相对静止的乡土世界。 横向的空间轴：他的乡土始终在与城市、与国家、与全球对话。从陇东到深圳的迁徙，不仅是地理移动，更是文化坐标的转换。这种空间开放性，使他区别于那些封闭的地方主义写作。 垂直的精神轴：这是他最独特的贡献——在乡土经验中开掘存在论的深度。饥饿、劳动、血缘、死亡这些最基本的乡土经验，在他笔下都获得了形而上学的重量。例如对“饥饿”的描写，就从生理感受上升到存在体验：“饥饿让人明白，人首先是一个需要填充的空洞，然后才是其他。所有文化、理想、爱情，都建立在这个空洞之上。忘记这一点，就会变得虚伪。” 这幅存在论地图的意义在于，它使乡土经验不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的”“怀旧的”，而成为理解人类基本境遇的普遍入口。一个从未到过中国西北的外国读者，也能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人类共通的生存体验——对根源的渴望、对意义的追寻、对有限性的抗争。 “超越地域”的方法论 张俊彪“从地域出发又超越地域”的成就，源于一套独特的方法论： 第一，具体性的深耕：他从不空谈普遍性，而是深深扎根于陇东最具体的细节——土壤的颜色、作物的特性、方言的韵律、民俗的细节。因为他知道，只有具体到不可替代，才可能普遍到人人共鸣。 第二，象征化的提炼：他将具体细节转化为象征符号。窑洞不仅是住所，还是子宫与坟墓的隐喻；农具不仅是工具，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物化；节气不仅是时间刻度，还是生命节奏的呼应。 第三，对话性的结构：他让乡土经验始终处于对话状态——与传统对话，与现代对话，与城市对话，与全球对话。这种对话不是简单的比较或对立，而是在差异中寻找联系，在冲突中探索综合。 这套方法论，为如何处理“地域性与普遍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范例。
8.1.4 诗性写作传统：贯通与升华
在中国文学的诗性传统中，张俊彪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诗性从一种文体特征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从一种表达风格转化为一种存在方式。他的诗性写作，贯通了所有文体，最终升华为一种审美伦理。 抒情传统的现代承续 中国文学有着强大的抒情传统，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现代文学中的抒情小说、散文、诗歌。张俊彪的创作，是这一传统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重要延续与发展。 他的承续体现在几个层面： 意象的传承与创新：他继承了古典诗歌意象的凝练与多义，如“月”“松”“山”“水”等，但赋予其现代经验的内涵。同时创造了大量新意象，如“日环食”“曼陀罗”“移民”“特区”等，拓展了汉语诗歌意象的谱系。 意境的现代表达：他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古典意境，但将其置于现代生活的复杂语境中。在他的散文中，即使是描写深圳的证券交易所，也能营造出“在喧嚣中见寂静，在变动中见永恒”的现代意境。 节奏的内在化：他将古典诗词的韵律节奏，内化为散文、小说、传记的内在呼吸。他的长句如长河奔流，短句如金石铿锵，停顿如书法飞白，共同构成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语言音乐。 但张俊彪不只是传承者，更是转化者。他将抒情传统从文人雅趣、个人感怀，转化为对历史苦难的承担、对存在困境的凝视、对集体记忆的守护。他的抒情，是有重量的抒情、有责任的抒情、有思想的抒情。 “诗性”作为跨文体美学 张俊彪最突出的贡献，是建立了“诗性”作为跨文体美学的典范。在他这里，诗性不是诗歌的专利，而是所有优秀文学的内在品质；不是装饰性的修辞，而是认知性的光亮。 这种跨文体诗性体现在： 在传记中：诗性表现为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对历史事件的“审美之观照”。他的革命传记之所以动人，不仅因为史料扎实，更因为他用诗性的眼光看到了历史洪流中个体生命的悲欢、理想的光芒、牺牲的重量。 在小说中：诗性表现为对现实的多维透视、对存在的形上追问、对语言的极致锤炼。《幻化》三部曲的哲学深度，正是通过诗性的意象、节奏、结构来实现的，而非抽象的哲学论述。 在散文中：诗性表现为对日常经验的升华、对记忆碎片的整合、对情感体验的提纯。他写饥饿、写乡愁、写行走，总能从最个人的经验中开掘出普遍的人类境遇。 这种跨文体的诗性实践，打破了文体等级的旧观念（诗歌最高，小说次之，散文又次之），证明了任何文体都可能达到诗的高度，只要作者拥有诗的心灵与诗的技艺。这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文体的选择不应受等级限制，而应根据表达的需要；任何文体都有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关键在于作家能否将诗性精神灌注其中。 诗性伦理的构建 最终，张俊彪的诗性写作指向了一种诗性伦理的构建。这种伦理的核心是：通过审美抵达真实，通过创造实现救赎，通过语言建立共同体。 在他的作品中，诗性不仅是形式的美，更是道德的善与存在的真。描写苦难时的克制与尊严，回忆历史时的悲悯与清醒，面对现代时的反思与希望——这些都是诗性伦理的具体体现。 这种诗性伦理，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具有特殊价值。在一个信息爆炸但意义匮乏、娱乐至上但深度缺失的时代，张俊彪的实践提醒我们：文学不仅仅是消遣或批判，更可以是一种精神的修炼、一种存在的澄明、一种共同体的缔造。他的诗性写作，为抵抗文化的平庸化、商业化、碎片化，提供了一种高贵而有效的可能性。
8.2 精神价值的当代回响
8.2.1 “人民性”书写的深化与革新
张俊彪的创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供了深化的范例与革新的路径。他的“人民性”不是口号式的标签，而是渗透在题材选择、视角确立、情感态度、价值立场各个层面的实践。 “从下往上看”的历史视角 张俊彪的历史书写，始终保持着“从下往上看”的视角。这种视角的革新性在于： 第一，关注历史的承受者而不仅仅是创造者。在革命历史传记中，他不仅写将领的决策，更写士兵的体验、民众的牺牲、受冤屈者的命运。这种视角还原了历史的完整肌理——历史不仅是英雄的舞台，更是无数普通人的生命现场。 第二，倾听被历史湮没的声音。他通过口述史、档案挖掘、实地踏勘，让那些在官方历史中沉默的群体（西路军女战士、被错杀的干部、受冲击的知识分子）重新发声。这种工作不仅是历史研究，更是记忆正义的实践——给无声者以声音，给无名者以名字，给被遗忘者以记忆。 第三，在历史评价中引入底层伦理。他不满足于政治正确或史学定论，而是从普通人的生存体验、道德感受出发，重新审视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意义。例如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他既看其政治功过，也看其对普通士兵、百姓的态度，看其在权力面前能否保持基本的人性与良知。 这种“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在今天的历史写作与文化生产中依然稀缺。在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断裂、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对立的语境中，张俊彪的实践提示了一条弥合之路：历史应该既是国家的记忆，也是个人的记忆；既是胜利者的记录，也是受难者的见证。 “边缘”作为思想资源 张俊彪一生关注边缘——地理的边缘（陇东）、政治的边缘（受冤屈者）、文化的边缘（乡土）、经济的边缘（底层）。但他不是简单地“为边缘代言”，而是将边缘经验转化为思想资源与文化创造力。 他的实践证明：边缘不是缺陷，而是独特的视角；不是匮乏，而是另一种丰富。从陇东看中国，能看到中心容易忽视的坚韧与真实；从受难者看革命，能看到理想容易遗忘的代价与教训；从乡土看现代，能看到发展容易忽略的根脉与代价。 在当代文化越来越同质化、越来越中心化的趋势下，张俊彪对边缘的关注具有重要的批判意义。他提醒我们：文化的活力往往来自边缘与中心的张力，思想的突破常常始于被忽视的角落，艺术的创新每每源于非主流的经验。保护边缘，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倾听边缘，就是倾听历史的完整性；学习边缘，就是学习生存的智慧。 “苦难”的美学转化与伦理承担 张俊彪的作品充满了苦难记忆，但他处理苦难的方式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 第一，不消费苦难。他不把苦难作为煽情的工具、猎奇的对象、道德的资本，而是作为理解人性深度、历史复杂性、存在重量的严肃课题。 第二，不美化苦难。他不把苦难浪漫化为“精神的财富”“民族的脊梁”，而是直面苦难的残酷性、非理性、创伤性。但他同时揭示：正是在不美化苦难的前提下，人类在苦难中保持的尊严、勇气、同情才显得真实而可贵。 第三，将苦难转化为美学的沉思与伦理的召唤。他的苦难书写，最终指向的不是悲伤或愤怒，而是理解与承担；不是控诉或逃避，而是记忆与超越。 在当代社会，苦难以各种新的形式存在（精神困境、意义危机、生态灾难、社会不公），但文化对苦难的表现却常常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是廉价的同情与煽情，要么是冷漠的回避与娱乐化。张俊彪的苦难美学，提供了一种尊严的、深思的、有建设性的苦难表达范式——它让读者在感受苦难的同时，不被苦难压垮，而是获得理解苦难的智慧与改变苦难的勇气。
8.2.2 知识分子担当的典范意义
张俊彪的一生，为“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提供了丰富的诠释。他的实践打破了关于知识分子的许多刻板印象，展现了一种更完整、更坚实、更具建设性的担当模式。 “批判”与“建设”的辩证统一 在流行的知识分子想象中，批判性常被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甚至唯一特征。张俊彪的实践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批判与建设的辩证统一。 他的批判是深刻的——对历史不公的揭露，对权力异化的剖析，对现代性困境的警觉。但这种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不是站在高处的指责，而是源于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爱，指向更好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他将批判转化为建设。在文学创作中，他通过“为受冤屈者立传”建设历史的正义，通过“幻化现实主义”建设认知的深度，通过诗性写作建设精神的家园。在文化实践中，他在深圳推动制度建设、平台搭建、人才培养，将文化理想转化为具体的文化生产力。 这种批判与建设的统一，对当代知识分子具有重要启示：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仅仅批判是不够的，还需要建设的智慧与耐心；但离开批判的建设可能是盲目的，失去建设方向的批判可能是虚无的。真正的担当，是在批判中建设，在建设中批判。 “体制内”与“独立性”的创造性张力 张俊彪长期在体制内工作（军人、作家协会、文联领导），但他的创作与实践始终保持了高度的精神独立。这种“体制内的独立性”，打破了“体制即依附”“独立必在野”的简单二分。 他的经验表明：体制不必然是创造性的桎梏，也可能成为实践的平台；独立性不必然意味着对抗，也可以是在共同目标下的差异思考与建设性对话。关键在于保持精神的清醒与价值的坚守。 在深圳文联工作期间，他利用体制资源推动文化创新，同时又始终保持对市场化、商业化、功利化的警惕与抵制；他执行“主旋律”要求，但又创造性拓宽“主旋律”的边界与内涵；他在体制内获得认可，但从不以牺牲艺术标准或独立思考为代价。 这种“体制内的独立性”，对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大量在高校、研究机构、文化单位工作的知识人——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它提示了一种可能：在体制的框架内，依然可以保持精神的自由；在合作的前提下，依然可以坚持批判的思考；在现实的约束下，依然可以追求理想的高度。 “知行合一”的现代表范 张俊彪最可贵的是，他实现了文学与人生的统一、言说与行动的一致、审美与伦理的融合。他的创作是他生命的延伸，他的行动是他思想的实践。 这种“知行合一”表现在： 写作即修行：他将写作视为理解世界、安顿自我、服务他人的修行方式。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是一次精神的探索与人格的锤炼。 行动即写作：他将文化行政工作、艺术捐赠等实践，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写作”——不是用笔墨在纸上写，而是用行动在大地上写，写制度、写平台、写传承。 人格即作品：他最终留下的最伟大的“作品”，或许不是某一本书，而是他完整的人格——那种从黄土地生长出来的坚韧，在历史反思中获得的清醒，在文化担当中体现的奉献，在归根行动中完成的圆融。 在这个“人格分裂”成为常态（说的与做的不一，公开的与私下的不一，年轻的与年老的不一）的时代，张俊彪的“知行合一”具有罕见的道德力量与美学魅力。它证明：一个作家可以不仅是文字的创造者，更是人格的塑造者；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价值的践行者。
8.2.3 历史记忆的守护、反思与传承
在历史虚无主义有所抬头、历史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张俊彪的历史书写提供了记忆的守护、反思的深度、传承的智慧三重宝贵资源。 作为“记忆守护者”的伦理 张俊彪的传记写作，是一种自觉的“记忆守护”。这种守护的伦理基础是：遗忘不仅是知识的损失，更是道德的亏欠；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保存，更是对未来的责任。 他守护的记忆具有特殊价值： 被遮蔽的记忆：那些因政治原因被压抑的历史片段（如西路军的真相、某些革命者的冤屈）。 边缘的记忆：那些在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个体经验、群体命运。 创伤的记忆：那些民族经历的苦难与错误，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重演。 这种记忆守护，在当代具有紧迫意义。当历史被简化为数字、被娱乐化为剧情、被工具化为口号时，张俊彪式的严肃记忆工作提醒我们：历史需要敬畏，记忆需要尊严，过去需要诚实面对。 作为“历史反思者”的深度 张俊彪不仅是记忆的守护者，更是深刻的反思者。他的反思特点在于： 第一，复杂性思维：他拒绝简单的善恶二分、进步倒退的线性史观，而是展现历史的复杂肌理——理想与现实、动机与结果、个体与结构、必然与偶然的复杂互动。 第二，人性维度：他的历史反思始终以人性为尺度。他追问：在历史洪流中，人如何保持尊严？权力如何异化人性？理想如何在现实中变形？苦难如何锻造或摧毁人格？ 第三，未来导向：他的反思不是为了沉浸过去，而是为了照亮未来。他说：“我们反思历史，不是为了指责前人，而是为了警示今人；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建设更好的未来。” 这种深度的历史反思，是对当下两种倾向的纠正：一种是浅薄的历史乐观主义（认为一切都在进步，过去的问题已解决），另一种是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一切都没有意义，历史只是循环或混乱）。张俊彪告诉我们：历史需要清醒的审视，既看到光明也看到阴影，既承认进步也铭记代价，既珍惜成就也反思错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习，而不是重复历史。 作为“文化传承者”的智慧 张俊彪晚年的艺术捐赠，将历史记忆的守护与反思，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主动的文化传承。这种传承的智慧在于： 物质化传承：将无形的记忆、思想、精神，物化为书籍、手稿、实物，使它们能够跨越时间被后人接触、研究、激活。 机构化传承：通过建立文学艺术馆，将个人收藏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 活化传承：他设计的艺术馆功能，不是将文化冻结在博物馆，而是让其成为活态传承、创新转化的基地。 这种传承模式，为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当下与未来、保存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创造性范例。它提示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简单的保存，而是创造性的转化；不是被动的延续，而是主动的赋予新生命。
8.2.4 乡土情怀与全球视野的辩证
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处理本土与全球、传统与现代、根源与开放的关系，是每个人面临的挑战。张俊彪的一生——从陇东到深圳，从黄土地到摩天楼——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生动的辩证。 “有根的开放” 张俊彪的实践展示了“有根的开放”的可能性。他一生都在开放——向革命理想开放，向现代文学开放，向特区经验开放，向全球文化开放。但这种开放始终有根：文化的根在陇东黄土地，价值的根在人民与正义，精神的根在文学与思想。 因为有根，他的开放不是随波逐流、不是丧失自我、不是价值相对。相反，根给了他开放的底气与选择的标准——他知道自己要吸收什么、拒绝什么、转化什么。 这种“有根的开放”，是对两种极端倾向的超越：一种是封闭的本土主义（拒绝外来，固守传统），一种是无根的全球主义（丧失自我，全盘接受）。张俊彪的道路提示：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封闭排外，而是在开放中保持主体性；真正的文化活力，不是固守传统，而是在创新中延续血脉。 “在地的全球性” 张俊彪的创作，特别是深圳时期的思考，触及了“在地的全球性”这一重要命题。他意识到：全球化不是消除地方性，而是在地方性中呈现全球性；现代性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传统中生长现代。 在深圳这个全球化前沿，他推动的文化建设始终注重“在地性”：移民文化是基于深圳特殊人口结构的在地思考，打工文学是基于深圳经济形态的在地表达，窗口文化是基于深圳地理位置的在地定位。但这些在地思考，又都指向全球性议题：移民是全球现象，劳工权利是全球议题，文化对话是全球需要。 这种“在地的全球性”视角，对当代文化创造具有方法论意义。它告诉我们：要思考全球问题，不必脱离具体情境；要参与全球对话，不必放弃地方特色。最全球的，可能正是最在地的——因为人类共同的经验，总是通过具体的生命、具体的地方、具体的文化来体现。 “双向透视”的文化姿态 张俊彪提出的“窗口文化”，本质是一种“双向透视”的文化姿态：既从中国看世界，也从世界看中国；既从乡土看现代，也从现代看乡土；既从历史看当下，也从当下看历史。 这种双向透视，避免了单一视角的局限与偏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这种双向透视的娴熟运用： 在革命历史书写中：既从今天的历史认知回望过去，理解历史的必然与代价；也从过去的具体情境理解当时的选择与困境。 在乡土叙事中：既从现代价值观审视传统的局限，也从传统智慧反思现代的缺失。 在深港文化互动中：既从深圳看香港的成熟与局限，也从香港看深圳的活力与混乱。 这种双向透视的文化姿态，在信息爆炸但视野狭隘、交流频繁但理解肤浅的今天，尤为珍贵。它提示我们：真正的理解需要视角的移动，真正的对话需要位置的交换，真正的智慧需要多重的观照。
8.3 研究展望与未尽话题
尽管我们已经对张俊彪的创作与实践进行了多维度考察，但他的文学世界与精神遗产依然有大量未勘探的矿藏。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深入：
8.3.1 文本细读的深化空间 未刊稿与修改过程研究
张俊彪捐赠的手稿中包含大量未刊稿、日记、书信、创作笔记。这些材料是理解他创作过程、思想演变、艺术探索的宝贵资源。未来的研究可以： 通过手稿比对，复原重要作品的修改过程，看一个句子如何从初稿到定稿，一个思想如何从模糊到清晰，一种风格如何从尝试到成熟。 研究未刊稿中的“另一条道路”，看他放弃了哪些创作可能，这些放弃是由于艺术考虑、政治约束还是个人选择？ 通过日记与书信，重建他的精神世界与交流网络，看他与同时代作家、学者、文化官员的互动如何影响他的创作与思考。 语言风格的系统研究 张俊彪的语言极具特色，但尚未有系统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深入： 计量语言学分析：统计他的词汇选择、句式结构、修辞偏好，看其语言特质的具体表现。 比较语言学分析：比较他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不同题材作品的语言变化，看语言如何随经验与思考的深化而演变。 翻译研究：他的作品有多少被翻译？翻译过程中哪些特质被保留、丢失、转化？这反映了跨文化理解中的哪些问题？
8.3.2 比较研究的拓展 与国际作家的对话
将张俊彪置于世界文学的视野中，与有类似经历的作家比较，可以发现新的意义： 与东欧作家比较：如米兰·昆德拉（流亡与记忆）、赫塔·米勒（创伤与语言），看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作家如何处理历史记忆。 与后殖民作家比较：如奈保尔、库切，看来自“边缘”地区的作家如何书写现代性经验。 与传记大师比较：如茨威格、莫洛亚，看不同传记传统中的文学与历史关系。 跨艺术门类比较 张俊彪的文学创作与电影、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有诸多可对话处： 与第五代导演比较：如张艺谋、陈凯歌，看文学与电影如何表现乡土中国与历史创伤。 与当代艺术家比较：看文学中的乡土意象与当代艺术中的乡土表达有何异同。 与音乐比较：他的语言节奏与民谣、交响乐等音乐形式的潜在关联。
8.3.3 理论阐释的新可能 创伤记忆理论的运用
张俊彪的作品涉及大量历史创伤，可以运用创伤记忆理论进行深入阐释： 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的转化机制：他如何将家庭、个人的创伤经验，转化为对民族集体创伤的思考与表达？ 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他的写作如何体现创伤在代际间的传递与转化？ 创伤叙述的治疗功能：他的创作对他自己、对读者、对社会可能具有怎样的治疗作用？ 空间理论的深化 虽然我们已讨论了他的空间诗学，但还有深化空间： 文学地理学的系统建构：他的作品中的地理空间（陇东、河西走廊、深圳）如何构成一套完整的文学地理学？ 空间与权力的关系：他笔下的窑洞、监狱、城市、特区等空间，如何体现权力的运作与抵抗？ 移民的空间经验：他对“出走与回望”的书写，如何揭示了现代中国人的空间经验与文化认同？
8.3.4 文化实践的综合研究 深圳文化政策的微观史
张俊彪在深圳的文化实践，可以作为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文化政策的微观案例： 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他提出的理念如何转化为具体政策？在实施中遇到哪些阻力与调整？ 体制创新的细节：他推动的制度改革具体如何操作？效果如何评估？ 个人与制度的互动：在多大程度上他的成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在多大程度上是制度允许的空间？ 艺术捐赠的社会学分析 他的捐赠行为可以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学视野中考察： 文化资本的社会流动：个人的文化积累如何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本？这种转化需要哪些社会条件？ 地方文化生态的影响：他的捐赠对正宁县的文化生态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复制？ 知识分子与地方关系的重构：他的实践为知识分子与故乡的关系提供了什么新模式？
8.3.5 接受史与影响研究读者反应的代际差异
研究不同代际、不同背景的读者如何接受张俊彪的作品： 同时代读者的反应：他的作品出版时的接受情况如何？评论界如何评价？ 年轻读者的接受：在今天，年轻人如何阅读他的作品？哪些部分引起共鸣，哪些部分产生隔阂？ 地域差异的接受：陇东读者、深圳读者、其他地区读者对他的作品反应有何不同？ 对后来创作的影响 张俊彪对后来的作家、艺术家、文化工作者产生了哪些影响： 对甘肃/西部作家的影响：他的创作如何影响了后来的西部文学？ 对传记写作的影响：他的“新传记体”是否有传承者？ 对文化行政工作者的影响：他的深圳经验是否被其他地区的文化工作者借鉴？
当我们完成这趟穿越张俊彪文学世界与精神历程的漫长旅程，最后驻足回望，那个最初的问题——“张俊彪是谁？”——已经获得了丰富而多层的回答。 他是历史记忆的守护者，用文字为被遗忘者建立纪念碑，用档案为被遮蔽者恢复名誉，用思考为集体创伤寻找理解与超越的途径。 他是现实主义的炼金术士，在坚实的社会历史描写中注入存在的追问，在具体的中国经验中开掘普遍的哲学意蕴，在传统的文学形式中进行先锋的艺术实验。 他是乡土中国的存在论勘探者，将陇东黄土地从地理坐标升华为精神坐标，将个人乡愁转化为文化反思，将地方经验提炼为人类共通的生存智慧。 他是诗性美学的贯通者，让诗思照亮所有文体，让诗情温暖所有题材，让诗意提升所有表达，最终构建了一种完整而崇高的诗性伦理。 他是体制内的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约束中寻找创造空间，在行政工作中坚持文化本位，在市场经济中守护精神价值，证明了批判与建设、独立与合作、理想与现实可以辩证统一。 他是归根的实践者，用一生的收藏完成对故乡的文化反哺，用晚年的捐赠实现精神的完整循环，用艺术馆的建立开启记忆的永恒传承。 这个多维的文化坐标，不仅定位了张俊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独特位置，更为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系。 他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写了什么，更在于他如何写——如何将苦难转化为美，将记忆升华为思，将经验提炼为诗；不仅在于他做了什么，更在于他为何做——为何在历史禁区中坚持真相，为何在文化沙漠中培育绿洲，为何在功成名就后选择归根。 最终，张俊彪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更是一种完整人格的示范——那种从底层生长的坚韧，在历史中获得的清醒，在创作中达到的深度，在奉献中完成的圆融。这种人格，在浮躁功利的世界里，如同一座沉默的山，提醒我们：文学可以多么庄严，生命可以多么深厚，精神可以多么高贵。 他的作品可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被重新评价，他的具体贡献可能会被新的成就所超越，但他所代表的那种对真实的忠诚、对美的追求、对善的实践、对根的坚守，将永远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维度。 在这个意义上，张俊彪不仅是一个需要被重新发现的作家，更是一个需要被不断重温的精神坐标。每一次阅读他的作品，每一次思考他的实践，都是一次精神的校准——校准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坚守理想，如何完成自我。 这个从黄土地出发，穿越革命烽火、特区风云，最终又回归精神原乡的文化坐标，将继续在时空深处发出回响。那回声里，有陇原的风、南海的浪、历史的叹息、文学的星光，还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完整而庄严的一生： 在有限的时空中，活出了无限的深度；在具体的境遇里，抵达了普遍的高度；在个人的命运中，承载了集体的记忆；在文字的创造外，完成了人格的创造。 这，就是张俊彪。这，就是我们为何需要张俊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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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26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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